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秀，字子期，魏晉之際「竹林七賢」之一，《世說新語．言語》第18條劉孝標註引《向秀別傳》云：「少為同郡山濤所知，又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並有拔俗之韻，其進止無不同，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不慮家之有無，外物不足怫其心。」《晉書》本傳亦稱其「清悟有遠識」，是一個與嵇康、呂安品性好尚相類的人。

　然而，當其好友嵇康因「呂安事件」被誅後，向秀彷彿換了一個人似的，放棄了林下吟嘯的生活，舉計入洛：

　後康被誅，秀遂失圖。乃應歲舉，到京師，詣大將軍司馬文王，文王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能自屈？」秀曰：「常謂彼人不達堯意，本非所慕也。」一坐皆悅。隨次轉至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世說新語．言語》第18條劉孝標註引《向秀別傳》）

　此事《世說新語．言語》第18條、《晉書》卷四九《向秀傳》均載此事，文字略異。對於向秀的「失圖」改節之因，歷代論者多認為主要是由於他有見嵇康被殺，害怕禍及己身的不得已行為。如最初記載此事的《世說新語》等書在敘述此事時，均將嵇康被殺事置於此事前，《世說新語．言語》第18條言：「嵇中散既被誅，向子期舉郡計入洛……」，《晉書》本傳言：「康既被誅，秀應本郡計入洛」，《向秀別傳》言「後康被誅，秀遂失圖」云云。

　在強權面前，當個人的力量無法抗拒之時，屈服無疑是保全自己的唯一選擇，古往今來不惟向秀若此。如蔡邕之於董卓之辟，據《後漢書．蔡邕傳》載：「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為司空，聞邕名高，辟之。稱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敕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在董卓「力能族人」的威脅之下，蔡邕無奈應命。又如與向秀同時的劉毅，《晉書．劉毅傳》載：「文帝闢為相國掾，辭疾，積年不就。時人謂毅忠於魏氏，而帝怒其顧望，將加重辟，毅懼，應命。」亦在司馬昭的重壓之下，懼而應命。

　向秀在司馬昭面前婉言相諛之行與阮瑀在曹操面前的「撫絃而歌」亦頗相似，據《文士傳》載：

　太祖雅聞瑀名，辟之不應，連見偪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時征長安，大延賓客，怒瑀不與語，使就伎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撫絃而歌，因造歌曲曰：「奕奕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東西人怨。士為知已死，女為悅者玩。恩義茍敷暢，他人焉能亂。」為曲既捷，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三國誌．王粲傳附阮瑀》裴松之註引）

　雖然具體因由或各有不同，但強權對個體生命的威脅卻是一致的，向秀與蔡邕、阮瑀、劉毅等一樣，選擇了屈服，這是無奈而且讓人悲嘆的選擇。

　因嵇康被殺而畏禍，無疑是向秀「失圖」改節的原因之一，不過，這恐怕只是外因與契***而已，向秀「失圖」改節，實有其思想根源。據《世說新語．文學》第17條，向秀曾註《莊子》一書：「初，註《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註外為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後向秀卒，郭象因竊為己註，故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之說，今所見郭象註《莊子．逍遙遊》，如余嘉錫所言，「開卷便調停堯、許之間」，意謂山林與當塗實無區別。不管《世說新語》及《向秀別傳》所言郭象竊向秀之註是否可信，但如余嘉錫所言，《逍遙遊》篇郭象註「出於向秀無疑義」。（《世說新語．言語》第18條餘嘉錫箋疏）又據《向秀別傳》，向秀所註《莊子》，曾示嵇康、呂安二人，則在嵇康被殺之前，向秀的《莊子》之註就已完成，至少完成大部分，則其對林下與宦途的思考早有定見。只不過在嵇康被殺之前，有嵇康等竹林同道在，所以向秀才「不慮家之有無，外物不足怫其心」，隱於竹林；而當嵇康、呂安被殺之後，林下之遊凋敝，其放棄「箕山之志」，說出「常謂彼人不達堯意，本非所慕也」之類的話，也就不足為奇了。不過，從傾向上看，向秀應該更鍾情林下「鍛鐵」、「灌園」的優遊生活，也正因為如此，當他過舊廬而聞笛聲時，才有「追思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歎」的《思舊賦》，才有「心徘徊以躊躇」、「停駕言其將邁兮」的無限留戀與感傷。

　其實，客觀審之，向秀在嵇康被殺後「失圖」改節，也是他對客觀形勢審度的必然結果。嵇康被殺於魏景元、咸熙年間（260－265），此時，司馬氏代魏已成為必然，在政治上，司馬氏集團通過發動政變一舉消滅了曹爽集團。軍事上，先後平定了試圖挑戰其地位的王淩、毌丘儉、諸葛誕等人的軍變，魏朝權柄已經被司馬氏集團牢牢控制，取魏而代之隻是時間問題。在這種情勢之下，士人再作反抗只能是無謂的犧牲，嵇康的被殺是司馬氏集團對所有的士人的警告，向秀無疑也看清了這一點，因而便很明智地改節了。【原标题：歷史與空間：向秀「失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