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青也是个独特的人。在他身上，有荣誉笼罩的光环，有地位附加的神秘，有相悖的景观呈现：譬如平日里，他寡言少语是性格内向之人，却把文章写得情思奔涌、笔墨淋漓；再譬如他能到穷乡僻壤采访睡在农民的土坑上，又能走进中南海坐到政治局的会议桌旁；他能用地道的农民语言同乡亲们拉家常细说麦子、棉花、芝麻，也能从政治家的角度同党和国家领导人畅论国事政事天下事；他没有上过大学，他的作品却是高等院校新闻和中文、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必读教材；他自称重实践不擅理论，而全国多所院校都有学养深厚的专家学者从事“穆青研究”；他的采访对象有延安时期的毛泽东主席、抗战胜利后的金日成将军，也有日军战俘、国民党降兵。他集多重角色于一身：既是新闻记者又是新闻事业管理者，是国家正部级干部又常以“无产阶级新闻战士”自勉自励……
　　
    “穆青是个很有探讨价值的人。”———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孙民乐博士，是谢冕先生的高足，曾在报告文学课堂上讲授穆青作品，他说：“作为20世纪客观存在的无产阶级新闻学或说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学，穆青是这一新闻理念的重要代表人物和成功实践者，其地位毋庸置疑。他是怎样介入历史的，其内在驱动力是什么？他身后同哪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产生过关联？以及文章之外是怎样一个穆青，都是有探讨价值的问题……”
　　
    抉择于烽火之中穆青祖籍河南周口，1921年生于安徽蚌埠，10岁时给一小军阀做师爷的祖父去世，举家迁回河南杞县即祖母的娘家，穆青由此踏上河南那片厚土。人都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而在穆青，这第一口“奶水”却来自祖父，他是晚清举人，深厚的国学素养，又写一手时常有人来“求”的好字，因此给长孙“开蒙”之事不会假手他人。“四五岁时我就要每天认、写4个字，祖父晚上回家要写给他看，有时出去玩疯了，没写字，晚上就挨毛掸子打”。《千字文》、《论语》《孟子》《唐诗》等篇目，都是祖父亲授。“后来我上小学，直接就上三年级，没读过一二年级，而且作文成绩好，总是班上第一名。
　　
    ”虽是有诗文浸染、字画熏陶的书香门第，祖父还是让孙子跟随一位侠义的武功师傅习武练拳，“小时候每天要踢腿、练功架，一直到祖父去世”———80岁的穆青还能健步如风，不可思议地将年轻人甩在身后，他说缘于“腿上有劲儿”。除此，每天清晨坚持挥墨习字，“祖父去世前留给我三句话：好好读书、好好写字，好好打拳”———听一位早已做了祖父的人一字字默念他祖父70年前的临终留言，旁人也会有一份感动，那里面有中国人渗透到骨里的对儿孙的爱，有中国人深刻的人性。
　　
    如果说渊源的家学以传统文化打造了穆青生命链条的第一环，那么杞县大同中学的师长则以国难当头的民族大义和匹夫之责与之链接。穆青说有两位老师对他的人生产生影响，一是赵伊坪老师，另一位是中共地下党员梁雷老师。“我正值对世事半懂不懂的年龄，进步思想激发了我的爱国热情，那时就打定主意，参加革命，不做亡国奴。
　　
    ”1937年，华北沦陷，太原失守，开封危在旦夕。此时家境日见窘迫的穆青正在开封两河中学读高一，一个意外情况触发他中断学业奔赴抗日前线。一位同学先行离校参加了八路军，给穆青来信被校方扣压、拆看，并找穆青“训导谈话”。穆青早就对学校的国民党背景和排挤进步学生的做法不满，此时又引起校方“注意”，当即与几个同学商定：即刻动身，北上山西参加八路军。
　　
    16岁的穆青是在仓猝之中离开故乡山河的，也在仓猝之中提前结束了他的少年岁月。在山西临汾，穆青参加了八路军学兵队，后被分配到贺龙任师长的120师政治部工作。此后三年，穆青跟随部队走太行、去冀中，民运工作、对敌宣传、写剧本、当文化教员，是令战士们羡慕的“高级知识分子”，人称“穆教员”。穆青说如果不是一次偶然的相遇，“我也许就是抗日烈士了”。
   
    那是1940年晋西北的一个夏日，“我正在河边洗衣服，一位师部首长下来检查工作，碰巧见到了我，他问：‘你怎么还没走？’‘走？走哪儿去？’”———原来上级早已决定抽调穆青到延安学习，可他所在部门领导不放，师领导则以为他早就去延安报到了。事情拆穿，穆青喜从天降：“我一直盼望着有一个到延安学习提高的机会！”———后来他才知道，在抗战最艰苦的阶段，党中央为了保存一批知识分子干部，将他们从前线撤回延安培训。
　　
    在延安，他本应去抗大，或者陕北公学，但穆青却提出去鲁迅艺术学院，因为他始终有一个文学梦想，而且他钦佩的那些大艺术家都在鲁艺。刚巧鲁艺举办一个“部队艺术干部培训班”，马烽、西戎、孙谦即后来的“山药蛋派”作家，成为穆青的同班同学。半年后培训班结束，穆青进入鲁艺文学系学习，又与贺敬之、冯牧结为同窗之好。在鲁艺的两年，是他一生最勤奋的时期，他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听茅盾讲《中国市民文学》，周扬讲《文学概论》、周立波讲《中外名著选读》，何其芳讲现代散文和诗……在窑洞一根棉芯的麻籽油灯下，他开始了小说习作，反复推敲、字斟句酌，最后还要读上两遍，“看有没有疙疙瘩瘩的地方”。他后来以文章名世，除自身禀赋与刻苦用功，另一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他曾被中国现代文学的诸位大家点拨。
　　
    穆青说他“原来对记者印象并不好，这印象来自国统区的那些记者。”1942年调他去《解放日报》当记者，几次都以“本人不爱讲话，不爱活动、性格内向”为由“顶”着，实际上是放不下当作家搞文学的心愿，直到鲁艺院长周扬亲自出面与之谈话：“记者和作家没有严格的界限，许多作家都有当记者的经历，比如爱伦堡、高尔基。至于性格，在共产党员面前没有攻克不了的堡垒……”几天后，穆青去了延安清凉山上的《解放日报》社，这一干就是60年。
　　
    一场“文革”两度磨难北京宣武门西大街现新华社所在地，旧时称国会街，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场”，如今已作为文物受到保护，青灰色的砖墙，朱红色的外窗，在毗邻楼群的包裹中，反有一种雍容、平正的气度，如果说四围高楼像壁立千仞的山峰，它就是传荡着历史回声的山谷：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曹琨贿选“五千大洋一张选票”的闹剧就在此上演；1913年前后的国民党，为在国会议员中发展势力，也在此摆桌设案“填表即入党”，北洋政府倒台后它也从喧闹归于平静，为北京大学四分院，五十年代以后为新华社大礼堂。
　　
    1958年穆青自上海调京，翌年出任新华社副社长兼国内部主任，他在这大礼堂里听过报告也作过报告。最难忘1966年1月，他自兰考采访归来，向全社人报告焦裕禄的感人事迹。其间，轻易不喜怒形之于色的他，几次哽咽、暂停，会场上许多人掉眼泪，有人低声抽泣。他万万没有想到，几个月后，这里竟成为他的“批斗”会场：戴高帽、挂“走资派”黑牌、坐喷气式飞机，除此，还有三次抄家、多次搬家，到基建队“劳改”：扛水泥，当小工、搬砖、打扫厕所……又一出闹剧在“国会议场”前隔代上演。战争年代毫发未损的穆青，却在这场“史无前例”中“留下残疾”：在基建队劳动时食指被方砖砸成骨折，去了合同医院，人家一听说他是“走资派”，好歹包扎一下就让回来了。可那手指粗肿，很痛，再去积水潭医院，医生说：“当初根本没把断骨给你接上，现在已经晚了，那骨头已经长歪了。”如今，穆青右手食指是有两个“鼓肚”的畸形指，所幸不影响写字。
　　
    穆青说当年就坚信有出头之日，一是源自他冷静的政治分析能力，更重要的是他亲历的1943年、1957年的政治经验：“太过分的事儿，迟早都得倒回来。”1943年，延安整风后开展了一场“抢救失足者”运动，起因是年初“审干”时发现了特务，于是有些人夸大了敌情，陕甘宁边区以外的干部、知识分子都被看成嫌疑犯，此风愈演愈烈，《解放日报》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都受到审查，22岁的穆青也忝列其中，“当时我抵触情绪很大，觉得像我这样经历简单的中学生都要审查，那外来的知识分子还有可信任的人吗？”正巧这时，毛主席接见南泥湾劳动模范，穆青奉命采访，趁采访间隙，早就憋了一肚子话的他向毛主席谈了下面“抢救”的情况和自己的不解。毛主席惊异于有那么多人被审查，认为“不能扩大化”，“如果大多数人都不可靠，共产党还有什么伟大可言，革命还有什么凝聚力……”1957年他任新华社上海分社社长期间，在沪上各新闻单位都在大张旗鼓打右派的态势下，他按兵不动，受到柯庆施书记的诘问，他回以种种托辞：“我们人手聚不齐，人都下去报道反右成绩去了”，“我们没鸣放，没鸣放就没言论，没言论怎么定右派？”———近年新华社上海分社整理社史，幸运地发现这一页历史的空白：他们是当年沪上新闻单位中唯一没有右派者。
　　
    如果说穆青是以他的良知、政治经验使身边的青年记者幸免于难，那么这种个人经验没能成为全党及社会的理性自觉时，1966年荒诞闹剧的上演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而他，一场“文革”却两度磨难。1970年以后，因新华社报道中的差错遭到周总理的严厉批评，被打倒的老干部逐步解放回到工作岗位上。1975年秋，江青在大寨讲话，说党中央有人学宋江、架空晁盖，影射周总理，矛头直指邓小平。穆青感到事态严重，让与会记者整理出讲话记录向中央领导反映，由于斗争复杂材料不能按组织系统直接上达，唯一的办法就是以个人身份直接向毛主席状告江青。性命攸关之际，穆青和朱穆之果断地在信上签名，受委托转交此信的外事记者李琴也随之署名，这便是新华社有名的“朱穆李事件”。告状信交上后，风向突变，邓小平再度下台，信也被秘密退回。不料新华社内部有人告密揭发，“朱穆李”即成“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活靶子。穆青也又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批判、检查后，再次发配至基建队搬砖、和泥，听候处理。应该说是唐山大地震使三人免遭牢狱之灾，“四人帮”无暇顾及此事。毛主席逝世不久便是十月的胜利，粉碎“四人帮”的第三天，党中央即为三人平反……
　　
    十年“文革”是穆青此生最大的磨难与挫折，这让他至今抱憾：“那是我从45岁到55岁的黄金年华，可以写多少文章啊！”事实上，他以自己在政治风浪大起大落中的行为，书写了一篇无字的文章，特别是当他跻身于中国新闻史册时，这无字之文便成有字之文的辅读，
人品为作品增色。
　　
    “文革”结束，怎样把个人伤口变成民族的智慧，是穆青着力思考的问题。于1978年3月发表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与陆拂为、廖由滨合写）有如下句式：“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像吴吉昌这样的遭遇，连同产生它的时代背景，都一去不复返了。”这在今天看来是极为平常的话语，但在两个“凡是”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之时，却是在“雷区”行进，也确有匿名电话打给穆青问：“稿子经过谁审的，这是谁的精神？”1981年1月，在法庭对“四人帮”终审判决第二天见报的《历史的审判》（与郭超人、陆拂为合写）则以一种贯古今吞天地的气势，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对“文革”的荒诞，进行了理论清算，“‘四人帮’正是巧妙地利用封建专制的‘亡灵’和现代迷信的‘梦魇’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借以孳生和发育的温床”，作者的笔触探测到了那场民族苦难的最深处。
　　
    办一流通讯社如果说“国会议场”见证了穆青困厄中的忧愤，那么25层新闻大厦的落成则令他办世界级通讯社的意气高扬。在这座大厦中，他多次提出新华社在世界上的声音要加强再加强。他于80年代提出“新闻三论”，即写散文式新闻、视觉新闻和实录性新闻，为新闻改革吹来缕缕清风。譬如新华社记者郭玲春，其作品《金山追悼会在京举行》，获1982年全国好新闻一等奖，不知曾为多少记者模仿。郭玲春回忆当时情景：“80年代初的文风还是比较刻板，我那篇稿子变了个写法，发出以后，心里也没底，出差几天回来，同事向我传达，‘老头儿’，在社长会上对你那篇稿子提出表扬。得到领导的首肯和鼓励，自然很高兴，我也就一路写下来了。”这一路文字后来编辑成约15万字的《郭玲春作品选》。“建一座大厦，带一支队伍”是穆青的两大心愿，后来他才觉得，带队伍比建大厦难得多，这其中还有非人力的天意。譬如郭超人，北京大学毕业后主动要求去了西藏，采写了中国登山队攀登珠峰等一系列好文章。“老头儿”欣赏他的才华，先后安排其在陕西、四川分社锻炼，亲自带他到农村调研，几度合作重量级文章，把他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孰料本该大展宏图时却身患不治，接班人先倒走了，让“老头儿”不胜唏嘘。不过“老头儿爱才”，新华社人有口皆碑。
　　
    新闻大厦北侧，一个不惹眼的位置，两株樱桃树在这寂寥的冬季沉默地挺立着。枝叉上片叶无存，裸露着暗沉色的树骨，那清枝瘦干极像一位清峻老人。那位老人名叫潘从正，也叫“老坚决”，十多年前辞别人世，这两株樱桃树是他生前派人用一根扁担两只箩筐，从河南宁陵坐火车、穿人流，千里迢迢送到新华社的。
　　
    穆青和他笔下的人物，有着近乎生死之交的情谊，吴吉昌的一尊塑像每日与他相伴，“老坚决”的孙子常来看爷爷的好朋友，焦裕禄的儿子每来北京必登门……而他自己六访兰考、七下扶沟、八进辉县、四访宁陵、两上红旗渠……
　　
   《人民日报》前任总编辑范敬宜说：“穆青把根扎在最厚的土层里，所以他有最肥沃的养分，他的作品也能代表最大多数的人，他能用最底层的事感动最高层的人。他有我们许多记者都不曾享受到的幸福。”
       
    穆青说：“我是中原的儿子，我的心和那片土地魂牵梦萦。”【原标题：生为穆青】

    来源：大众网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