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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民》篇公开说:“王者,国不蓄力,家不积粟。”国不蓄力,就是耗尽民生,有时就发动战争来“杀力”;家不积粟,就是剥夺一切私有财产,榨尽民脂民膏,从而摧毁一切独立人格和思想,消灭一切与国家机器不和谐的音符,消灭一切异端!
所以,商鞅治理下的秦国,固然具有极强的攻击力,在列国纷争中频频得手,但对人民来说,却毫无幸福可言。生活在这样的国家实在是极大的不幸。商鞅治秦,对外固然有“天子致胙,诸侯毕贺”(《史记》)之功,对内则不免“老母号泣,怨女叹息”(《盐铁论·非鞅篇》)。《商君书》中有一篇《徕民》,至少写在商鞅死后八十多年,就写到三晋民众多而土地匮乏,秦地人民少而土地有余,为什么三晋之民不到秦国来呢?就是因为“秦士戚而民苦也。”所以三晋(赵、魏、韩)不能战胜秦国,已经四世了……大大小小的战争中,三晋被秦掠夺的财富,也不可胜数。但即使这样,三晋的人民仍然不屈服秦国。秦国可以凭武力掠夺三晋的土地,却不能得到三晋人民。
[原文:三晋不胜秦,四世矣……小大之战,三晋之所亡于秦者,不可胜数也,若此而不服,秦能取其地,而不能夺其民也。]
最后,这个为秦国上下一致憎恨的商鞅,“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战国策·秦策一》)。
“壹民”还有一个严重后果,当然这正是专制论者、一切国家主义者所追求的目标,那就是,消灭私人空间,造成一个透明的社会。每个人都处在国家和他人的严密监视之下。商鞅搞户籍制度,置伍什之制,行连坐之法,倡告发之风。让居民们互相纠察,互相监视。告发奸人,予以重赏;不告发奸人,加以重罚,什伍之内,一人有罪,他人连带有罪,人民在战争中不勇敢,本人处死,父母、兄弟、妻子连坐。有告发官吏为奸的,可以承袭所告之官的职位。甚至—
治国的最高境界,是可以让夫妻、朋友不能相互掩盖罪行错误,而不因为彼此关系亲近就(互相包庇),妨害对国家的诚实。人民百姓不能相互隐瞒遮盖。
[原文:至治,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而不害于亲,民人不能相为隐。(《禁使》)]
连夫妻、朋友都要相互告发,而不为亲情所动,真是透明极了的社会。在同一篇文章中,还提到,要真正让人互相告发,必须避开利益相同的关系,因为利益相同就会互相包庇,所以要使人人“事合而利异”,利用人们的利己之心去害人,告发别人。何其歹毒也哉?
《画策》一文中给我们描写出了透明社会的图景。这段文字精炼之极,不忍遗漏,全引于下:
所谓明察,就是无所不见。这样群臣就不敢为奸,百姓就不敢为非。国君坐在高椅之上,听着丝竹的音乐,而天下自然就井井有条了。所谓明察,就是让人民不得不干(国君要他们干的)事。所谓国君的强干,就是战胜天下人。战胜天下人,就能集中天下人的力量。因而勇猛的人不敢做横暴反叛的事,智慧的人不敢做欺诈不忠的事,他们会整天思考着怎样为君主效力。天下所有的人,没有人敢不做国君喜欢的事,也没有人敢做国君不喜欢的事。所谓强大,就是使勇而有力的人不得不效忠自己。
[原文:所谓明者,无所不见。则群臣不敢为奸,百姓不敢为非。是以人主处匡床之上,听丝竹之声,而天下治。所谓明者,使众不得不为。所谓强者,胜天下。胜天下,是故合力。是以勇强不敢为暴,圣知不敢为诈,而虑用。兼天下之众,莫敢不为其所好,而避其所恶。所谓强者,使勇力不得不为己用。]
这是一个何等可怕的情景!暴君踞坐在交椅之上,在天下的中央枢纽,如同盘踞在蛛网中心的巨型毒蛛,任何一点轻微的信息都会被他敏锐地捕捉到。这使我想起英国人奥威尔(GeorgeOrwell)的名著《一九八四》:“海洋国”的执政党是“内党”,“内党”的领袖叫“老大哥”,“老大哥”从不露面,但他的照片却到处张贴,他炯炯有神的眼睛,伺察着他的臣民。他的臣民们的私人居室,都装有一个“电子屏幕”,可以视,可以听,还可以发号施令,房间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在这电子屏幕的伺察之下,平时无事,电子屏幕就没完没了地播送大军进行曲、政治口号等等。这个电子屏幕由中央枢纽控制,个人无法关掉……
奥威尔所写的一切,在两千多年前,就由中国的商鞅设计出来了!只是商鞅那时没有今日的科技,其纠察手段没有这么现代化而已!
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如果不和科技的进步同步,则科技只能成为专制的帮凶,而并不能为人类带来福祉。它只是为专制者提供更方便的统治手段而已!
社会的透明,对私人空间的挤兑,其最终目的就是控制人,使人“不敢为非”又“不得不为”国君(往往借国家民族集体的名义)所要求的事。是要以一人或一个集团胜天下,占用天下一切聪明、才智、勇力和其他社会公共资源。“不敢为”是对自由的禁止;“不得不为”,则是连沉默的权力也要剥夺。“不敢为”和“不得不为”,最透彻地说出了专制政治对人的全面剥夺!【原标题:商鞅为何会从改革家变成“全民公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