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要建立一个明教所提出的“光明战胜黑暗”的国家，建立一个儒家所说的“以民为本”的国家，建立一个他所设想的没有贪官污吏、没有横征暴敛、没有欺压百姓的国家。
　　
    他不仅通过严惩打击贪官污吏，通过制度约束官员，通过百姓监督约束官员，而且他希望在乡村建立“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的秩序。

    但他建立的朝廷毕竟是一个朱家的皇朝，跟随他打天下的那些功臣，要给官、要赏赐田地、好房子，儿子要封王，女儿要封郡主，这样一层层下来，他们又成为一个新的剥削人民的贵族阶层。

    治隆唐宋：不要误读明朝

    有人说，明朝是一个昏暗、衰败、疆域狭小的朝代，朱元璋是一个集权的皇帝。但其实，明朝曾经是一个非常辉煌、强大、在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王朝。在南京明孝陵的神道上有一个石碑，这个石碑上刻有贴金的四个大字，叫做“治隆唐宋”！这四个字是康熙皇帝给朱元璋的评价，意在说明朝曾经有比唐朝、宋朝还要好的治国业绩。

    康熙皇帝不是胡乱写的，也不仅是政治作秀，而是说了事实。我们回顾一下，朱元璋治理国家是怎样达到“治隆唐宋”水平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明清故宫、十三陵、万里长城，都是明朝人修的，青花瓷、明朝家具乃至很多文化成果都是明朝的，美国电影《人鬼情未了》故事就是400多年前我们《牡丹亭》的翻版，明朝并没有离我们远去。除此之外，不得不提到震惊世界的郑和下西洋。前几年，有一个英国海军军官写了一本书，书名是《1421中国发现世界》，他提出：中国人郑和已经实现了全球航海，远远超过哥伦布、达伽马，绕过非洲发现了美洲。虽然这个结论不太正确，但是郑和下西洋，即使当时还没有绕过好望角，还没有到达美洲，依旧说明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强国。

    救济斯民：治国以民为本

    明朝的“明”字来源于明教，明教提倡“光明战胜黑暗，众生平等”，这成为朱元璋的立国原则，建立一个没有民族压迫的国家，改变老百姓的生活状况。朱元璋在北伐元朝时所写的一篇檄文，提的口号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陈纲立纪，救济斯民”。有人说这是孙中山写的，你弄错了吧?没有弄错，孙中山是学习了朱元璋。“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就是要推翻以蒙古贵族为主体的元朝统治，恢复汉人的尊严，作为一个“人”的平等地位，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由哪个族群来统治的问题，它是反抗压迫。“陈纲立纪，救济斯民”，就是针对元朝末年法制败坏、纲纪混乱的状况，建立法纪，伸张法制。

    朱元璋的另一个治国思想来源于儒家思想。中国的传统是以儒家的政治思想立国，特别是当朱元璋有了一定势力之后，很多儒家读书人来给他出谋划策，帮助他设计未来国家的蓝图。儒家思想立国的根本是“以民为本”，儒家历来治国就崇尚敬天、法祖，效法祖先留下的精神和原则，口号是“天听自我民听，天心自我民心”，归结为两条实际上是“爱民、恤民”。儒家知识分子的理念怎么跟明教来结合呢？朱元璋要把国号写成“明”，这个字很巧，在汉字里面日月为“明”，恰好符合了中国皇帝“敬天”的理论，中国皇帝登上皇位就要祭天，所以，儒家们就把“明”字解释成为儒家所理解的天。大明国的理念就包含着朴素的老百姓要得到光明的理念，也有儒家传统的以民为本的理念。

    朱元璋的个人经历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治国思想。他是赤贫者，是社会最下层的人，遭受过疾苦、欺压。他当了皇帝以后跟大臣说过，自己年轻时在乡下，看到官吏饮酒好色、不务正业、欺压百姓，心里真是生气。但是能怎么办？老百姓没有任何办法。朱元璋说，老百姓一年辛苦到头，他们种庄稼、纺织布匹，庄稼还没有打到场里这一年欠的债已经来收了，“已非己有”。妇女所织的布匹还没有从纺织机上拿下来“已非己有”。他们一年到头穿的是破衣服，吃的是粗粮食，做的是艰苦的沉重的劳动。朱元璋把这些东西记在心里，融进他的治国策略

    惩处贪腐：杀驸马不徇私

    有一次，朱元璋和他的重要谋臣刘基谈话。他问刘基，我们治国现在该怎么做，刘基说“宽仁”二字而已，元朝对老百姓压榨很厉害了，现在我们要宽仁。朱元璋说“不然”！我们不能够讲空洞的宽仁，“宽仁”必须要做到“阜民之财，节民之力，打击贪官污吏，对百姓进行教化”。

    阜民之财。朱元璋非常关心百姓生产，出台措施，比如一些新开垦的土地要减免赋税，一些人逃亡了，欢迎他们回来，没有能力进行生产的，就给他们种子、农具，老百姓家里耕种什么，他关心得很细致。他说，家里一定要种几棵枣树、几棵杏树，因为如果遇到灾害，这些枣、杏也可以活命。

    节民之力。就是说，不要给老百姓带来更大负担，朱元璋当皇帝后非常简朴。有一次他从南京下衙门去视察，天气炎热，全身都湿了，当时旁边人给他准备的干净衣服，都是洗了又洗的旧衣服。他说，我“富有四海”，一天换十套新衣服都可以，但这是民财民力，不能浪费。他还要求身边的人节约民力，有两个宫女丢掉了一些丝线，他把两个宫女叫来训斥。有宦官穿新鞋子走到雨里头，很不在乎，他把宦官叫过来打一顿。他要求自己的宫殿不能够有任何彩画，自己所有的东西需要用金属的就不用金银，一律用铜来代替。

    打击贪官污吏。这一点更加明显。洪武年间，朱元璋为立纪陈纲，用重典整治官场队伍，让他们廉洁、爱民。明朝有一整套完整的监督官员的体系，设立都察院，都察院有督御史负责监督各级官员，他们可以直接向皇帝报告官员的失误、错误、罪行。还建立了定期考核制度，三年一小考，九年一通考，考核结果分为称职、不称职、平常等等。朱元璋与其他皇帝不同的是，他号召百姓来监督官员，他向全国百姓下指示：百姓如果向我来反映问题，各地不能阻挡，如果胆敢有阻挡的，处以重罚。而且，朱元璋也提出要求，老百姓不要一个人、两个人地来，三十人、五十人来，越多越好。措施一出，百姓纷纷到京城告状，贪官污吏被告倒了，被冤枉的好官经过百姓声援翻案了，还被提拔了。朱元璋编过一本著名的书《大诰》，里面记载了违法乱纪的案件，他要求全国各地学习《大诰》，首先在学校学习，知道什么是违法，违法将遭到什么样的惩罚。另外，家家户户要收藏《大诰》，引导百姓要知法懂法，防止他们违法乱纪。建国伊始，他命令刘基等制定了《大明例律》，经过30年的修改最后形成《大明律》。这是他留给历史的一部著名法典，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除了监督、教育，朱元璋还抓了几个大案，有洪武八年的空印案、洪武十八年的郭桓案、洪武三十年的驸马欧阳伦走私茶叶案。

    实行教化。朱元璋在乡间推行一种古老的礼节——“乡饮酒”礼。据记载，这种礼节在周朝就有了，但历朝历代没有认真实行过，但朱元璋执行。每当年终和年初时，地方上的里长、甲长(最基层的官员，相当于现在社区主任)把当地的住民集中起来总结一年的工作。“乡饮酒”礼有很多复杂的规定：德高望重的老人坐在前面，有文化的人担任主持人。最重要是在这个礼节上评判，一年当中所在地区人员的表现，谁家孩子勤快、孝顺父母，谁家孩子小偷小摸，哪个家伙有点不好劳动，都是在这个礼节上评判出来，会给予惩罚或荣誉。如果受惩罚，可能那天喝酒就没你的份，有的干脆站在门口不让参加这个宴席。朱元璋要求在“乡饮酒”礼上由当地的文化人读《大诰》、讲《大明律》，把法律、教化深入到基层。他设立了《教民榜文》，上面写明对于老百姓的基本要求，就像现在《公民守则》，把这种基本要求抄成大字贴在大路上，刻版印刷到处散发，派人走街串巷、四处宣传，每月宣传五次，一边走一边敲梆子喊六句话：“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业、毋作非为”。在全国建立完备的学校制度，朱元璋也是费心不少，这个制度包括在中央建立太学(当时叫做“国子监”)、府州县学，在军队的武学、卫学，少数民族、边疆地区也有学校，所以说，明朝学校是有史以来最普及、最广泛的。1980年我到甘肃武威，一个很远的地方，当时交通也不太发达，也没有飞机到达兰州，坐了很久的汽车才到。我看到一个很大的武威县学，是明初建立的，这么远的地方明朝就在那里建学校了。明朝有句话，“科举必有学校”，所有科举考试出身的都要通过学校教育。

    分封亲王：未能逃脱“皇室定律”

    中国历史上永远脱不开这个循环的圈，有人称之为“皇室定律”。朱元璋最大失误是什么？很多人可能认为是杀功臣。我认为，坚持分封亲王的制度给他和明朝留下无穷后患。朱元璋当上皇帝后，他要保证这个皇朝不断延续，当然要加强军队、加强统治。他认为应该选择最亲最近的人来支持他，这就是他的儿子。因此，朱元璋的儿子们全被封成亲王，安排在全国各地。

    其实，朱元璋也曾预料到分封亲王可能会出现问题，于是，在洪武五年、七年，亲自拟定《皇明祖训》(最早是《祖训录》，后经修改叫《皇明祖训》)，刻印成书供子孙阅读，供百官遵守。其中一条规定，亲王“不裂土，不离民”。在周朝、汉朝分封亲王时，划出一块土地，你吃这一块地，也管这里的老百姓，所以就出现了若干个“国中国”。朱元璋说，我现在分封亲王，亲王只是享有比皇帝低一点的礼仪，各种官员见你磕头，你可以有大宅，可以有少量军队(1000多人的规模)，作为你的护卫军，而且不能指挥地方军。护卫军归王国统帅，地方军一律不能给亲王管。这表明，朱元璋在防范出现“国中国”。

    洪武八年，山西平遥县学训导叶伯巨给朱元璋写了一封《万言书》，第一件事就反对朱元璋分封亲王，朱元璋一看，大怒，说此人挑拨我们父子关系，一定要亲自将他抓来射杀。朱元璋认为，对于亲王的预防，已经书写《皇明祖训》，规定明确，所以叶伯巨对他的批评他不接受。他觉得我的制度很好，亲王权力也不是很大，也没有亲王要造反。但就是这种制度最后酿成明朝的大祸，朱元璋死后不久，“靖难之役”爆发，北方的燕王起兵造反，最后推翻了他的侄子。既然朱元璋已经规定，亲王不能够指挥军队，也没有统治百姓的权力，亲王怎么就造反成功了呢?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说。谢谢大家！(根据毛佩琦在珠海文化大讲堂的讲座整理编辑，未经本人审阅)记者 李月宁 实习记者 孙蕾

    链接

    1、皇权社会定律：历史周期律

    在中国皇权社会里，既有从“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到“康乾盛世”的太平盛世，又有作为其对照的“白骨暴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乱世。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这个周期以二三百年为一轮周而复始：先是王朝初期的“休养生息”，励精图治，出现盛世的空前繁荣；接着是骄奢淫逸、贪污腐败，大批小农破产、流亡，伴随着某种外患；最后农民大起义爆发了，在横扫贪官污吏的同时，将几十年、几百年积累的文明成果毁于一旦；等到农民战争过去后，新的王朝建立了，皇权国家又在废墟上重建。几千年来，中国历史陷入了这样一种“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之中。每一次王朝更迭，都是把前朝的历史重新复制一遍，“换汤不换药”：张家王朝衰落了，又有一个李家王朝取而代之，但李家王朝并不能创造出一种新的制度，很快就走上了张家王朝的老路，先是兴起，接着是繁荣，然后是衰落，再到灭亡，反反复复。在这种乱象纷呈的历史背后，历史周期律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在无形中支配着中国历史。
　
    2、锦衣卫

    明初的军制比较简单，其基层单位是“卫”和“所”，每卫辖正规军士约5000人，其下设所，分为千户所和百户所，京城的禁卫军所辖卫所为48处。到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决定改革禁卫军，建立了十二个亲军卫，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锦衣卫”。明朝前两代皇帝朱元璋、朱棣，由于其出身的特殊性，对皇权的维护有其他朝代所没有的强烈欲望。这就使得锦衣卫“巡查缉捕”的职能无限度扩大。一般来讲，锦衣卫的工作只限于侦察各种情报、处理皇帝交付的案件，但一旦适逢一个野心大、心肠狠的指挥使掌权，就会利用职务之便不遗余力地制造事端，既可以打击异己，也可以作为自己升迁的资本。锦衣卫另一项著名的职能就是“执掌廷杖”。廷杖制度始自明朝，是皇帝用来教训不听话的士大夫的一项酷刑。廷杖之刑对士大夫的肉体和心灵都是极大的损害，但明朝的皇帝却乐此不疲，锦衣卫将校对它也是情有独钟。

    3、朱元璋屠戮功臣

    为何偏偏留下汤和

    朱元璋当了皇帝便大杀功臣，功臣几乎被他杀绝，惟独有个信国公汤和活了下来，其原因在于：他对朱元璋有拥戴之功。汤和虽“长太祖三岁，独奉约束甚谨，太祖甚悦之。”在关键时刻，他率先承认朱元璋的领导地位。他不争功，能以平常心对待不公待遇。打下江山大封功臣时，朱元璋故意降汤和一等，找个岔子只封他为侯，而其他同等条件的人都封为公的爵位。他却很谨慎，从不发牢骚，不怨天尤人，继续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地伺候皇上，并及时向皇上作出诚恳而深刻的自我检讨，这才被宽恕，几年后进封为信国公。汤和识相知趣，迎合皇帝的心思以自保。他在众多高级将领中第一个自请解除军权，帝大悦，立马拨款为汤和在凤阳老家造房，让他衣锦还乡。回家后他又低调做人，从不以功臣自居，并且束缚子孙家奴，遵守法纪，善待乡邻，不授人以柄。就这样，他令人难以置信地活到了洪武二十八年，以七十岁的高龄而逝，是明初少有的几个能善终的老臣，死后追封为东瓯王，谥襄武，可说是备极哀荣。

    4、明朝与南京

    南京之名始于明代初年，之前有金陵、秣陵、建业、建邺、建康、白下、升州、江宁、集庆、应天等名。明成祖时国都北迁，应天府改称南京。太平天国称之为天京、清朝称为江宁，辛亥革命以后再改称南京至今。

    1368年，元末红巾军领袖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建都南京。在此之前，他作了一系列的准备。1356年朱元璋攻入集庆路，改名应天府，并多次听取谋士陶安、冯国用、叶兑等人关于建都的建议。1361年朱元璋被小明王韩林儿封为吴国公，1364年自立为吴王，吴王府便设在应天。1366年，改筑应天府城，作新宫于钟山之阳。洪武元年(1368)秋八月，正式下诏，以应天府为南京，大梁(开封)为北京，实行南北两京制。洪武十一年(1378)，朱元璋以南京为京师，正式定都南京。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迁都北京，改京师为南京，为留都。【原标题：另类皇帝朱元璋：他如何治理明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