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在都城广陵(今江苏扬州市)起兵叛乱，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名，随后，胶西王、胶东王、楚王等纷纷响应，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吴楚七国之乱”。七国之乱爆发后，主张削藩的一代名臣晁错被腰斩于京城东市，让后人慨叹不已。那么，晁错究竟是死于同僚袁盎等人的陷害，还是死于自己的政治低能？
       
    景帝为削藩而彻底倒向老师晁错，被冷落的满朝公卿列侯冷眼旁观，看这对一意孤行的君臣如何收场。景帝求教于老师，事已至此晁错自然主张用兵，但是“兵数百万，独属群臣，不可信”，建议“陛下不如自出临兵，使错居守。徐（县，在今江苏泗洪县南）、僮（县，在今安徽泗县东北）之旁吴所未下者可以予吴”。
       
    为政者当兼用文武之道，或者说平叛策略应该综合考虑安抚、武力两项举措，是否可以安抚以及如何安抚、是否可以武力解决以及如何解决，都应拟定翔实的计划，并预备计划受挫后又需采取何种措施补救，最后大体要给景帝说明这些措施可以达到怎样的效果。可是晁错却根本给不出通盘的建议，这条仅有的建议甚至都算不上一个有意义的办法。

    且不说大敌当前晁错尚且过度沉迷在权谋之中实在叫人讨厌，就事论事，其建议也实在令人不敢恭维。景帝御驾亲征而晁错镇守后方，这样的分工显然置景帝于险境，可晁错自己却性命无虞。如果景帝平叛成功，晁错作为提出削藩的主谋自然是首功；如果景帝战败被杀或者被逼退位，晁错有足够的时间可以选择逃亡，甚至他可以反戈一击投降叛乱一方。总之，这样的安排怎么看，晁错也万无一失，而景帝却险象环生。也许晁错想到的分工是，当年高帝往往亲自率军出征，而用萧何留守后方，可是时代和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了，哪里能够简单类比照搬？
       
    晁错这一建议甚至前后矛盾，“徐、僮之旁吴所未下者可以予吴”，将叛军没有攻下的城池拱手相送，原因何在？意图何向？都不得而知。若是战略退却，不见有退却后如何进军收复的规划，若是以城池土地贿赂吴国请求罢兵，那又何苦当初削藩。
       
    可以想见，这样的谋略足以将景帝对晁错的信赖彻底击毁。
       
    晁错已经不再可以依靠，景帝亲自动手调集大军平叛。太尉条侯周亚夫率领三十六将军迎击吴、楚；曲周侯郦寄将兵击赵；将军栾布率军击济南、菑川、胶东、胶西；大将军窦婴屯兵荥阳（在今河南荥阳东北），监视齐地、赵国叛军。
        
    当前或战或和皆有可能，景帝的布置重点，是将兵力迎面投放至叛军攻来的三个方向，以战斗队形展开，同时安排窦婴率军作为战略预备队紧随三路大军之后，首先遏制叛军向京师推进的速度，暂时达成一个相持的局面，以争取决策时间。
       
    排兵布阵结束，景帝随即召见前吴国丞相袁盎，深入了解主要对手刘濞的底细。但对晁错而言，这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晁错与袁盎自文帝时期起就极不和睦，袁盎所在晁错有意回避，晁错所在袁盎也有意回避，两人从不同堂共语。史传中并未明言导致两位大臣势同水火的原因，但是种种迹象表明二人都有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的决心。晁错甫一出任御史大夫，就派人调查正告假归家的吴国丞相袁盎，查实其接受吴王贿赂的事实。袁盎退出赃款赃物抵罪，景帝下诏赦免他为庶人。一击不中的晁错并未善罢甘休，他对自己的部属说，袁盎多受吴王金钱财物，所以一直蒙蔽朝廷，说吴王不会造反。现在吴王果然反了，应该再次审讯袁盎，可以获得吴王的计谋。御史府的丞、史却持不同意见，事前治罪的话，或许还可能阻止吴王造反，现在七国已经起兵，审讯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况且袁盎肯定是不会参与造反的。就在晁错犹豫不决的当口，有人将晁错的计划告诉了袁盎。大惊失色的袁盎夤夜求见窦婴，详细分析了吴国国内的情况和吴王造反的原因，并表示愿意面见景帝呈献平定七国的计策。窦婴随即上报景帝，于是景帝召见袁盎。
       
    晁错是否已经觉察到这次召见的危险不得而知，但是此时他显然不能再不与袁盎同堂共语，无论袁盎会说些什么，晁错必须清楚了解，事实上他也在召见现场。
       
    景帝的询问单刀直入，吴王的主要助手大臣田禄伯能力如何？你怎么看这次叛乱？袁盎干脆地告诉景帝，吴、楚不足为患。这样的回答不能让景帝满意，他提醒袁盎，吴王采铜矿铸钱，煮海水炼盐，招徕天下豪杰，若没有十足把握，又怎么会在六十二岁的高龄白头举事呢？袁盎认为，吴王财力确实丰富，但招徕所得却并非英雄豪杰，因为真正的英雄豪杰应该劝说吴王效忠朝廷，不会怂恿吴王造反，可见不过是些亡命之徒罢了。这样政治正确的回答很对景帝的胃口，但实在于事无补。景帝接着问他可有具体的解决办法。袁盎表示他的计划绝不能有人臣听到，请景帝把身边的人包括晁错支开。
       
    晁错的愤怒不必多说，此时的他应该能够意识到这个细节的危险性了。以晁错的身份地位和在吴楚七国之乱中所扮演的角色，没有任何事情是不应该被他知道的。那么，要求晁错退场就多半是因为计划涉及晁错，而且对他不利。景帝毫不犹豫地答应袁盎的请求，显示景帝心中最重要的是他的帝国，而不是老师。
       
    果然，袁盎明确为景帝指出，吴国和楚国的通信中讲到，高帝分封子弟为王各自拥有属地，现在贼臣晁错却要削夺，因此我们今天不是造反，而是要诛杀天子身边的奸臣晁错，恢复原有的封地。只要陛下愿意杀死晁错，再收回削藩诏令，恢复诸侯国原有封地，就可以兵不血刃解决危机。
       
    景帝深思许久后的回答说明他杀机已动，看看局势的发展再做定夺吧，但朕不会因为欣赏一个人就置国家于不顾。
在出发平叛前夕，大将军窦婴明确向景帝提出起用两人：文为袁盎，武为栾布。袁盎与晁错一向不和，因此袁盎得到召见，本身就是景帝向公卿列侯示弱的姿态。袁盎觐见景帝时的 一派胡言幼稚可笑，即使如此，他要求诛杀晁错的请求甚至都得到了景帝模棱两可的答复，这是景帝正式向满朝文武发出的妥协求助信号。
       
    十几天之后，丞相陶青、中尉嘉、廷尉张欧联名上奏弹劾晁错：“吴王反逆亡道，欲危宗庙，天下所当共诛。今御史大夫错议曰：‘兵数百万，独属群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临兵，使错居守。徐、僮之旁吴所未下者可以予吴。’错不称陛下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吴，亡臣子礼，大逆无道。错当要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臣请论如法。”
       
    这个奏疏可谓官僚集团向皇帝讨价还价的博弈范本。公卿列侯首先指出，七国造反乃是无道之举，应当受到天下全体臣民的一致讨伐，这就明确告诉景帝我们愿意出力平叛。紧接着弹劾晁错的对策，景帝亲自出征而他留守，这是离间君臣关系；打算将部分城池拱手送给吴国，更不是臣子谋国之行。
       
    公卿列侯原本并不热衷削藩，窦婴甚至公开反对削藩，但现在弹劾晁错却一句不提削藩决策问题，矛头指向在于晁错的应对措施不当，要置景帝于危险境地，又要割让城池给叛逆分子，实在是大逆无道。这其中的巧妙颇值得玩味，无论晁错是否建议削藩，最终的决策毕竟还是景帝作出的，揪住不放就不免将景帝也一并否定，因此绝不能弹劾削藩决策本身，这样就保住了景帝的权威。奏疏最后要求诛杀晁错全家，这是公卿列侯向景帝开出的交换条件。
       
    再来分析一下这个奏疏的实质内容，公卿列侯明确削藩决策已经是既成事实，承认景帝作为决策者没有任何错误，也就不必承担任何责任，但是鉴于公卿列侯一开始并不赞成削藩，  而景帝偏听偏信晁错一意孤行造成今天的局面，作为对景帝的惩罚必须找出替罪羊晁错予以严惩，如果景帝愿意满足这个要求，作为交换，公卿列侯将全力以赴为景帝平定叛乱。
       
    景帝看清了朝廷的力量对比后选择妥协，制曰：“可。”尚且蒙在鼓里的晁错，被景帝与公卿列侯达成的私下交易出卖。朝廷派中尉将晁错诱骗出门，穿着朝服的他被腰斩于京师东市，这天是景帝三年正月壬子（前154年3月6日），吴王起兵第八天。
此时的景帝，对大局依然糊涂。
        
    吴王打着“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起兵不假，但是造反一途自古以来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旦选择就必须走到最后，或者成功，或者失败，绝无第三条道路可供选择。即使景帝真的打算抹掉这段反目成仇的记忆，与造反的诸侯王重新回到削藩之前，并保证绝不秋后算账，他也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叫吴王相信他的诚意。如果景帝寄希望于杀死晁错换取诸侯退兵，只能说明他的政治幼稚与低能；如果景帝杀死晁错为的是换取朝臣对他的支持，这样的忘恩负义和过河拆桥还能勉强算是帝王的诡诈。但不论是哪一种考虑，晁错本身成为悲剧，却已经是事实。
       
    公卿列侯压服了景帝，安抚和镇压一文一武两方面的工作，随即高速运作起来。
       
    朝廷处决晁错并不是以他建议削藩为罪名，这样看来削藩没错，那么错就一定在吴王。如果要用晁错的命来换取吴王退兵，就等于说吴王没错，那么错就在削藩，可晁错并不是因此被杀。这样的悖论基本就决定了安抚绝无可能，但朝廷还是派出使者去尝试，如若不愿相信朝廷大臣都像景帝那样幼稚，唯一的解释是他们不过在装模作样糊弄景帝。

    刚刚获任奉常的袁盎带着宗正、吴王亲侄、德侯刘通去面见吴王，宣布晁错已死请求退兵，被吴王拒绝后逃往梁国。安抚的策略已经不可行。
       
    战场上的吴王兵锋尚锐，但败局已定。起兵之初吴王即迅速吞并了楚军，随后进入梁国境内，与景帝的亲弟梁王刘武交战。汉军方面，在荥阳集结起大军后，条侯周亚夫挥兵进入洛阳，继续推进到淮阳，采取其父绛侯周勃旧部邓都尉的策略，固守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拒绝与吴军主力交战，坐视吴、楚精锐与死守城池的梁王刘武厮杀，另派出轻锐骑兵抢占淮泗口（泗水入淮河之处，在今江苏淮阳市北），一举砍断吴军粮道。
       
    吴、楚联军的推进速度，被逢城即攻的愚蠢策略延缓，困于梁国坚城之下毫无战果。粮道断绝后，叛军被迫放弃梁国转向周亚夫军寻求决战，被以逸待劳的汉军击败。吴王率千余亲兵逃向丹徒（今江苏镇江市东），进入盟国东瓯境内，不料东瓯王已被汉朝收买，将吴王斩首送至长安，吴太子刘驹逃亡闽粤。楚王刘戊兵败自杀。
       
    济北王被其郎中令劫持，按兵不动。齐王反悔拒绝发兵。随后胶西王刘卬、胶东王刘雄渠、菑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合兵围攻临淄，汉将栾布、平阳侯曹奇率军赶到，解除齐国之围，四王伏诛，齐王虽未造反但参与策划谋反，畏罪自杀；赵王刘遂坚守邯郸到十月，被郦寄与平定齐地四国后转来的栾布合力攻破城池后自杀。
       
    七国之乱平。
       
    晁错死了，死于熟读历史却未能真正理解历史。
       
    晁错初从张恢学申不害、商鞅刑名之学，再由伏生处得《尚书》真传，但观其所作所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微乎其微，他在骨子里还是一个法家。法家以严刑峻法治天下，通晓历史、熟知历代典章制度的渊源和变革，是成为申不害、商鞅、李斯、韩非子门徒的理论基础，以晁错的聪明必然对此等学问痛下工夫。
无论是《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募民实塞疏》、《论贵粟疏》还是“削藩策”，晁错在所有重大战略问题上都有着世罕其匹的深刻洞察，毫无疑问地拥有帝国第一流的见解。《举贤良对策》一文是晁错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抱负和绝对自信的体现，古往今来的帝王将相组合被他分类成三个层次，上古时期的五帝的个人能力远超其臣下，因此亲自把握国政而臣属仅仅作为执行者存在；中古时期的三王的个人能力与其臣下不相伯仲，因此君臣协商处理国政；近代的春秋五霸的个人能力远逊其臣下，因此君主垂拱而将国政一概委托臣属。晁错在隐约间已透露出，汉家天子与自己应被归入第三种君臣关系之中，其狂傲之气可见一斑。贾谊死后帝国最为聪慧的头脑与绝对的狂傲自负结合，构成晁错力主削藩最深层次的思想动力。
       
    然而，晁错并未真正理解历史，他看清楚削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却毫无策略性，他的死在当时以及后世都获得极大的同情，但在本质上讲可谓咎由自取。事实上，景帝对自己的老师绝对信任，甚至为了这种信任不惜与满朝公卿决裂，晁错拥有一切条件和可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可惜晁错只能够为自己、也为自己的学生指出正确的方向，却无法提供切合实际的具体操作路径。在帝国生死存亡的关头，晁错无计可施，景帝没有义务陪同老师等待死亡的到来，他只能重新选择可以依靠的力量，当对方提出以晁错乃至其家族的性命为合作的条件时，他别无选择。
       
    晁错削藩的政策主张是正确的，忠诚谋国为他博得了当时乃至后世极高的赞誉和极大的同情。参加平叛之战的谒者仆射邓公为校尉，觐见景帝时，景帝问他，你在军中的时候，吴、楚听说晁错已死，是否有罢兵的意向？邓公回答，吴国造反蓄谋已久，不过因这次削藩引发罢了，打着诛晁错的旗号，其实本意不在于此。我现在担心的是，天下臣子再不敢为陛下进言献策了。景帝问是什么缘故。邓公的回答毫不客气，晁错忧国忧民，担心诸侯势力尾大不掉，所以奏请削藩，这是国家万年之利。刚一执行就被冤杀，这是封住了忠臣的口而替敌人报仇，我觉得陛下此事做得不够明智。面对如此冒犯，景帝没有生气，长叹一声承认失误，你说得有道理，我很后悔！拜邓公为城阳中尉。
       
     武帝即位后，朝廷大臣回顾七国之乱，都为晁错之死鸣冤惋惜。昭帝始元六年（前81）二月召集的盐铁会议上，帝国精英正式肯定了晁错的削藩政策是“为万世虑也”。

     晁错的政治目标最终借助他人之手达成。
       
    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将几个叛国的土地分封给了许多皇子，景帝三年（前154）天下六十二郡天子自领四十一郡，另外十九诸侯王国中十七国各领一郡，江都国、庐江国各领二郡，帝国中央从此赢得了对诸侯国压倒性的优势。国土已经被削减的诸侯王和新封的诸侯王，都受到帝国中央更进一步的强力控制，“景帝中五年（前145）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员。”王国的行政权、官吏任免权以及财政权收归中央，同时裁减了王国官吏编制规模，降黜了其秩位。
       
    忠诚为国却力有不逮，必然导致晁错付出惨重的代价。晁错的父亲曾特意从颍川赶来劝诫儿子放弃削藩：“上（景帝）初即位，公（晁错）为政用事，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口让多怨，公何为也？”晁错的回答斩钉截铁：“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确实如此，确实是要削弱诸侯王的实力，确实已经引起了举国不满，但是不采取如此措施就不能确立天子至高无上的权威，就不能换得帝国万世太平。晁父未必会为儿子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心所感动，他看到的是大义凛然背后隐藏的危机：“刘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归矣！”不久即饮药自尽，“吾不忍见祸逮身”。死在晁错之前。
       
    家破人亡换来一个忠臣的赞誉，这是晁错遗产的一部分。他的三十一篇文章由班固收录在《汉书•艺文志》中。
       
    晁错的两个学生值得再次说明。景帝为度过危机牺牲了老师，由此看来，晁错向景帝传授“术数”，其实自己却并不懂这门学问。倒是景帝在关键时刻不介意杀死老师，说明他学成出师。有一位随晁错学习《尚书》的学生叫何比干，此人在武帝朝曾任酷吏张汤的属吏廷尉正，其六世孙何敞在东京和帝朝做到五官中郎将。
       
    说到底，本质上晁错仍然是一个明于理而昧于事的读书人，在一定程度上和后世的王安石很相像。他的悲剧在于思想领先所处的时代至少五十年，操作能力落后那个时代至少五百年！
       
    司马迁因为削藩政策毫无技巧的刚猛暴烈引起七国之乱，而将晁错归类为酷吏，因为爱惜晁错的文才，又不忍将他写入酷吏列传，这算是一个安慰。【原标题：晁错之死:书生治国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