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州有个百花洲。百花洲又名花洲书院。花洲书院虽远不及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等四大书院名气大、资格老，却是一千年前北宋的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范仲淹在邓州为官三年时所亲手创设的学堂，并因此留有诗文胜迹。更要紧的是，他那百代争诵的《岳阳楼记》正是在此时此地所写。
       
    据宋史记载，范仲淹少时家境清寒，辗转流离，攻苦食淡。“划粥割齑”的典故便出自他的刻苦读书。26岁时考中进士并出仕。前后在地方上干了10多年的小官。后经少年得志、诗名甚高的晏殊力荐才调至京城任了个朝廷秘阁校理。这是一个校勘皇家图书的闲职。但不久范仲淹就干了一件石破天惊的壮举，令晏殊都目瞪口呆。这年冬，年轻的仁宗皇帝下诏令，说要率领朝中百官为皇太后祝寿，并行跪拜之礼。这本是不合封建时代皇帝事亲的仪规的。但满朝的文臣武将慑于太后之威，个个面面相觑，却无不噤声。倒是位卑言轻的范仲淹挺身而出，向皇上上疏直谏，说是君主只应以家人之礼侍亲贺寿，不应率着百官一起朝南面来跪拜太后。这有失圣体国威，实不足为法。仁宗以为有理，于是拜寿仪式从简。这却让垂帘听政的皇太后心中忌恨。晏殊深为不安，指责他如此出言无忌，近于沽名钓誉，并会累及他人。范仲淹不服，说他“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他也自知难在朝中立足，但他无怨无悔，不久便被逐出京，做了河中府通判。这是范仲淹因“忠直不挠”而首次遭贬。
      
    但范仲淹直言敢谏的禀性并未改易。在皇太后去世后，仁宗皇帝开始亲政，革除太后时的腐风弊政，严格官员任用制度，朝中因此有了新的气象。而这时仁宗打算废除郭皇后。郭皇后是仁宗15岁时由太后做主册封的。仁宗实际上宠爱的是尚、杨二美人。郭皇后性好嫉妒，又仗着太后，在后宫骄横不驯，常常为争宠夺爱与妃嫔闹得狼烟四起，争吵不休。仁宗一怒之下欲废皇后。宰相吕夷简因曾与郭皇后有隙，故趁机暗中撺掇手下人以皇后九年不育为由上书废黜之。在吕夷简的怂恿下，仁宗废后决心更坚定。废后之事一时风雨满朝，议论纷纷。范仲淹闻之，立即向仁宗进言直谏。因事情紧迫。范仲淹又去与吕夷简争廷论理。几番唇枪舌剑，吕哑口无言。年轻气盛的仁宗皇帝赵祯却一意孤行，从速下诏远调范仲淹知睦州。这是范仲淹因忠直不挠而第二次遭贬。时年46岁。
       
    范仲淹第三次被贬仍是祸从口出。景祐二年，范仲淹因在地方治水有功，又调回汴京升任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并做了开封知府。而范仲淹依旧是“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此时的吕夷简羽毛丰满，把持朝政，任人惟亲，提拔官员多出其门。朝内多是敢怒而不敢言。范仲淹就下功夫搞了个新闻调查《百官图》，晋献于仁宗皇帝。尖锐地指出哪些人的升迁是合格的，哪些是有问题的，痛责吕以权谋私。可老谋深算的吕夷简反诬他别有用心，离间君臣关系，图谋结党营私。仁宗不察，遂罢黜范仲淹的京官，将其放逐知饶州。白驹过隙，一晃8年。直到庆历三年（1043年）春，由欧阳修力荐，“天子以仲淹众望所归拔用之”。于是，已届54岁的范仲淹又回京擢升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几经贬黜放逐，仍是禀性难易，壮心不已，始终如一。这时，仁宗让吕夷简退职养病，让范仲淹与富弼、韩琦等实主朝政。很快，范仲淹就搞出了一个一揽子改革方案《答手诏条陈十事》，皇上允准，在全国推行。史称“庆历新政”。然而不及一年，吕夷简纠集一批既得利益的朝臣猛烈反扑。激烈碰撞下，仁宗退缩，改革告吹，并下诏解除范职。悲愤与无奈之下，范仲淹这才激流勇退去了邓州做知州。在知邓州期间，应先被贬谪的好友滕子京之约，在花洲书院写下了名垂千秋的《岳阳楼记》，其中的“宠辱不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经典名句，不折不扣是他宦海沉浮数十年，毕生人格追求和人生境界的真实写照。  
       
    史家赞曰：“自古一代帝王之兴，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淹诸贤，无愧乎此。”金人元好问评价范仲淹“求之千百年间，盖不见一二”。抚今追昔，令人慨叹良多。平心而论，范仲淹不惧雷霆之怒、敢说真话的骨格人品和造福一方的人生境界所达到的历史高度，让今天的一些文化人特别是官场人对镜而视，肯定会自惭形秽，望尘莫及。【原标题：范仲淹的为官之道（百家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