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里，贾诩头次出场就上了回目：“第九回：除暴凶吕布助司徒，犯长安李傕听贾诩”，作为出道的谋士，贾诩并不幸运，站错了阵营。给暴虐的董卓，李傕等人献策，按照封建道德标准，可就算是助纣为虐，为忠臣所不齿。可这也是乱世文人的悲哀，纵有治国之韬略，也只能为当时的主公着想，尽一份幕僚的责任。至于贾诩怎么会成了董卓的幕僚，《演义》中未有涉及，毕竟只是个次要人物，还需到《三国志》中查考。‘贾诩字文和，武威姑臧人。少时人莫知，唯汉阳阎忠异之，谓诩有良、平之奇。’
      
    《魏书》列‘荀彧荀攸贾诩传’卷十，位所有谋臣之首，前九卷则为魏主诸侯世袭武将，可见在陈寿眼中，贾诩何其重要。‘张良，陈平’之才，略许有些过誉，不过他在那一刻之所言所作，到真可以与良、平辅佐刘邦立汉的伟业一较高下。此时董卓已死，部将李傕，郭汜求赦未成，正打算分家散伙，各自逃命，诩曰：“闻长安中议欲尽诛凉州人，而诸君弃众单行，即一亭长能束君矣。不如率众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长安，为董公报仇，幸而事济，奉国家以征天下，若不济，走未后也。”众以为然，傕乃西攻长安。这句话，可以说是贾诩一生之中，最锐利，最有分量的谋略。也正是这句话导致了已经日薄西山的东汉王朝土崩瓦解，群雄并起，正式开始长达九十余年的割据争霸。后世的史家，多有认为此乃‘不仁’之言的典范。宋时裴松之注道：“当是时，元恶既枭，天地始开，致使厉阶重结，大梗殷流，邦国遘殄悴之哀，黎民婴周馀之酷，岂不由贾诩片言乎？诩之罪也，一何大哉！自古兆乱，未有如此之甚。”贾诩本人也有自知之明，攻下长安后，李郭要授他尚书等职，他一再推脱“此救命之计，何功之有!”看到朝中混乱，互相残杀，贾诩去官避野，可见其心中明亮，为求志望，另择良主，这句改变历史进程的话，实乃是权宜救命之计而已。在辅佐过段煨，张绣之后，贾诩已经凭借其敏锐的判断力，发现曹操才是当时之枭雄，也是自己下半辈子能投靠的最佳明主。在跳槽这种事情上，贾诩所表现出的智慧，同他在军事上的谋略同样出色，张绣和曹操为敌时，他能讲出一番：“军虽新退，曹公必自断后；追兵虽精，将既不敌，彼士亦锐，故知必败。曹公攻将军无失策，力未尽而退，必国内有故；已破将军，必轻军速进，纵留诸将断后，诸将虽勇，亦非将军敌，故虽用败兵而战必胜也。”的精妙战术理论；而在降曹还是降袁的抉择上，贾诩又能一眼看穿“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从一也。绍强盛，我以少众从之，必不以我为重。曹公众弱，其得我必喜，其宜从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将释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宜从三也。”这三条既有战事大局观，又有个人发展空间的道理，把自己的谋略发挥的淋漓尽致。有此才能，举贤识人的曹操当然会不计前嫌，把贾先生示若上宾，“太祖见之，喜，执诩手曰：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子也。”贾诩因此如愿，给孟德出谋划策，战官渡，取荆州，破马超。到三国后期，曹魏早年的谋臣武将，大多已经终老，不复当年的风云，而贾诩此时的地位，无疑为高级参谋顾问，为曹操在关键问题上些许点拨。虽欲立长子曹丕为储，可临菑侯曹植才名方盛，让魏王犹豫不绝。贾诩虽然功高，可并非旧臣，碰到这种涉及到立后的宫闱重事，必然谨慎言行，直至曹操屏除左右，才掏出他一生中另一句名言“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也。”又托起一个朝代，也换来了魏文帝曹丕的终生恩待。由此看来，贾诩的出谋之道，乃是先自身，其次主公，再时政，最后才是国家社稷。凭此顺序来制定出谋献策的缓急轻重，就能保证在乱世之中，虽然频繁的易主依附，面对瞬息万变的世局战况，却总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这就贾诩的过人之处。当然，除去智慧和胆量，犀利的眼光，果断的判断力，审时度势的变通，小心谨慎的为人处事，也是贾诩算盘里必不可少的部分。贾诩薨时七十又七，可谓长寿；官居太尉，可谓显赫；谥曰肃侯，可谓耀祖。一个小小的谋士，从汉末乱世一路漂泊依附，直至魏文帝前重臣，不得不让后人佩服贾诩的‘谋’之道。同代入世的言官，莫不早已退出政治舞台，或卒于辛劳，或伤于战火，或倒于谗陷，能坚持到底，又封荫子孙的，实在不多。贾先生的算盘如此之精，即成就了自家，也改变了历史，足可以让世人探讨研究，取经立传了。（原标题：贾诩的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