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着黄河从三门峡市往东北走约15公里就是三门峡水利枢纽，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在被风雨侵蚀了半个世纪的大坝上，发电孔上方刷着的“黄河安澜”字迹已经难以辨认，隐约可见泄洪孔上方的四个大字--“国泰民安”。
     
    上世纪五十年代，人们对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堤后的惨状记忆犹新。1952年，毛泽东第一次出京视察就是从徐州沿黄河而上，经开封、郑州、新乡等地，沿途考察黄河。离开开封时，毛泽东留下一句话--“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这成为后来治理黄河的号召，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就在这个背景下被提上议事日程。
     
    然而，当1955年中央通过黄河规划和修建三门峡水利枢纽的决定之后，围绕三门峡水利枢纽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息过。
     
    当时的争论主要是在相关专家之间，他们的分歧集中在拦沙还是排沙的问题上，这也是水利思想之争。后人回忆这段历史时，都把目光放在专家之争上，而忽略了当时的地方利益之争。由于修建三门峡水库要淹没陕西省大片良田和土地，移民任务最为繁重，陕西省方面从一开始就反对，但是在“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引导下，最终不得不“舍小家顾大家”。

    三门峡水库从1960年开始拦沙蓄水不到2年时间，库区泥沙淤积就已经相当严重，而且渭河的淤积也开始迅速向上游发展，直接威胁到西安的安全。由此，三门峡水利枢纽经过两次改建，多次调整运用方式，从拦沙蓄水改为蓄清排浑，水库水位也不断降低。但是，2003年渭南一场大洪灾又点燃了这个争议话题，三门峡水利枢纽的运用方式乃至去留问题被重新摆上桌面。
      
     这一次争议的主角除了被认为受害最大的陕西省和受益较大的河南省之外，还涉及到山西省、山东省和黄河水利委员会，而一个被认为因大坝而兴的城市--三门峡，从它产生的那一刻起，与大坝一起，就再也没有能够摆脱被追问的命运。这些主角也成为了当下黄河治理困局中博弈各方的典型代表。
      
    今天，2003年的这场争议已从公开的舆论中消失，而考虑到各方的利益之争并未解决，围绕这个大型水利工程的争论只是暂时被搁置，但从来没消失。随着陕西“渭河图治”的规划启动，包括黄河水权分配在内的黄河治理中的敏感问题，已是一触即发。

    黄河变清成泡影
     
    1960年三门峡水利枢纽开始蓄水，拦沙蓄水不到2年时间，库区就快淤满了。从三门峡大坝一直到潼关渭河河口的河床被抬高了，潼关高程上升6米，这对渭河以及关中地区带来致命的影响。
     
    三门峡大坝争议再起：一个城市与黄河流域治理的困局
     
     渭河是一条多泥沙河流，每年输送到黄河的泥沙量占到黄河含沙量的近1/3。渭河的最大支流泾河含沙量是世界之冠，陕西省水利厅东庄水库办公室主任、陕西省水利建设管理局局长雷春荣告诉记者，泾河“平均每方水含沙量146公斤”。
    
    渭河泥沙不能及时排到黄河中，就在河床上不断淤积，从渭南一直淤到西安、咸阳。而1958年在三门峡工程施工现场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明确表示，三门峡工程应该以“确保西安，确保下游”为原则。
    
    对于三门峡水库蓄水可能导致渭河淤积的状况，修建时并非没有考虑过。1958年6月水利电力部党组在关于黄河规划和三门峡工程问题的报告中曾提到人们的疑问，“三门峡水库是否会很快淤死？……三门峡的淤积是否会引起渭河的严重淤积？渭河的淤积是否会造成严重的回水影响？”但是，当时对这些问题的考虑过于乐观，尤其是对水土保持考虑的过于乐观。
     
    中国工程院院士、长安大学教授李佩成告诉记者，新中国成立之后，全国上下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人们在对待水利工程时也怀着这种情绪。而1957年的大跃进更让这种情绪空前高涨，在上述水利部的报告中提到，“去冬以来的大跃进形势，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提出……解决了水土保持的速度问题。”
     
    1957年6月水利部组织的70名专家讨论会上，就在“拦沙”与“排沙”之间出现分歧，但最终，主张“拦沙”的声音压倒了少数主张“排沙”的声音。
      
    但短时间内出现的严重淤积情况，使得打算通过拦沙蓄水使黄河变清的希望变成泡影。潼关高程抬高，在渭河河口形成“拦门沙”，使得渭河淤积迅速向上游延伸，直接威胁到西安、咸阳工业基地。1962年3月，国务院决定将三门峡水库的运用方式由“蓄水拦沙”改为低水位“滞洪排沙”，水位由一度最高的332米降到防凌蓄水最高水位不超过326米。（原标题：三门峡大坝争议再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