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2月，穆青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发表，引起强烈反响。也许人们不知道，穆青当时在写这篇稿子时，碰到两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写不写灾荒？这在后代人看来简直算不了什么问题。而在当时，它却是一个不成文的清规戒律。国防部长彭德怀等高级官员，当年被革除官职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如实反映了灾情，这叫“给社会主义抹黑”。当时穆青思忖良久后作出的决定是“写”！他想，焦裕禄在困境中带领兰考人民顽强抗灾，喊出了“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豪迈誓言。不写灾荒，哪来的焦裕禄？

    稿子棘手的第二个问题是写不写阶级斗争？这又是一条犯忌的问题。曾任新华社社长的朱穆之多年后回忆那段形势时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后，毛主席在党内提出整风，主要是整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结果整风放出许多比较偏激的意见，毛主席一看，觉得不行，认为思想领域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解决，主要矛盾还是阶级斗争。于是，国家从主要搞经济建设转为搞阶级斗争。”就是在这个时候，毛主席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这种形势下，如果不写阶级斗争，风险很大。但是穆青想，兰考当时面临的主要矛盾是饿死人还是靠双手改造环境，确实没有搞阶级斗争。穆青终于作出决定：“兰考没有阶级斗争，我们不写！”

    当时参加采访的记者周原很多年后讲过这样一句话：“没有穆青参加，这篇稿子是发不出来的。他的地位和权力决定了他在这中间要担当很多东西。”

   《为了周总理的嘱托》打破了不敢批评“文革”的禁区

    1978年初，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廖由滨给总社发来一篇稿子，题目叫《棒打不回头的种棉模范吴吉昌》，写的是山西闻喜县一个叫吴吉昌的老农民科学种棉花的故事，其中与有关种棉花的技术性问题较多，但里面有一点非常感人，那就是这个老农民为了完成周恩来总理交给的任务，打成反革命也不罢休的那股子劲头。

    穆青看完稿子，立刻把廖由滨叫来总社，请他详细介绍吴吉昌的情况。廖由滨连夜向穆青汇报，他谈起吴吉昌为了种棉花，偷着在自家院里育苗；谈起吴吉昌为了种棉花惨遭毒打，腿被打伤了，左臂被拧得脱了臼，成了残废；还谈起吴吉昌为了种棉花，饱受折磨，身患重病，快要死了也不给他治病……

    穆青听着听着落泪了，他问廖由滨：“你为什么不把这些写出来？”廖由滨回答：“事迹很感人，但处处都涉及‘文革’的阴暗面，怎么敢写呀！”穆青半天没说话。

    很多年后，穆青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回忆他的心情：“1978年初，十年动乱虽已结束，但历史的惰性力量，仍在阻碍人民前进。那时，关于‘文化大革命’怎么提法，思想上还没有解决。后来碰到吴吉昌这篇稿子，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就是提不提‘文化大革命’？如果不提，这篇文章就写不出来。因为吴吉昌的遭遇都是因为‘文革’而来，他为了周总理的嘱托种棉花受尽迫害。如果对这些事实都回避了，这篇文章就没意思了。所以，我决定重新组织力量，去山西深入采访。”

    穆青派出国内部记者陆拂为与廖由滨一道再赴山西闻喜县。他指示：改变报道路子，少写有关种棉花方面的技术问题，实事求是地反映吴吉昌身处逆境的献身精神。

    春节前，陆拂为从山西回到北京，他向穆青详细汇报了采访情况。穆青边听边抽烟，激动地一次次站起来。

    “当掌握了大量动人的事例和细节之后，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吴吉昌的遭遇具有时代的典型意义，一个共产党员被当作党的‘敌人’时，仍然不屈不挠地为科学、为真理而奋斗，这不正是在那惊心动魄的年代，许多优秀共产党人精神面貌的写照吗？但是，要表达这种革命精神，就无法避开当时的典型环境，还必须冲破政治上的‘禁区’，作出不同于当时流行提法的新论断，这就难了！”这是穆青在后来的回忆中继续说到的。

    当时他们面临着两种选择：第一种，后退，平安大吉；第二种，闯关，凶多吉少。对后一种选择，作为一个普通记者，廖由滨不敢写，从山西回来的陆拂为依然犹豫，他对穆青忧心忡忡地说：“难度的确很大，党中央负责人再三强调‘文化大革命’要正确对待。这种题材能出关吗？”穆青狠命地抽着烟，半天没作声，心里却已是下定决心。

    “一定要写。不仅要写，而且要通过吴吉昌的遭遇，控诉‘文化大革命’对那么多人的迫害！对吴吉昌不是一个认识问题，而是一个胆识问题。就是你认识到了，敢不敢讲？我想，只要是事实，是真理，代表了大多数群众的意见，代表了全党大多数干部的思想，这样的东西，我们就敢讲！当然，这有一定风险，那就随它去吧。将来要挨整，挨整就是了。”穆青多年后的这段回忆一直保存在一盘磁带里，从他激愤的语调中，仍能体味出他当年痛下决心时那一刻的义无反顾。

    穆青让陆拂为先设计个方案。或许，这个问题太尖锐了，陆拂为先后设计了几个提纲，都因为顾虑“文革”问题而绕来绕去。几个提纲被穆青一个个否定。他对陆拂为说：“你没有放开手。你要放开手写，我来把关！”稿子写好后，陆拂为问：“还需要送中央审吗？”穆青说：“送谁审啊？出了问题我来负责！”陆拂为心头一热，他知道，既是作者又是发稿人的穆青，正承担着双重政治风险。

    3月13日，《为了周总理的嘱托》发稿前，穆青亲笔写信，把清样送给《人民日报》负责人征求意见。《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庄一口气读完，立即给穆青打电话，说：“写得好！”并告之，报社决定加编者按。多年以后，陆拂为在一篇文章中如此回忆那个夜晚他的心境：“中央两家新闻单位一起，发挥历史主动精神，‘擅自’对史无前例的‘文革’作史无前例的公开批评。尽管措词比较含蓄，但不难听出‘弦外之音’。全国人民会有何反响？中央负责人会怎么说？我兴奋、激动，彻夜失眠了。”

    无论反对、赞成还是怀疑，《为了周总理的嘱托》这篇在中国新闻史上被称为“最早公开发表的对‘文化大革命’持否定态度的人物通讯”，促使人们对“文革”进行思索和诘辩，“大一统”的思想被冲破了。它预示了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将在中国的土地上不可阻挡地到来。就像后来没有多久，一场“真理标准大讨论”，使“文革”由“禁止亵渎”的“神器”成为“内部争鸣”的“怪物”。这正是作者所希望的。【原标题：穆青两破“禁区”写出传世佳作】
  
     来源：新疆天山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