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传闻比尔•盖茨和“股神”沃伦•巴菲特要来中国“劝捐”，凡被邀请参加慈善晚宴者，两位都会请求他们捐出一半身家。面对“捐还是不捐”的问题，富商和民众间的答案好像颇有背离，一般人总是想：你有那么多钱，捐出来一些又如何？可消息一出，除了“中国首善”陈光标表示会向慈善机构捐出自己的全部财产外，绝大多数富豪无不将邀请视为“鸿门宴”，纷纷挂出免战牌。于是叹息者有之，痛恨者有之，举美国两位做榜样、循循善诱者亦不少，可惜效果不佳，咱们的富商的确有点油盐不进的味道。既然这次洋人做榜样没什么用，咱们换成古人如何？
　　
    公元前627年，秦国以孟明视为大将，率领300辆兵车偷袭郑国。路经滑国时，消息被郑国的牛贩子弦高得知。弦高冒充郑国使臣给秦军送上了4张熟牛皮和12头肥牛，声称是郑国国君派自己来劳军的。对手都知道了还偷袭个什么劲呢？秦军只有灰溜溜地回家了。作为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模范，弦高青史留芳。留芳固然是美事，但笔者以为，人以自己本职工作留芳才算正常，比如霍去病以战功、张居正以政治、孟浩然以诗篇。以这个道理来推论，商人也应该自己生意做得好而受尊重，可是在中国历史上，你能找到几个因生意做得好而被褒奖的商人？想要在官方话语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们必须选择背负更多的社会责任，这便是中国商人的“弦高包袱”。在古代，那是捐资助学、助军，在今天，恐怕就是劝捐了。
　　
    “弦高包袱”来自于中国的重农抑商传统。从汉高祖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到清朝雍正皇帝所说的 “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除了宋朝等极个别时代外，重农抑商的观点贯穿了封建社会的始终。无需另求例证，导致舟山屡遭废弃的“迁海令”，也和重农抑商的观点紧密相关。细细排摸起来，就连“商人”一词的起源，都能看出从事贸易之人的心酸经历。根据著名历史学家吴晗的观点，周灭商后，将殷商的遗民迁移至商丘，并以管叔、蔡叔、霍叔为“三监”，进行严密控制。被迁徙的商遗民既无政治权利，又失去了土地，只能发挥自己善于经营的长处，以商业(买卖货物)作为主要职业。久而久之，商人这一表征商族人的词语便逐渐被用以指称远途贸易者。在周朝的天下，殷商的遗民身为 “亡国之余”而过的四处奔波、受尽屈辱的生活，竟然成了后世中国商人无法摆脱的宿命。
　　
    职业的价值在于职业本身。考量农民，标准应该是粮食丰收；考量工人，标准应该是产品合格；同理，考量商人也不应该另有什么附加标准。陈光标风义高古，自然值得敬佩和提倡，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不捐出身家财产的富商必须被指责。我们可以扪心自问，如果自己是富商，我会很愉快地像陈光标一样“裸捐”吗？如果不行，我能参加宴会、捐出一半身家吗？恐怕大多数人的答案会和现在的富豪一样。捐助起于行善的能力，更源于内在的善心和境界。拿普通人做不到的标准要求商人、给他们加上沉重的“弦高包袱”，除了被要求者的反感，还能收获什么呢？
       
    9月12日上午，位于定海芙蓉洲路聚奎弄6号的刘鸿生纪念馆开馆(9月12日《舟山晚报》)。作为“舟山精神”的代表，刘先生既是大实业家，又是大慈善家。因为刘先生的事业多在上海，舟山人对其造福桑梓、作为慈善家的一方面可能体会更深。但我们应该知道的是，作为实业家的商人本身就应该享有荣誉，我们对刘先生的尊敬，当然也应该是双份的。【原标题：卸下中国商人的“弦高包袱”】

    来源：舟山日报     作者:秦淮南 时间： 2010年09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