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韩故城曾经商铺林立

　　一个楚国商人到郑国，在著名的奎市，他租下一个铺面做起了珠宝生意，郑国的税率很低，市场活跃，人们的购买力强，吸引了众多“外商”到来。这个楚国人很善于包装自己的产品，他装宝珠的匣子选用上等的木兰做成，用桂椒熏蒸了，又在匣子上缀上珠玉和翡翠，看上去很漂亮。一个郑国人买下了一匣子宝珠，却把里面的宝珠还给了楚国商人，只带走了匣子。

　　韩非的这则有名的寓言故事《买椟还珠》，意在讽刺那些舍本逐末的人。韩非写的寓言很多，《守株待兔》、《滥竽充数》、《郑人买履》等等，情节简单，故事夸张而含义深刻。有意思的是，和郑国人有关的《买椟还珠》、《郑人买履》等都和商业有关，无意之间，韩非的寓言透露了一个信息：郑国是个商业发达的地方。

　　据史料记载，进郑国东门，就是奎路，奎就是大的意思，据说这条路能并行九辆马车，在路的两边大树成荫，树阴下，既有林立的商业店铺，又有热闹的马路市场，这就是著名的奎市。市场上本地出产的日用品应有尽有，外地奇特的商品琳琅满目，少男少女、家庭主妇熙熙攘攘地来往，尽情地享受购物的乐趣。善于经营的郑韩商人，也常常走出“国门”，到各个诸侯国去做生意。如《弦高救郑》，就是写弦高在贩牛去洛阳的途中，放下生意不做，为国立下了大功的故事。

    贵族厚葬之风留存文物

　　郑韩古国的富足，时隔２０００多年我们仍能感觉到。在这里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文物之多、品位之高闻名全国，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袁广阔认为，河南是文物大省，论起出土文物之丰富，在河南一个是洛阳，另一个就是新郑。

　　１９２３年，新郑城南街郑君子婴大墓出土青铜器、玉器等１３３件，其中一对莲鹤方壶是稀世珍宝。此后陆续有高品位的文物出土，出土最多的是１９９６年发掘的１０座青铜乐器坑和２０座殉马坑，共出土青铜乐器２５５件，其中８套编钟，每套２４件，引起全国关注。近年发现的郑国国君车马坑，以其规模之大、数量之多，再次引发全国关注。种类丰富的出土文物，显示了郑韩贵族生活的奢华，也生动地证明了郑韩技术先进、经济富足。

　　事实上，这块土地下曾经埋藏的东西远远比发现的丰富。自古就有的盗墓行为，使大部分埋入地下的文物没能保存下来。中国有史以来就有灵魂的概念，认为死亡不过是去了另一个世界，还是要拥有财富、显示地位，要把最好的财物带走，因此厚葬成风。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厚葬之风是保存古文化的有效方式，否则，诸多的战乱和自然灾害，文物很难保存下来。但与厚葬相伴而生的，就是盗墓行为，中国的盗墓从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了，后来愈演愈烈。在文物不值钱的时候，许多青铜器被毁掉铸钱；文物值钱的时候，就不知道流落到哪里去了。

　　袁广阔说，他去日本考察的时候，见到不少中国的青铜器，有的非常漂亮。在日本和欧美，私人收藏中国青铜器的，为数极多。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人的遗憾。

　　如今新郑的考古发掘中，往往“十墓九空，甚至十墓十空”。有的墓葬被反复盗过多次，盗洞密得像筛子一样。“新郑如今还能有这么多文物侥幸保留下来，只能说明历史的遗存太丰富了！”

处于大国争霸的夹缝中，又无山河之险的郑韩，历经一次次这样那样的危机，在血雨腥风的春秋战国时代分别延续了三百多年和一百多年，本身也是一个奇迹。

　　在新郑采访的几天，从郑韩故城的城墙走过的时候，总是能感觉到两千多年前的刀光剑影。都城存在，国家就存在；都城消亡，国家就消亡。对于地处平原，无险可守的郑韩，这道高大的城垣是重要的生命线。但只有这道墙是不够的，古国的兴衰可能有很复杂的因素，但有的时候，兴衰就在一念间。五百多年，郑韩故城出现了不少杰出的人物，从他们的身上，我们或许能感觉到历史的凝重和不可捉摸。

　　春秋早期，晋公子重耳为避难流亡在外，途经郑国时，正值风雪交加，郑文公拒绝他们入城，重耳等人只得冒着风雪离开了。郑文公的一时糊涂，后来差点给郑国带来灭顶之灾。

　　在秦穆公的帮助下，重耳返回晋国成了国君，就是有名的晋文公。为了一雪当年的耻辱，他联合秦国攻打郑国，两个大国国君亲帅军队兵临郑国城下，那架势和今天的美英联军攻打伊拉克差不多。郑国人一片惊慌，以为郑国要毁于一旦了。

　　危急时刻，十分了解各国微妙关系的大夫烛之武站了出来，他认为破坏秦晋联盟，是挽救郑国的唯一办法。从城墙的东北角缒城而下，烛之武到秦国军营外大哭起来：“秦国将要灭亡了！”震惊的秦穆公让烛之武进了大营，两个人之间有了一段著名的对话，烛之武分析说，郑国离晋国近而离秦国远，秦帮晋灭了郑，自己得不到什么好处。而晋国国君一向贪婪且常常背信弃义，曾向虞国借路灭了虢国，然后乘虞国毫无准备，把自己的盟友虞国也灭掉了，提醒秦穆公不要被人利用，更不要重蹈虞国覆辙。

　　一席话说得秦穆公心里七上八下，头上的汗也流了下来。烛之武又说保留郑国的好处：一是郑国可以遏制晋国向东发展；二是郑国可以作为秦国向东来的“东道主”，为秦国过往官员提供一切方便，像秦国在东方的一个城邑。

　　秦穆公听了很高兴，当即和郑国结了友好盟约，派了三员大将帮郑国守护北门，秦穆公连个招呼都没打，带着军队就回去了。此时晋国也只好作罢，撤军而去。

　　这是春秋时代特有的“三寸之舌胜于百万雄师”的传奇。但留下来守护郑国北门的秦兵，后来又成了隐患。

　　两年后，郑文公去世，守卫郑国北门的秦兵给秦穆公报了信，想做内应，让秦国军队来攻打郑国。于是秦穆公派出４００辆战车组成的大部队，长途奔袭郑国。秦军走到滑国（今偃师南）时，恰遇郑国商人弦高往洛阳贩牛，弦高打听到秦军的目的，一面派人回国报信，一面假装郑国使者，带了几个伙计赶上１２头牛，向秦军兵营而来。

　　见到“郑国使者”来劳军，秦军主帅大吃一惊。弦高郑重地说：“我们国君听说你们要路过敝国，特派我来慰劳。这１２头牛是我们国君送的礼物，请收下。”

　　弦高走后，秦军主帅商量起来：“郑国已有了防备，我们再去，必不能成功，还是回去吧。”于是秦军趁机灭了滑国，撤兵回去了。郑国得到弦高的消息，一面加强守备，一面驱走了守北门的秦兵。机智的郑国人，再次化险为夷，度过了又一次危机。

　　春秋中期，郑国一度“敢为天下先”，采取诸多大胆创新的举措，国家经济快速发展，郑国一时兴旺起来。这时候郑国的掌舵人是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子产。

　　子产最有名的政治措施，就是取消了井田制。春秋中期，井田制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子产在郑国当政后，率先取消了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按田亩征收赋税。当时在郑国引发了一场“地震”，很多贵族坚决反对，有的甚至带着家兵攻打子产。但数年后，新的土地制度显示了效果，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粮食产量随之大幅度提高，当初反对的贵族得到了好处，很多平民和奴隶也过上了好日子。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土地制度改革了。

　　子产的另一个功劳是“铸刑书”，在中国最早公布了法律，公开提倡依法治国。郑国的都城是一个商业发达的地方，社会交往频繁，人与人之间容易引起争端。但当时的法律是不公开的，少数掌握裁决权的人任意愚弄平民。子产重新修订了郑国的法律，并把所有法律条文铸造在一个大铜鼎上，公布于众，史称“铸刑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法律条文，比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要早一个世纪。

　　法律公布之后，社会的公正公平得到一定的保障，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但这项在当时看来石破天惊的举措，招致了很多人的反对，有人认为当权者会失去权威，社会要陷入混乱，甚至郑国会因此灭亡。但实践证明，让老百姓知道法律是正确的。当时郑国还出现了帮人打官司的中国第一位“律师”邓析。许多国家看到郑国“铸刑书”的实际效果，也公布了自己的法律。

　　给郑国人带来实惠和秩序的子产，一生深受人们爱戴。

　　战国末年，韩国国势日衰，韩国贵族韩非是先秦法家的代表人物，是当时最杰出的人才之一。他纵观天下大势，认为各国都在变化图强，而韩国却虚弱守旧，因而多次向国君上书，建议实行彻底的变法。但胸无大志的国君不能慧眼识才。报国无门的韩非只好闭门著述。

　　在郑韩故城里，韩非写下了后来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著作：《孤愤》、《五蠹》、《说难》等。后来他的《孤愤》、《五蠹》传到秦国，秦王嬴政看了拍案叫绝：“寡人如果能见到这个人，和他交往，死了也没什么遗憾了。”

　　得知韩非的下落，秦王嬴政专门为韩非发动了一场战争！他出动一支军队攻打韩国，讨要韩非。韩国无力抵抗，只得把韩非献给了秦国。秦王嬴政如获至宝，常与韩非纵论治国之道，非常赏识他。韩非向秦王嬴政上书《存韩》篇，劝他先不要攻打韩国。李斯等人怕韩非威胁到自己的地位，进谗言说韩非是韩国宗室，身在秦而心在韩，不如把他除掉。于是，写下《说难》的韩非，自己也没摆脱厄运，被翻脸不认人的秦王嬴政投入了监狱，一年后死在狱中。韩非虽死，但他的政治学说，“法”、“术”、“势”相结合的治国理论，成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理论基础。

　　公元前２３０年，秦灭了韩国。郑韩故城至此辉煌不再，但一个杰出人物的出现，为这座古城涂抹了最后的亮色，这个人就是张良。

　　据《史记》记载，张良的祖辈５人先后担任韩国的国相，韩亡后，２０多岁的张良把全部家财变卖，寻找勇士刺杀秦王，为韩国报仇。在淮阳，张良终于寻找到一位大力士，能舞动６０公斤的大铁锥。趁秦始皇东巡到阳武（今原阳县东南）博浪沙时，张良和大力士埋伏起来刺杀秦始皇，可惜误中副车。秦始皇大怒，命令全国上下大肆搜捕刺客。

　　张良改名换姓，逃到江苏睢宁一带，遇到黄石公，得到《太公兵法》。后来张良成为一代杰出的谋士，辅佐刘邦率先攻进咸阳，灭了秦国，最终为韩国报了灭国之仇。随后，张良又帮助刘邦打败项羽，建立了辉煌的汉朝，张良因此青史留名，成为汉朝的开国功臣，与萧何、韩信并称为“汉初三杰”，他的名字在中国历史上成为智慧的代名词，所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就指的是张良。新郑北关，有明代丞相高拱为张良所建的留侯祠。【原标题：郑韩故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