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文产生于中国春秋末期，史经周景王变法、战国纷争、秦始皇“焚书”和汉武帝对老子“绝其道”，其诸多版本仍然传抄、传印了2500多年！这个历史奇迹用汉武帝下属司马迁《史记》解释说：是老子见周朝将亡，隐居到边关，为关尹写的五千余言道德文章。这，难以令人信服！周王室的诸多古籍都没流传下来，而一位所谓的“古代国家图书馆馆长”在边关写的文章，竟在交通不便的古代传文全国、流传百世？纯属无稽之谈！历史上肯定是掩盖了周朝末期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以及老子的其人、其事。

　　经过对先汉史料的逻辑考证，认为历史上周朝春秋末期所谓的“王子朝之乱”实际是“单穆公之乱”！“王子朝之乱”是中国历史上一桩最大的冤假错案！它的主要矛头就是针对老子文和景王变法，并因此引发了一场以单穆公为首“亲下以谋上”的反变法派对以周景王、斌起和王子朝为首的官道理论变法派的大屠杀和中国两千多年的理性黑暗，这在先秦的《左传》《国语》等史科中均有记载。

　　老子文是公元前 522年周景王改革周朝 300年来政策钦定的“令德”，因为这一年《左传》记载：鲁大夫闵子马公开攻击周朝不学周礼，歪曲老子改革周礼的“无学”理论是“不学”。老子文也是公元前522年周景王无射钟的律文，因为这一年《国语》中记载单穆公反对景王铸无射（“宣市哲人之令德”的钟），他攻击老子文“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过慝之度……三年之中而有离民之器二焉，国其危哉”！也因为钟上的律文无先后之分，造成了帛书抄本“德经”在先，而其它抄本“道经”在先的差别。正因为以上的原因，战国时期的韩非子才称老子文是“老子贵虚静而重变法”，说单穆公政变是“亲下以谋上”，说老子文是《周书》，留传下了春秋末期各国的不同抄本。

　　老于文是春秋末周朝变法的纲领、中华的《义经》，由于公元前 524年景王的突然去世，单穆公才得手勾结晋国政变，实现了大贵族的霸道对追求为民作主的王室、旧臣和百工的野蛮残杀！至此，中国这头雄狮才沉睡了两千多年，周朝理想才成为痛苦生活中的普通中国人的一种慰藉的梦幻。人民怀念他们，把他们称为中国的神，把老子奉为“太上老君”。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认真研究一下老子，澄清一下历史、上可以告慰古人，下可以警示来者，今可以借鉴经验，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重要工作。

　　老子生于公元前 570年左右，约比孔子大二十岁，是他的老师。老聃是王族，《左传·定公四年》说：“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为大宰，康叔为司寇，聃季为司空，五叔无官。”家族世袭周朝司空之职。《史记·管蔡世家》说：“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专王室，封季载于冉。”冉即聃，因此季载又君称聃季——聃国的君主，老聃就是这一事实的继承人，因此又官称老君。聃季是成王的叔氏族，因此也是昭公十二年甘悼公要去除的成王叔氏聃季族人的老阳子。老是对文王老儿子聃季族的族称，老子本名老阳子，字来，学称阳子，爵称伯阳，师称老子（子学家），官称老聃或老君，随王子朝携典籍奔楚国曲仁里时字称老莱子。因封地在南之沛泽——聃国彭地（开封一带），后人又称他地主名老彭和彭祖。“李耳”是汉武帝反黄老之道时，对“聃季”两字各去一半的贬义反称，无先汉依据。老子曾任周景王司空，“单氏取周”后离周去秦问祖归宗，死于秦国。

　　老子骑青牛我们现在所见到的《道德经》，在战国时韩非子称为《周书》，在秦时《吕氏春秋·注》称为《上至经》，在汉时则直呼《老子》，《史记》始称“老子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汉景帝以黄子、老子义礼改子为经，杨雄《汉志·蜀王本纪》说“老子为关尹喜著《道德经》”，《边让老子铭》说“见迫，遗言道德之经。”可见，对老子文最早的称谓，是韩非子的《周书》。周时，晋国师旷称此举为“修《义经》”，周太子晋说是“立义治律”。最近，安徽涡阳县郑店村考古发掘出老子在楚国时居地，有关尹墓和圣母墓及圣人老子石像，有春秋时陶制井壁及“敕撰”“混元降诞”等残片。

　　依据这些线索，我们很容易找到《周书》——老子文与两千五百二十年前周景王“铸无射”钟的关系：因为当时各诸侯国抄写铸在圆钟上的《周书》顺序和六书文字不同，造成流传到现在的汉墓帛书《德经》先于《道经》而其它传本《道经》先于《德经》，以及文字等差异的根本原因。其它理由无解。

　　老子的社会哲理博大精深，主张辨而不辩、知无创有、公乃王，目的是完善社会精神和机遇建设，他是古今少有的社会辨证逻辑大师。（原标题：老子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