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宿望梅楼，夜深珍木冷。僧房已闭户，山月方出岭。碧池涵剑彩，宝刹摇星影。却忆郡斋中，虚眠此时景。”这是刘禹锡在 《发苏州后登虎丘寺望梅楼》中的诗句。刘禹锡是白居易离任苏州刺史后的继任刺史。如果说白居易的风雅成了山塘的一景，而刘禹锡和白居易关于苏州的唱和，更是把山塘的风雅推向了极致。这世称 “刘白”的刘禹锡和白居易，在苏州留下了太多的风雅，浓得让苏州再也摆脱不了！也就是在苏州的小桥流水之上、粉墙黛瓦之中，在一片温柔市声和江南的繁华中，姑苏温婉的民谣，《竹枝词》、《采菱行》等许多清幽隽秀的诗歌，那么的清和雅致起来，尽显江南风致！也正是这种歌吟，让文化浸入了苏州的骨髓，成了苏州的传统、苏州的魂魄。

    刘禹锡，这位极具文人气质又有传统士大夫气节的“市长”，在其间的推波助澜，功不可没！

    王叔文曾说，刘禹锡有宰相之才。刘禹锡21岁中进士，官至监察御史。后因所参加的反对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的革新活动失败而被贬往了地方。

    刘禹锡在苏州做了三年刺史，对于苏州，他留下更多的是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他与苏州的情谊在他临走时写的《别苏州》诗中可见一斑：“流水阊门外，秋风吹柳条。从来送客处，今日自魂销。”苏州人对刘禹锡也是充满感激和景仰，把曾在苏州担任过刺史的韦应物、白居易和他合称为 “三杰”，修建了三贤堂。

    千年后，当我再次审视刘禹锡，沿着他生活的轨迹，品读他脍炙人口的诗篇，他所表现出的坚韧不拔、乐观向上的精神让人回味与追思。

     刘禹锡一生遭遇多次贬官，虽身心遭受重大打击，但却一直没有失去一颗昂扬豪迈的心。特别是他对所处环境历史人文与自然风物的自觉关注，诗文写得十分爽朗。文中所表达出的一种旷达与自适，一种自信与刚强，永远散发“阳光青年”的味道，被白居易称为“诗豪”。

     一则广为流传的故事更显现出刘禹锡的豪爽不羁。元和十年正月，在穷乡僻壤呆了十年的刘禹锡一行诸人，被召还京师准备起用。在结伴前去玄都观游玩时，刘禹锡一时兴起写了一首诗：“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当权者看后很生气，认为“语涉讥讽”，结果这帮人又统统被贬到偏远的地方做刺史。刘禹锡在五十七岁再回到长安时，玄都观里只剩下一片乱草，他不怕惹祸，又写了一首《再游玄都观》：“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当我们感受刘禹锡自信的同时，令人更难忘的是刘禹锡的豁达的人生态度。元和二年春天，刘禹锡与崔群、李绛、白居易等人在京城曲江池西岸的杏园里赏花宴饮，刘禹锡挥笔写道：“二十余年作逐臣，归来还见曲江春，游人莫笑白头醉，老醉花间有几人？”放逐了二十多年，头发都花白了，还能安然归来再游曲江，还能在杏园惬意饮酒，有几个人能够做到？也正因为有这种豁达的人生态度，才有后来“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的诗情喷发；才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的撼人力量。

    刘禹锡豪迈的气质和不羁的性格，决定了他是不屈不挠的斗士。《聚蚊谣》里，他把专权的那班宦官比做蚊虫害怕阳光，喜欢昏黑，专等天暗时分便喧腾鼓噪，飞出来以利嘴伤人；对那些权倾京师，红极一时，自以为荣华常保的权贵，在刘禹锡看来不过是过眼云烟，他在《乌衣巷》里写道“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放荡不羁的性格，使他在京中受人排挤，然而他与贪官污吏水火不容，是根植在骨子里的。被贬为苏州刺史后，他在苏州接见一个名叫李绅的贪官。席上，李绅邀舞女助兴，并请歌妓来作陪。在饮酒间，刘禹锡一时诗兴大发，便做了这样的一首诗：“高髻云鬓新样装，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诗的大意是：你李司空花天酒地，习以为常，可我刘禹锡却肝肠寸断，于心不忍。“司空见惯”这句成语，从此不胫而走。

     对权贵一身正气，嫉恶如仇。对老百姓，刘禹锡在《连州刺史厅壁记》倡导“功利存乎人民”。他不论在哪里，都守政不阿，重土爱民，兴教重学，深得人民爱戴。刘禹锡刚被派往苏州担任刺史时苏州正发生水灾。他一上任就开仓赈饥，免赋减役，并走入市井，探问农耕，教泽市民，他以对人民、对山河深沉的热爱，发现并欣赏山河之美、生活之美……【原标题：刘禹锡：功利存乎民心】

    来源：苏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