三通漆黑的新碑在后周世宗庆陵的墓冢前鼎足而立，占尽陵区最显眼的位置：神道右前侧的碑上刻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周皇陵”，落款是河南省文物局、新郑市人民政府；神道左前侧的碑上刻着“党员干部廉政建设教育基地”，落款是“中共新郑市纪委检查委员会、中共新郑市委宣传部”；墓冢前面的碑上刻着“周世宗陵”，落款是“新郑市人民政府”，其背面有碑文记述世宗的生平事迹，落款是中共新郑市委书记某某某、新郑市人民政府市长某某某。

　　新碑的后面竖立着３列共２８通明清皇帝祭祀世宗的祭文碑、祝文碑，还有许多明清皇帝祭祀世宗的御制祭文碑、祝文碑残碑匍匐在地。“这些残碑大都是乾隆六十年之前的，都是珍贵的文物呀！”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员、郑州大学升达学院教授郭殿忱在审视残碑后对记者说，“这些残碑，应该很好地保护起来呀！”

    明清皇帝均祭世宗

　　“呜呼，五代之乱极矣……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

　　五代５４年，换了十几个皇帝，神圣不容侵犯的皇权，变成只要有兵权就可以乱抢的东西。其时战乱频仍，经济崩溃，一斗米值七千钱，以致饥民烧人粪、煮死尸吃。父亲自食其子，别人来争食其肉，父亲竟然说：“此吾子也，汝安得而食之！”当此时也，人肉每斤要价一百钱，狗肉每斤要价五百钱，人肉比狗肉还贱得多。

　　哎呀，五代可以说混乱到极点了，这也许就是《易传》里所说的“天地不通，贤人隐没”的时代吧。

　　这是个天崩地裂的时代，这个时代造就的第一位大英雄，就是被誉为“五代第一明君”的柴荣，柴荣为赵匡胤，也为那时的中国，几乎铺就了重新走向统一的阳关大道，诚如《旧五代史》的著述者所言：“世宗顷在仄微，尤务韬晦……（登基后）不日破高平（今山西高平）之阵，逾年复秦（今甘肃天水）、凤（今陕西凤县东）之封，江北、燕南，取之如拾芥，神武雄略，乃一代之英主也……故帝驾驭豪杰，失则明言之，功则厚赏之，文武参用，莫不服其明而怀其恩也……逮至末年……悯黎民之劳苦，盖有意于康济矣。而降年不永，美志不就，悲夫！”世宗柴荣是一位志在四方、有能力收拾旧河山的“一代之英主”，可惜的是在３９岁时就离开了他７岁的儿子柴宗训……

　　世宗常常担心以太快的速度一统天下会导致功败垂成，有一天他向精通术数的宰相王朴询问：“朕当得几年？”王朴答：“臣固陋，辄以所学推之，３０年后非所知也。”世宗大喜：“若如卿言，寡人当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足矣。”然而天不假年，命运只给了他６年驾驭这个混乱到极点的时代的时间，他的光荣与梦想都留给了他的义弟赵匡胤。赵匡胤和柴荣一样３３岁当上皇帝，但他当政１７年，奠定了赵宋王朝走向稳定与繁荣的基础。

　　光荣属于赵匡胤，但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开国之后（洪武三年），却御制祭文祭祀柴荣，这是为什么呢？

　　“这和孙中山在中华民国成立、清帝退位后就祭告朱元璋的孝陵是一样的，他们都是在‘续正统’。”郭殿忱教授说，“我们通常说‘五代十六国’，这‘代’本身就代表着‘正统’。自朱温的后梁代唐之后，北方的五代王朝延续的是‘正统’，都志在统一天下，但缺乏实力；南方的诸国只是分支，只是在中央政府不能有效控制的情况下宣告‘独立’了。唐宋之间的这次动荡，和两汉、隋唐之间的那次动荡不一样，那一次是晋人南迁，南方延续了‘正统’。朱元璋‘继绝世，续正统’时，选择祭祀柴荣的原因之一就是五代王朝延续着‘正统’，而柴荣是五代第一明君，不祭祀他，又能去祭祀谁呀！朱元璋一这么做，大清的皇帝就只好跟进了。”
　　柴荣是五代诸帝的代表人物，从朱元璋到溥仪（自洪武三年即公元１３７０年至宣统元年即公元１９０９年），明清的皇帝对其祭祀不断。庆陵之前的御制祭文碑、祝文碑书写的是中华民族绵延不绝、弦歌有序的历史，而宋陵祭碑的荡然无存使得庆陵祭碑显得更加珍贵。

　　其实，庆陵祭碑也历尽浩劫。“据说，冯玉祥主政河南时，他的一个军官曾令士兵每人抱一个石碑，想搞清庆陵到底有多少祭碑，结果查了３次，也没弄清这儿到底有多少石碑。”河南大学教授胡振亚说，“不是数量多得查不过来，其实也就１００多通，只是因为倒掉的、埋在地里露个头儿的很多，所以不好查清。查了３次，得到了３个不同的结果，所以最终也没弄清这儿到底有多少石碑。”如今，文献上记载的朱元璋的祭碑已经不知去向，现存最早的祭碑是明宣德元年（公元１４２６年）的，最晚的是宣统元年（公元１９０９年）的。现存的石碑或立或伏，或全或残，记者也没能查清有多少。先前的，即《郑州市文物志》上说庆陵前有祭碑３５通；稍后的，即２０００年后周皇陵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材料上说，这里有祭碑２８通。

　　从老照片上看，原来祭碑都是散布在陵前。如今，祭碑很规矩地被排成三列，置放在陵前，但以祭碑的年代看，这规矩的排列反而变成了杂乱的无序。在很多祭碑上，“郑州知事某某”等“父母官”的名字被人为地划掉，而新立的碑上，“书记某某”的名字也被划伤。“这还不是大问题。民国年间打仗的时候，很多碑被拉去做了防御工事；‘文化大革命’期间，有的石碑又被拉去烧石灰了。现在的祭碑都是从村民的猪圈、房基等处清理回来的，它们能存留下来，是很幸运的。”胡振亚教授说。

　　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年代，庆陵墓冢还被开发成梯田，种过玉米，原来冢高约有２０米，现在也就剩１０多米。胡振亚教授说：“我小的时候，这儿的古柏还很多，还残存有大门。柴荣死后，没有建陵园，只堆了个墓冢，陵园是明代建造的。据记载，陵园呈方形，长、宽各约２００米，总面积４万平方米。陵园四周有砖墙，高约２米。南大门高约４米，宽约３米，门额悬匾，大门左右各有一小门。进入大门，宽约３米、长约８０米的砖铺神道直通墓前祭坛。祭坛呈方形，高约１米，面积约３３０平方米，砖砌而成。这祭坛的位置，就在如今这立碑的地方。”

　　民国初年，庆陵陵园毁于战火。虽然可惜，但这也许正遂了柴荣的愿，因为他本就无意为自己营造什么劳民伤财的陵园。

    下诏“毁佛”以救天下

　　野草爬遍神道，荆棘装点墓冢；冢的四边是开满紫色小花的大片苜蓿，黄蝴蝶、白蝴蝶飞舞其间；冢上一棵孤零零的野槐树直插宁静而湛蓝的天，禅趣盎然。

　　这就是被佛教界万世咒骂的“三武一宗”中的“一宗”———后周世宗柴荣安息的地方。历代帝王禁佛者共有四人：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后周世宗柴荣，史称“三武一宗”。

　　后周世宗即位第二年，即下诏“毁佛”，诏曰：“释氏贞宗，圣人妙道，助世劝善，其利甚优……近览诸州奏闻，继有缁徒犯法，盖无科禁……创修寺院，渐至繁多，乡村之中其弊转甚。漏网背军之辈，苟剃削以逃刑；行奸为盗之徒，托住持而隐恶……”“曾有罪犯，遭官司刑责之人，及弃背父母、逃亡奴婢、奸人细作、恶逆徒党、山林亡命、未获贼徒、负罪潜窜人等，并不得出家剃头。”“僧尼俗士，自前多有舍身、烧臂、炼指、钉截手足、带铃挂灯诸般毁坏身体、戏弄道具、符禁左道、妄称变现还魂坐化、圣水圣灯妖幻之类，皆是聚众眩惑流俗，今后一切止绝……”

　　这份诏书，实在不含什么过激的成分，而其结果却是废寺院３０３３６所（所存寺院２６９４所），还俗僧尼６１２００人。世宗因此招来万世咒骂，佛家称此次“浩劫”为“法难”。

　　以今天的眼光看，如果没有此次“法难”，混乱到了极点的五代将会走向更大的混乱。

　　是时，佛教已经成为社会的大蠹虫———寺院占有土地和劳力，僧尼不耕不织，虚耗国力。同时，寺院还销熔大量铜器乃至钱币铸造佛像，致使铜价上涨，钱币奇缺。

　　“毁佛”为后周“赚”回了大批土地和劳力，但面对世宗新的销熔佛像的命令，几乎所有人都持反对态度，世宗答疑解惑曰：“平定乱世乃千秋功业，佛家曾言如有益于世人，手眼尚且可布施，区区铜像又何足道！”众人哑然。就在上下“毁佛”之时，突传镇州有一尊观音像显灵，谁也不敢动手毁掉。于是，世宗亲赴镇州，拿起斧头向其劈头盖脑地砍去。旁观者都为他提心吊胆，世宗却坦然沉着。
　　世宗身体力行，毁佛铸钱的计划得以实行，熊熊的烈火把铜佛像化成铜水，铸出一个个钱币。“毁佛”增强了后周的力量，稳定了后周的政治。由此，中原地区的社会秩序日益安定，经济有所发展，后周逐渐强大起来，这为后来赵宋王朝统一全国提供了物质基础。

　　“三武一宗”在佛教史上早已是定案，但现在看来，“三武”毁佛与“一宗”毁佛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唐武宗的《废佛诏》曰：“朕闻三代以前，未尝言佛。汉魏之后，佛教浸兴……传此异俗……以至于蠹耗国风而渐不觉……坏法害人，无逾此道……况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祸乱，以文理华夏，执此二柄，足以经邦，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我抗衡哉……”这《废佛诏》写得妄自尊大，鼠目寸光，搞的是“闭关锁国”、不吸收人类优秀文化的政策，哪里有一点大唐气魄！

　　“三武”毁佛的目的，或是“与佛争利”，或是为壮大儒家，或是为支持道教，让“法难”演化为“国难”，国家自此走向下坡路，至少没让国家步入健康的道路。而世宗“毁佛”，诚如其诏所言：“将隆教法，须辨否臧；宜举旧章，用革前弊。”这话看上去怎么也不是毁佛，而是进行佛教改革呀！也因此，世宗还下诏说：“男子女子如有志愿出家者……男年十五以上，念得经文一百纸，或读得经文五百纸，女年十三以上，念得经文七十纸，或读得经文三百纸者……”佛教队伍素质的提高，无疑对其健康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怎么是“毁佛”呢？佛教如若不在健康的轨道上发展，世宗不毁，它也会自灭。

　　世宗不与民争利，未建陵园，他的庆陵只是一抔黄土，所以庆陵成为“党员干部廉政建设教育基地”。其实，世宗的简葬是学自他的义父后周太祖郭威———请看“后周皇陵的重与轻”系列之三：《瓦棺纸衣葬开国皇帝》。【原标题：新碑残碣唱一代英主 “后周皇陵的重与轻”系列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