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的门》作者再推《生命册》 由《人民文学》开年连载———

　　每个作家都有一块自己熟悉的“领地”。曾因《羊的门》震惊文坛的作家李佩甫，“领地”是平原。开年，《人民文学》杂志分两期连载了其新长篇《生命册》。这一被他称作平原上的“植物说”，本月将由作家出版社推出单行本，写的是平原“植物”的众生相——多年来，李佩甫琢磨“土壤与植物”的关系，他是把人当“植物”写的。

　　《生命册》中，“我”是一个“背着土地行走的人”。李佩甫试图通过一个“幼芽儿”的成长，来展现它的“土壤”，以揭示“我”怎样成了一个“漂泊者”，缘何成了一棵无根的“树”。

　　接受专访时，李佩甫感叹：“看见危险了，可我们没有敌人。也许，真正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

　　■关于新作：没有纯粹意义上的坏人，只有活在“环境”中的人

　　关于“平原”，李佩甫一直有写三部曲的打算：1999年出版了长篇小说《羊的门》；2003年又出版了《城的灯》；《生命册》是第三部。“从大处说，我准备了五十年，那是一种从生活到创作的长期酝酿、浸泡过程。从具体写作时间来说，大约也有五六年时间。”

　　记者：《生命册》对当下的描述，包括对财富秘密的揭示，很大胆。

　　李佩甫：平原上有句土话叫：“牛”已经被人牵走了，我们还在那里吃力地“拔橛儿”呢。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年代，两个“市场”，把全国人民都卷起去了。一个是“股市”，一个是“楼市”，让所有人都在欲望的漩涡里挣扎，是“物”绑架了“人”。

　　经济与世界接轨了，可我们不在一个起跑线上。就像书中写的那样，在市场经济领域里，我们没有“标尺”。“标尺”是人家的，“红绿灯”也是人家的，有什么办法呢？

　　以建设为名的这部高速列车已经刹不住了。我们不知道它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人类怎么与大自然融合，这对一个民族来说，是全新的命题。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心灵从虚拟的天空回到大地，大地已满目疮痍，我们已经丧失了诗意的“家园”。是的，这一切都离我们很近。看见危险了，可我们没有敌人。也许，真正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

　　记者：你的笔下，“狼也可怜，羊也可怜”。

　　李佩甫：这部书也是写给自己看的。我爱这块土地，爱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有时候写，真有一种“指甲里想开花”的感觉，疼。

　　这本书，是我五十年对人生、对时代生活的参悟。大自然中，人是渺小的。人类一直渴望过一种理想化的生活，可人类仍然重复着先人们走过的路。我们在建设中破坏，在破坏中建设，在建设中继续破坏……一个印第安人说：别走太快，等一等灵魂。

　　记者：书中那个叫“骆驼”的男人，对人民币的痴迷，宛如一场“海市蜃楼”。除了钱，他对哥们儿、对女人有“真情”吗？人何以异化至此？

　　李佩甫：我们每人心中都藏着一个“骆驼”，都渴望或曾经渴望成为“骆驼”。骆驼是时代的弄潮儿，同时也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悲剧是一开始就种下的，是含在骨头缝儿里的。最后，拥有亿万资产的骆驼还是从十八层大楼上跳下去了。可杀骆驼的是他自己，是精神上的“贫穷”。骆驼不是坏人，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纯粹意义上的坏人，只有活在“环境”中的人。

　　记者：“人的耻辱都是自己书写的。”读了《生命册》，我会记住这句话。

　　李佩甫：在书中，“我”说过：在这块土地上，没有一片树叶是干净的——这是风的缘故。在一个时期里，潮流决定风尚。资本经济年代，社会普遍存在着“投机心理”。当人人都渴望越位，渴望靠投机成功，这个社会就很危险了。人一旦越过了底线，就不成其为人了。

　　■个人经历：读书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自己，清洗自己”

　　记者：生于城市大杂院的你，少时抵御粗粝的武器便是读书？

　　李佩甫：我出生于工人家庭。那是一个生活着最底层工人的大杂院，这里的生存方式极为粗粝，我几乎每天都在詈骂和争吵声醒来……但同时又有着温情、仗义、善良的这么一院人。

　　那时候，我还是一个“饥饿的小儿”。六、七岁时，刚上小学一、二年级，几乎每个星期六下午，我都会背上小书包，到乡下姥姥家去，为的是能吃上四顿饱饭。去姥姥家要走三十里路。我一个小儿，总是很恐惧、很孤独地走在乡村的土路上。

　　家贫，家中惟一有字的，是半本黄历。无书，又特别喜欢书，稍大一些，就到处跑着借……小学三年级时，我开始从一个同学家借。老实说，不是借，是“换”，已忘了用什么东西换的。同学父亲是清华毕业的，右派。有三本书把我给惊着了，前苏联作家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里面全是底层人的生活，还有对苦难生活的深刻理解。当时觉得，总算发现了人世间最好的“点心”。到了七十年代末，我有了三、四个借书证（市、县图书馆、工人文化宫图书馆、师范图书馆）。

　　多年后，我才明白，读书是可以改变命运的，但读书不是为了改变命运，读书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自己，清洗自己。

　　记者：你做过四年半知青、也开过车床，这也是你的“文学准备”？

　　李佩甫：我下过乡，当过知青、当过生产队长、当过工人、开过车床，挂职当过副市长，这一切都是生活……不是“准备”。

　　1978年，我在省级刊物上发表了三个短篇小说。处女作好像是《青年建设者》、或者是《谢谢老师们》，很青涩的那种。那时候稿酬很低，每千字三、五块，我是头题，七千字，拿了三十五块钱，特别高兴。当天夜半十二点就跑到街口拉风箱的小摊上喝了一碗“糯米甜酒”，打了一个荷包蛋的那种。

　　八十年代，文学是社会生活的热点。一天，我下班正在路上走，碰上一个市文化局的老同志，他很热情地跟我打招呼，很突兀地说：你愿意来文化局么？……就因为我发表了三个短篇小说，就调到文化局去了，成了专业的创作人员。

　　记者：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领地”，尔后在自己的领地里挖上一口“井”。何时找到这口“井”的？

　　李佩甫：我是在东奔西突、苦苦寻觅了七年后，才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领地——“平原”。从1978年发表作品，到1986年才发表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有独特认识的作品，也叫成名作。这是一部三万多字的中篇，题目叫《红蚂蚱、绿蚂蚱》。此作当年全国各大选刊都选了。所以我说，过程是不可超越的。

　　■关于文坛：“作家不能成为一个民族思维语言的先导，悲哀而痛苦”

　　记者：对文学而言，二十一世纪和上世纪80年代是迥异的年代……

　　李佩甫：八十年代是中国作家的黄金时期，也是中国文学企图与世界文学接轨的时期，那是一个人人读西方文学经典的时代。作家们在大量吸收外来文化营养的前提下，开始了从内容到形式的全面探索。

　　应该说中国作家生逢其时，遭遇到了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但巨大的变化同时又使人目不暇接。八十年代，出现了许多好的文学作品。好像文学这只“鹿”就在眼前了，眼看着就要逐到这只“鹿”了。可走着走着，前方突然失去了目标。一切都与我们想象的不一样了：物欲横流……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沙盘。作家面对急剧变化中的社会生活，我们思考的时间还远远不够，当一个民族的作家不能成为一个民族思维语言先导的时候，是很悲哀也是很痛苦的……中国作家尤其是五十年代后出生的一批作家，后来都不同程度地遭遇到了“瓶颈期”。在单一的年代里，我们渴望多元；在如今多元化的年代里，我们又渴望纯粹。

　　记者：钱，真是这个时代最大的病根吗？

　　李佩甫：早在八十年代中期，我曾经写过一部名叫《金屋》的长篇小说，是专门写金钱对人的压迫和冶炼的。那时候，我认为“金钱是万恶之源”。后来我发现我错了，“贫穷”才是万恶之源，尤其是精神意义上的“贫穷”。贫穷对人的戕害远远大于金钱对人的腐蚀。我曾经说过，一个人的童年是至关重要的。一个人在相对健康的环境中长大，他的心性会是健康的。反之，一个人在饱受折磨的困境中长大，他的心性肯定是不健康的。中国现在已进入了精神疾病的高发期，其实那病根早就种下了。

　　记者：对于未来，对于你脚下的土地，悲观吗？

　　李佩甫：有一些……悲摧。但不是绝望。因为“中原文化”的底版上垫着四个字：生生不息。 作者：朱玲【原标题：李佩甫：别走太快等一等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