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者觉仁专栏之
　　
    杨广之败：隋朝公司
　　
    “大跃进”发展的罪与罚3
　　
    三征高丽失败后，隋朝公司陷入资金链断裂的重重危机之中，分崩离析，濒临破产边缘。然而，此时的杨广却从盲目“大跃进”扩张，一举转为自我屏蔽的“鸵鸟术”，直至身死国灭，隋公司名存实亡。
　　
    资金链断裂下的企业危机
　　
    隋朝公司的资金链断裂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资本循环中断———现金流严重短缺，税利锐减，国库空虚，物价飞涨，民生凋敝，企业盈利水平直线下降。
　　
    二，信用资本破产———客户（民众）对企业（朝廷）的信任度趋近于零，纷纷以暴力手段打破市场垄断，企图建立新的市场规则。
　　
    三，人力资本流失———高管层和各级管理者对经营现状普遍不满，纷纷跳槽或自立门户，一夜之间都成了隋朝公司的竞争对手。
　　
    在杨广实施系列暴力工程并进行全面资本扩张时，上述危机便已开始酝酿，及至发起兼并高丽的计划后，整个隋朝公司更是遭到了巨大冲击，于是危机进一步加剧。
　　
    大业四年，杨广开始扩充军备，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向富人征收捐税，用以购买数量庞大的战马。由于在短时间内大量收购，致使每匹战马的价格高达十万钱。同年，杨广下令开凿洛阳至涿郡的永济渠，目的就是为东征高丽开辟一条快捷的运输补给线。
　　
    大业六年，杨广下令山东百姓饲养战马，以供军用，同时征调大批民夫运送粮食前往辽东前线。由于运输量大、路途遥远，大量运粮车辆损毁，拉车牛马死亡。
　　
    大业七年，杨广命人在东莱海口督造战船三百艘。由于军令严急，造船工匠昼夜立于水中，片刻不敢休息，致使腰部以下皆生蛆虫，死亡人数达十之三四。
　　
    同年七月，朝廷征调长江和淮河以南的民夫和船只，将黎阳仓（今河南浚县境内）和洛口仓（今河南巩县东）的粮食运往涿郡，船队首尾相接一千多里；同时，满载着军资器械的大小车辆也日夜不停地在各条道路上奔驰，途中基本上始终保持着数十万人，道路为之堵塞；时逢盛夏，大量士兵和民夫纷纷倒毙，致使尸体枕藉，恶臭满途。
　　
    由于频繁的徭役挤占了耕种时令，山东、河北等地的大量农田荒芜，随即爆发饥荒，粮食价格飙涨，一斗米卖到了数百钱。而隋朝政府的各级官吏却依然横征暴敛，加之当时黄河泛滥，洪涝成灾，老百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被彻底逼到了死亡的边缘。从大业七年起，活不下去的老百姓就纷纷揭竿而起了。
　　
    山东邹平人王薄，率先在长白山点燃了反隋的第一把烽火，其部众在齐郡（今山东济南）附近纵横出没，攻击官军，劫掠府库，声势异常浩大。
　　
    在王薄榜样作用的带领下，各种大大小小的叛乱势力很快就在大江南北遍地开花：刘霸道、张金称、孙安祖、高士达、孟让、郝孝德等人相继揭起反旗。他们啸聚山林，神出鬼没，攻击城邑，劫掠资财，让地方政府大为头疼。
　　
    大业中后期，加入反叛行列的还不乏隋朝公司的原高管和各级员工，如杨玄感、李密、窦建德、刘武周、梁师都、郭子和、薛举、李轨、萧铣、宇文化及、王世充等等，当然，最著名的还是唐国公李渊和他的儿子们。
　　
    三征高丽失败后，四方叛乱已成野火燎原之势，隋朝公司也已分崩离析，濒临破产边缘。在这生死存亡之秋，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企业领导者，都会不惜任何代价、采取一切手段挽回败局，然而这个时候，杨广在干什么呢？
　　
    此刻的杨广不仅没有采取任何拯救行动，而且居然离开东都，跑到江都的离宫度假去了。眼不见为净，耳不听不烦！无论企业糜烂到什么程度，杨广都不想管了。
　　
    现在，他只想当一只鸵鸟。
　　
    鸵鸟术：从盲目扩张到自我屏蔽
　　
    大业十四年（618年），杨广五十岁，正值知天命之年。曾经，他认定他的天命就是成为“奄吞周汉”、“志包宇宙”的千古一帝，而今，他只能龟缩在江都的离宫里，不停地用酒精和女人来麻醉自己。
　　
    杨广很早就在离宫中建了一百多座精致的别院，每一院都住满美女，常备美酒。来到江都后，杨广每天让一院做东，然后带着萧皇后和宠妃们轮番寻欢作乐，日夜笙歌艳舞。来自帝国公司四面八方的叛乱消息都被他刻意屏蔽了，执意劝谏的人甚至为此掉了脑袋。这个春天，杨广的眼中天下无贼。
　　
    从昔日不顾一切地把隋公司带上一条盲目扩张的不归之路，到如今同样不顾一切地把自己浸泡在酒池肉林里，其间的角色转换和行为差异不可谓不大，但杨广似乎过渡得非常自然，毫无痛苦挣扎的迹象。
　　
    杨广通晓天象，且喜好吴语。某个华枝春满、天心月圆的夜晚，杨广与萧后一起坐在花园里仰望星空，忽然笑着对萧后说：“外间大有人图侬（我），然侬不失为长城公（陈朝后主陈叔宝），卿不失为沈后（陈朝皇后沈婺华），且共乐饮耳！”他的意思是，就算江山丢了，他也可以跟陈后主一样，当个两耳不闻天下事的逍遥王爷。
　　
    事实上，杨广心里很清楚，这只是一种虚幻的自我安慰罢了。一旦社稷沦陷、江山易主，等待他的只有死亡。杨广是个自恋的人，经常会长时间地揽镜自照。有一天，他摸着自己的脖子，忽然对着镜中人说：“好头颈，谁当斫之？”萧后闻言，大惊失色，问他为何出此不祥之语。杨广凄然一笑，说：“贵贱苦乐，更迭为之，亦复何伤！”
　　
    看上去，杨广似乎颇为达观，可这何尝不是百般无奈之下的自我解嘲呢？一个表面上越是自负而不可一世的人，其内心往往是脆弱而不堪一击的，杨广正是这样的人。从小到大，他做的事情没有不成功的，想要的东西也没有得不到的，这就使他养成了一种睥睨万物、目空一切的性格，然而与此同时，一个成人本应具有的抗挫折能力，却从没有在他身上发育成熟。
　　
    因此，一旦遇到严重挫折，他脆弱的一面就会暴露无遗。在此情况下，他只能下意识地采用自我屏蔽的方式，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进土里，以此化解来自外界的威胁和伤害，从而保护自己骄傲而脆弱的心灵。
　　
    其实，对于自己的结局，杨广比任何人都清楚，但他却无力改变，只能在日复一日的自我催眠中等待死神的降临。
　　
    杨广之死：“大跃进”发展的罪与罚
　　
    被迫跟随杨广南下江都的禁军将士大多是关中人，长期背井离乡令他们牢骚满腹。意识到杨广毫无西返之意后，禁军郎将窦贤首先率部西逃，结果被杨广的侍卫骑兵追了回来，当即斩首示众。
　　
    杨广试图杀一儆百，但是窦贤之死却激起了更多将士的义愤。很快，杨广的心腹将领司马德戡、元礼、裴虔通就策划了一个大规模的逃亡行动。短短数日，杨广身边的各级文武官员便纷纷卷入这个计划。
　　
    司马德戡等人原本计划于大业十四年三月十五日集体逃亡，可后来加入的宇文智及（宇文述三子）却对他说，如果不解决杨广，就算逃了也很可能被抓回来，最后跟窦贤一个下场。司马德戡觉得有道理，随即和宇文智及一起推戴宇文化及（宇文述长子）为首领，决意弑杀杨广。
　　
    这一年三月十日深夜，宇文化及、司马德戡等人在江都发动政变，于次日清晨缢杀杨广。随后，宇文化及把杨广之孙杨浩立为傀儡皇帝，自命为大丞相，引兵十万西还。
　　
    至此，隋朝名存实亡。
　　
    后人说起杨广，最集中的评价就两个字：暴君。的确，杨广一生犯下了太多罪孽，注定要得到身死国灭的惩罚。诚如李密在讨伐杨广的檄文中所说：“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不过，客观来看，杨广实施的一系列劳民伤财的“暴力型”工程，以及全面开花的资本扩张行动，其动机未尝没有好的一面。尽管他更多的是被不切实际的“企业帝国梦”所驱使，但不可否认，他所做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促进隋公司的发展。所以，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杨广做事的出发点，而是在于他所采取的方式。
　　
    杨广即位后所做的一切，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大跃进。
　　
    虽然杨广从杨坚手里继承了雄厚的国力，但创立仅二十多年的隋公司实际上仍然处于创业阶段，还远不到大规模扩张的时候，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飞跃式发展，应尽量避免因企业发展规模与资本实力不相称而造成负债过多、风险增大的情况。
　　
    可惜的是，好大喜功的杨广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切，他的风险管理能力绝对是不及格的。事实上，当杨广像打了鸡血一样在“大跃进”的道路上疯狂奔驰的时候，还是有好几次机会控制风险的。比如大业七年各项工程竣工之时，他若能及时停下脚步，隋朝或许还能恢复元气；第一次兼并高丽失败，他若能汲取教训，改弦更张，也断不至于把企业搞到破产倒闭的地步。
　　
    汉武帝早年也跟杨广一样，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可当他发现整个国家被他搞得民不聊生、天怒人怨的时候，便及时纠正错误，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终于使汉朝的国祚在他身后又延续了三百年。
　　
    遗憾的是，杨广终究没有在“大跃进”的道路上悬崖勒马。也许，直到死亡的绳索套上脖颈，杨广也没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但是，隋朝公司“大跃进”发展的罪与罚，却值得当下的公司组织引以为鉴。【原标题：资金链断裂 从"大跃进"到"鸵鸟术"杨广身死国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