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碑拓片       

    针灸学自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问世后，逐步走上了系统化、专门化的道路，到了隋唐时期，针灸已经发展为一个单独的学科。在唐“太医署”之内，针科被当做一门独立的专科而传授，将《甲乙经》规定为学生必修之功课，并配备有专门的针博士、针助教、针师等，成为中国历史上专门培养针灸医师之开端。唐代绘制的彩色人体经络图也是针灸学史上一大创举。孙思邈以前人经验为蓝本，重新绘制的《明堂经图》为其杰出代表，共分仰人（正面图）、背人（背面图）和侧人（侧面图）三幅，其间“十二经脉，五色作之；奇经八脉，以绿色作之”，可惜此图早已失传。后王焘也曾作《十二人图》，同样以彩色来区别正经与奇经。此图或可被视为后来针灸铜人的先声。
       
    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理论进一步的丰富与发展，对针灸学的第二次系统总结条件已然成熟。宋代政府对医学的重视也为此提供了必要的契机。北宋仁宗年间，针对宋代以前的针灸学古籍脱简错讹甚多、经络腧穴部位认识紊乱等情况，宋朝政府特命尚药奉御王惟一等人整理与考订前人相关针灸文献，规范经络腧穴部位。天圣四年（1026年），王惟一撰写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一书，作为“匡谬正误”的官修针灸典籍颁行全国。次年王惟一又依照《图经》所列规范，设计并主持铸造成功了针灸铜人两具，为针灸史上一大创举。
    
    《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计有三卷，书中统一了此前各家关于经络与腧穴的不同说法，总计载有穴位名称354个，总穴位数达657个。与《甲乙经》相比，增加了“青灵”、“厥阴俞”、“膏肓俞”三个双穴及督脉上的“灵台”、“阳关”两个单穴，并且详述各穴间的距离长短、针刺深度和主治、功效等项。书中穴位排列按十二经脉与任、督二脉顺次联系起来，绘制成图，为铜人注解。图样完整，内容丰富，可按图查穴，并可查到所治之证候。其形式与近代《图解》略似，使用非常方便，是我国古代针灸典籍中一部很有价值的针灸学专著。
       
    两具针灸铜人则完全依照《图经》法度，由青铜所铸成，因铸造于北宋天圣年间，故史称“宋天圣针灸铜人”。其外形与成年男子相仿，人形为正立，两手平伸，掌心向前，头部有头发及发冠；上半身裸露，下身有短裤及腰带。铜人体表精细铸刻657个小孔以应腧穴部位，分单双穴标出354个穴位名称于其上，并有经络走向相联系。铜人被浇铸为前后两部分，躯干四肢均可拆卸，并利用特制的榫头组合，胸腹腔中空，内有木雕的五脏六腑和骨骼，故亦可应用于解剖学当中。 

    针灸铜人不仅作为一件精湛的艺术品而为人们所观赏，它更大的用处则是针灸教学和医生考试的立体直观教具。两具铜人中的一具就被安置在朝廷医官院，用于学医者观摩练习之用。据记载，宋代每年都在医官院进行针灸医学会试，会试时先将水银注入穴位孔中，外封黄腊，将铜人表面经脉穴位完全遮盖，令应试学生取穴下针，若认穴准确，自然“针刺而汞出”，稍有差错，针即无法刺入。其构思之巧，令人叹为观止。
      
    针灸铜人中的另一具，则放置在京城大相国寺的仁济殿，供天下学医者及百姓前来参观，因观者甚众成为昔日汴京八景之一。同时王惟一又将《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及他的另一部著作《腧穴都数》一卷分刻于四块石碑之上，镶于仁济殿四壁之上。铜人、《图经》、石碑，三者形式虽异，但内容是完全一致的，这为针灸学的教学与推广以及腧穴的规范化等做出了巨大贡献。
       
    公元1128年，汴京城破，北宋灭亡，而两件铜人和针灸图经刻石均被作为战利品，被金国掳到大都（北京）。此后宋天圣针灸铜人下落成迷。曾有记载其中一具于战乱中流落襄阳，但已无法考证。另一具则被金国放在太医院三皇庙中的神机堂内供人们观赏，至明初尚存。据《大明一统志》载：“洪武初，铜人取入内府，图经尚存。”但由于年代久远，体内脏腑早已朽烂，体表的穴位也昏暗难辨，于是，明英宗诏命仿照北宋铜人重新铸造，于正统八年（1443年）复制成功，与宋铜人原件丝毫不差，史称“明正统针灸铜人”。北宋铜人原件遂被遗弃，此后下落不明，而后几经战乱，明铜人也不知所踪了。今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之铜人，则是清光绪年间依照《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仿造的。直到本世纪初，有人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冬宫藏品中发现一具铜人，后经权威考证后认定此铜人即早已不知去向的“明正统针灸铜人”。（原标题：古代中医里神奇的针灸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