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善于改革者，大凡善于谋事者，总是把精力集中于事业，而疏于对阴谋的防范，常被他人成功算计。
　　
    司马迁在《史记•袁盎晁错列传》中所记载的西汉前期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晁错，即是一个典型。明朝李贽在《藏书•晁错》中评价晁错说：“错但可谓之不善谋身，不可谓之不善谋国也。”
　　
    晁错之善于谋国，主要是能够审时度势，总结秦王朝灭亡的教训，正确分析西汉前期社会存在着的主要问题，如边境少数民族与汉王朝之间的矛盾，地方诸侯的割据势力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提出了加强中央集权、削减诸侯封地等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付诸实施。其主张为西汉初期的经济发展和之后的“文景之治”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晁错的《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贵粟疏》和《举贤良对策》、《削藩策》等，都是杰出的策论，可谓充满着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精神。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晁错“敢犯颜色以达主义，不顾其身，为国家树长划”。苏轼的《晁错论》称赞“晁错尽忠为汉”。
　　
    晁错之不善于谋身，则在于他昧于人情世故，以为只凭一腔忠心与勇往直前的精神，即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晁错的削藩政策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个政策得罪了当时最大的一批权贵集团，加速引发了“吴楚七国之乱”。吴楚七国以“清君侧”为名，认为晁错“侵夺诸侯封地，专以劾治污辱诸侯为事，不以诸侯人君之礼对待刘氏骨肉，所以要举兵诛之”。晁错被吴楚七国作为引发“吴楚七国之乱”的借口。
　　
    晁错的为人处世之道颇有失策之处。司马迁说晁错“为人峭直刻深”，性情耿直，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袁盎诸大功臣多不好错”，没有一个良好的人缘环境。再加上晁错本身才华横溢，招致同僚忌妒，就在朝中树立了一批对立面，代表人物是窦婴与袁盎。特别是后者，《史记•袁盎晁错列传》记载，“盎素不好晁错，晁错所居坐，盎去；盎坐，错亦去：两人未尝同堂语。”袁盎同晁错两人的成见就很深。
　　
    晁错实施《削藩策》时提出了两大在自己看来是正当必要的、而在他人看来是错误的建议。第一个建议是追究袁盎预知吴王刘濞阴谋反叛之罪，诛杀政敌袁盎。此建议却未得到皇帝的支持。做过吴王刘濞之相、接受过贿赂的袁盎，则在同时向皇帝提出诛杀晁错以谢天下的要求，因为吴王刘濞叛乱的宣言就是“清君侧”、杀晁错。
　　
    另一个建议，是提议汉景帝御驾亲征，这本是体现天子威仪的好机会。但这建议让汉景帝对晁错产生了怀疑，也给其他大臣提供了一个攻击他的借口。御驾亲征是让皇帝去直面前方的危险，而晁错自己则可留守京城长安。
　　
    两相较量下，袁盎用吴王刘濞叛乱宣言中“清君侧”的话，说服了汉景帝。汉景帝选择了“吾不爱一人而谢天下”之理由，把晁错当作替罪羊，腰斩了晁错。那年，晁错46岁。有多种评论认为，晁错建议杀袁盎以保全自己的计策，是引发其被杀的导火线，说晁错之死是自取的。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因为，决定如何取舍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汉景帝，正如苏轼所说“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未免于祸”。
　　
    老子《道德经》说，“强梁者不得其死”。司马迁评述晁错时说，“改变古法，搞乱常规，不是身死，就是逃亡”。面对十分强盛的吴楚七国诸侯，晁错深知自己踩的是“地雷阵”，削藩并非易事，但“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苏轼《晁错论》语)，仍然挺身而出，勇敢地做起了先锋，一心一意要采取强制措施快速削弱他们。改革需要“强梁者”，明哲保身，无法开创新局面，晁错一定知道虽然“不得其死”，但坚定不移地做了“强梁者”，悲哉壮哉！
　　
    晁错牺牲了，“吴楚七国之乱”依然如故，汉景帝醒悟，明白了吴王刘濞所谓“清君侧”是一个骗局，袁盎之以求杀晁错换和平也是一个阴谋。到此时，汉景帝果断地采用军事手段，三个月就平定了叛乱，其后，晁错为之奋斗的削藩事业得到延续。【原标题：悲壮晁错：善谋国不善谋身的西汉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