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亚夫以细柳营整军而名垂青史。

    公元前158年，匈奴骑兵分两路南下，来势凶猛。汉文帝为激励部队，亲自到几座军营视察劳军。所到之处，将领们无不倾营而出，恭迎天子。惟独到了周亚夫掌管的细柳营，遇到了麻烦，天子的先行官被挡在了营门外，而且明确报告：“军营中只听将军的号令，不闻天子的诏令。
       
    我们没有接到将军的指令，不能打开营门。”文帝气血上涌，立即派人拿着节符去见周亚夫，说天子要亲自劳军，周亚夫这才传令打开营门。守门的军吏对天子的随从说：“将军有规定，军营内的任何车马都不能奔驰，违命者斩”。现官不如现管，皇帝的车驾只好缓缓驶进军营。周亚夫见到汉文帝并未跪拜迎接，他对文帝躬身长揖道：“臣盔甲在身，不能下拜，请以军礼相见。”汉文帝本来憋了一肚子气，但见这里军容严整、军威森严，明显不像刚刚巡视那两座军营那样随便，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军队，周亚夫才是真正的将才，只有这样的将军带出的军队才能打胜仗。于是，汉文帝改变了严肃面容，消了心中火气，亲切地慰劳军队。
        
    周亚夫的为将之德和治军之道确实值得称道。即使在今天，以这样的态度迎接“顶头上司”检查，也是难以见到的。细柳营是周亚夫军事生涯辉煌的起点，他由于细柳营整军受到皇帝的赏识，并委以重任，将星从此光芒闪烁。但也许是细柳营的成功，使周亚夫的思维方式固定、固执起来，坚持国家大事为本，不搞妥协变通，甚至不怎么顾忌包括皇帝在内的个人情感。从道理上讲，重大局，行公义，正直果敢，是美德，可美德在特定条件下并不一定结出美的结果。具体条件不适宜美德发展的时候，美德衍生苦涩甚至悲剧都是可能的。

    周亚夫细柳营整军给汉文帝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在为国为君这一点上，文帝无话可说。但要叫文帝喜欢周亚夫也难，因为皇帝毕竟是有尊严和虚荣心的，这东西一般人碰不得，不管出于什么理由，你做事过了头，总会叫他心里不痛快。好在汉文帝是位明君，虽然对周亚夫隐隐不快，但从大局考虑，还是提了周亚夫的官职，使他拥有更大的军权，在抗击匈奴中有所作为。不仅如此，文帝临死时还不忘嘱咐儿子景帝：如果将来国家发生危难，特别是有人叛乱时，周亚夫“可任将兵”。
        
    汉文帝看到了周亚夫的能力和对国家的忠诚。但是，名将未必是名臣，战场的英雄未必是官场上的行家。封建时代，政治讲究“太极推手”，而军事则讲究真刀真枪。因此军人进入官场要有一个转变的过程，而周亚夫恰恰没有很好的转变过去。在汉景帝废长立幼的问题上，他“固争之”，搞得汉景帝只好说废太子是我的家事，不需要外人插手，周亚夫才无奈罢休。在外戚封侯的问题上，他为了阻止景帝竟搬出了他的老祖宗刘邦，虽然达到了目的，但却积累了与景帝的更大矛盾。还有对匈奴投诚将领的使用上，与景帝的意见也相左。如果他遇到的皇帝是唐王朝的李世民可能会好些，可惜他遇到的是汉景帝，情况自然不妙起来。
        
    客观而论，周亚夫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国家的前途，刘氏的江山，可谓谋国家而不谋自身。但动机和效果有时是不统一的，尤其是在封建王朝，皇帝的权威是不能轻易对抗的。这样，一代名将周亚夫的命运就不免要发生转折。于是，有人开始在鸡蛋里找骨头，千方百计找周亚夫的麻烦，不断地在景帝面前说他的坏话。最后终于把周亚夫送进了监狱，罪名是：“不反地上，亦反地下。”周亚夫听到宣判，五日不食，气绝而亡。
 　   
    其实，周亚夫没有搞明白国与君的真正关系。在封建社会里，“朕即国家”，理论上把国和君看做一体，把国看做是君之家产，实际不完全是一回事。在国的大利益之下，还有君的某些个人利益。一个个亡国之君，昏庸之帝，无不把自己的享乐、嗜好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甚至自己的妃子和三亲六故的利益也可以高于国家利益，如果臣子们认识不到这一点，只想着为国家谋福利，为大局图发展，而不顾君王的一己之私，常常要倒霉。周亚夫的悲剧令人感慨。【原标题：周亚夫谋国不谋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