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到清初，山陕商人名扬天下，他们的成功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实行集团化经营，建立起了几乎贯通全国的经营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会馆是重要网站。

　　遍布全国各行省、商埠的山陕会馆，对山陕商人信息沟通、情感联络、经营纠纷处理、规章制定与实行都起了重大作用。一个地区，商业会馆建立的时间、数量及规模，也成为此地商业水平高下的重要标准。

　　社旗县地标是社旗山陕会馆。它号称“天下第一山陕会馆”，写到它，要用一系列“最”字形容。

　　2011年3月25日，记者来到社旗山陕会馆，看到它的建筑极尽奢华繁复，无木不雕无石不刻，聚集了无数有趣之点，不停地另生枝节，细节上穷尽一切可能。制造它们，固然需要时间和艺术，欣赏它们，同样也需要艺术和时间。

　　但它到底是商人与商业的。会馆内所立的几通“行业碑”界定了商业“明规则”，深具史料价值。大殿雀替里暗藏算盘，上面拨出一组数字——清末重修会馆实际开销87788两银子，则是典型商人意趣了。

　　“作为纵横天下，领衔中国商业500年的大商帮，山陕商人借助于关公信仰，使自己硬实力软实力兼具，也使得山陕会馆文化，成为明清时中国商业伦理文化中，最兴盛最有号召力的时代文化。”社旗县委宣传部部长李明汉讲道。

　　走进会馆最后一进院落，我看到原本供奉关公的春秋楼已焚，唯存新塑关公像，一身战袍，左手撩须，右手持《春秋》，无遮拦危坐在蓝天之下，让人有些吃惊。

　　以天地为殿堂，以日月为照明，以风入松鸟鸣涧之音为歌诵，这是佛才享有的待遇呀。此刻，关公已享受了。也对，关公非佛却早成神，他是山陕商人的神，也是全中国百姓的神。山陕商人从他身上提取出“义”之概念，并构成了“以义制利，义为利本，利从义生，以义为利”的义利辩证关系。

　　社旗山陕会馆兴与衰，是社旗一地商业经济晴雨表，河南全省山陕会馆之“起兴转合”，也不外如是。我看到散布全省的山陕会馆，感到的是它们怎样把持河南经济命脉数百年，对地方而言，福兮祸兮？

　　山陕客商几乎垄断河南市场

　　据相关资料显示，清代河南商业会馆不下百处，八成以上为外省商人所建，这其中山陕会馆占绝大多数。山陕会馆在全省分布很广，从彰德府林县到商城余集，从陕州灵宝到归德永城，由北到南，由西到东，处处可见。会馆不仅建于城镇，而且深入乡村，影响之大可想而知。

　　散布于全省的山陕会馆，均壮观煊赫，不输赊旗店的“天下第一山陕会馆”。比如洛阳山陕会馆（关帝庙）“状貌巍峨，极翬飞鸟芽之奇观，穷丹楹刻桷之伟望”。周口山陕会馆从修建到完工，历时150余年，其间重修扩建10余次，动辄花费上万两白银。

　　山陕商人进驻河南，经营十分活跃，“且不说在交通发达的大城市，就是在交通闭塞的农村，异常活跃的仍是以山西商人为代表的客商，而非土著商人，河南市场几乎为其所垄断。”中国博物馆学会秘书长、学者陈连营道。

　　福兮祸兮？

　　好的方面，山陕商人加速了河南商品流通，调节了市场供需要求，促进了河南手工业的发展，满足了农业、工业和人民生产生活的需要。从一定程度上讲，山陕商人的经营活动已成为清代河南商业发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留下的众多商业会馆也成为研究河南商业经济的重要资料和依据。

　　“另一方面，则造成河南商业对于外省商贾的依赖，使河南成为外省市商品销售市场、廉价原料供应地。”河南省社科院助理研究员徐春燕道。

　　孟津县产棉，都是山陕商人收购，后来连续好几年歉收，山陕商人不来了，到了“棉花大有收成，却无销卖之处”。辉县有一通《请复药会商民两便碑》，记载了清代当地因居民“相待不周，遂致各药商于嘉庆七年全行移徙他处”，导致本地药材无人问津，“会厂既复寥寥，居民亦形落落”。

　　《畿辅通志》记载：“棉花产自豫省，而商贾贩于江南，豫省民家有机杼者百不得一。”《林县志》也说：“(妇女)能养蚕成茧而不能织帛，能织绵成线而不能织布，茧线既成，售于行估得值而已。”大量售卖低附加值的原料，收入很低。同时又失去生产高附加值产品可能，如斯恶性循环，河南本地工商业没法做大做强。即使在省会开封，巨商都是山陕人，当地人所开铺面，都做的“本地的小生意”。

　　“大量山陕商人进入，还使得有些地方百姓更加贫困。”徐春燕道。

　　比如唐河之民“素无积蓄”，一遇水旱，“秦晋之氓聚居贸易，乘乡民缓急称贷而垄断取盈，故贫者日益贫”。山陕商在唐河放高利贷，老百姓贫者益贫。舞阳县更过分，有“喧宾夺主，银钱全被他人赚取”的记载。

　　当下的中国，也像清代河南一样，是低附加值的“世界工厂”，这导致生计日蹙。尽管以出口为主导的低附加值生产模式，曾给中国带来巨大短期利益——例如就业，但2001年后，附加值停滞甚至下跌，可推断这种模式对中国开始有负面影响。因此，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成为“中国制造”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

　　这应是解读清代河南商业被山陕商人左右之利弊的现实意义吧！

　　豫商为何干不过“外商”？

　　山陕商人能走进河南，但河南商人很难走出河南。

　　《中国会馆志》提到，在工商会馆集聚的南京、济南、福州、杭州、广州、南宁等地，仅南京和济南有河南仕商所建中州会馆。清代小说《歧路灯》写道：“缘天下都会地方，都有各省会馆，而河南独无；惟汉口有河南会馆，以其发卖怀庆地黄之故。”

　　这说明河南商人经营实力不足与山陕商人相提并论。尽管清代河南也出现了以怀庆府商人和彰德府商人为代表的商帮，但总体实力，连二线演员都算不上，更不用说跟头牌“山陕商人”相比了。

　　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是根深蒂固的“重农轻商”价值观和安贫重迁的本土意识。

　　自春秋战国以来，历代王朝推行“重农抑商”，北宋以前，河南一直是全国政治经济中心，“重农轻商”意识根深蒂固。

　　河南人有着安贫重迁的本土意识。《舞阳县志》说“舞民但知坐贾，不知行商，离家一日便以出家为难，竟不知行商为何”。同时满脑子“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样的意识，哪能搏击商海？

　　第二，河南人“不善货殖”。河南农村传统以耕织为本业，善农不善贾，这种状态到清代也没改观。同时，河南经济基础薄弱，《内黄县志》有“民贫资少，向无富商大贾贸易它方”的记载，缺少资金支持，也使得河南人不敢弃本业从商。

　　在赊旗店，本地人干不过山陕商人，后果是，山陕商人一撤出，本地商业瘫痪。在河南，豫商干不过山陕商，导致河南省长期是中部“经济洼地”。

　　河南人这些气质特征，和山陕人恰成鲜明对比。

　　山西自然条件比河南差远了，它地处黄土高原，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繁。清朝两百多年的时间里，山西全省性灾害有一百多次，平均三年一次，最长一次旱灾长达十一年。据官方统计，死于这次灾荒的山西人超过了三百万。

　　“一方水土，不足以养活一方人”时，山西人只好“搭着命走西口”了。这一走就是几百年，走成惊世大商帮。几百年后的今天，他们在山西留下了保存完好的深宅大院一千多座。他们修造住宅时，比别人更投入更不惜工本，是因为他们是所有离乡背井的游子中，走得最远，漂泊时间最长的一群人。

　　他们中许多人十几岁离家去当伙计，学做生意。商号制度三年允许回家探亲一次。算下来，一个六十岁山西商人还乡时，他在外飘零时间大约是四十二年！

　　晋商的商号曾遍布全国各大城市、水陆码头，甚至远至俄国西伯利亚和莫斯科、朝鲜平壤、日本东京及南洋各地。他们凭的是坚忍，凭的是智慧，商务往来中，以“道行、道德、信义”，以先进实用的管理方法和完善的股权分配制度，维系商号健康发展。

　　他们薄利多销、产销结合，审时度势、灵活机动，又十分重视人才培养，为今世商人包括豫商，树立了“良贾、善贾、诚贾”的一代风范。

　　陕西商人即秦商，是中国最早出现的商帮，不欺不诈，被誉为“人硬、货硬、脾气硬”的“三硬商人”，素有“关中贾来价更高”之称。秦商在春秋战国时即抓住诸侯对贸易实行自由放任的机遇，迅速迎来发展的第一次浪潮。隋唐时期，利用丝绸之路形成了大发展的第二次浪潮。明清时，陕商抓住政府对陕西实行“食盐开中”、“茶马交易”、“随军贸易”的政策机遇，山陕并称，成为“秦晋大贾”。

　　相比较山陕商人，河南人有太多需要学习的东西。（全文完）□记者 盛夏 文图【原标题：山陕客商曾把持河南经济命脉数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