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作家群七日谭”进入了第七日。之前，中国作协主席铁凝高度评价并定位了中原作家群，在京豫籍作家周大新、刘庆邦、柳建伟从创作入手谈根论突破，评论家张燕玲、李建军则直面当下文学创作的痼疾。“七日谭”一直是嘉宾唱主角，今日我们将话语权交给坚守在河南的本土作家、河南省作协主席李佩甫。论坛结束了，“坚守与突破”的创作实践才刚刚发端。

　　眼看着就要逐到那只“鹿”了

　　记者：在刚刚结束的由中国作家协会、河南省委宣传部主办的“坚守与突破——２０１０中原作家群论坛”上，您和您的作品作为中原作家群雄厚创作实力的典型代表，多次被铁凝主席、与会的文艺评论家提及，作何感想？

　　李佩甫：“中原作家”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囊括省内省外所有的豫籍作家，尤其是在京的一大批在全国有广泛影响的作家。特别是周大新、刘震云、闫连科、刘庆邦、朱秀海、邢军纪、柳建伟、何向阳等；省内也有一大批，如何南丁、张一弓、田中禾、二月河、张宇、郑彦英、马新朝、杨东明、李洱、墨白、孙方友、邵丽、乔叶、何弘、胡兰兰、傅爱毛、南飞雁等等。他们都是这块中原热土滋养培育出来的作家，且又多是以本土生活作为写作素材的作家。作为中原作家的群体，应该说在全国都是数得着的，目前一线作家的人数在全国也是最多的，也可以说是实力最强的。我只是他们中的一个。

　　记者：从“文学豫军”到“中原作家群”，在全球化、网络化大背景下，除了河南，我们还看到很多给作家贴上地域标签的现象，这种被戏称为“文学GDP”的诉求，是地域性主观意志的体现，还是文学发展的客观需要？

　　李佩甫：文学是以时代生活为参照系的，但文学又不完全等同于时代生活。每一个好作家都有自己熟悉的生活领域，都有自己的“一口井”。如美国作家福克纳终生都在写他家乡那块“邮票般”大的地方；前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土耳其作家奥罕·帕慕克也是因为“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而获奖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就是生活在大地之上的“植物”，而我们的写作自然是离不开最熟悉的土壤。

　　“文学豫军”借用的是一种军事术语，显然用它来表述文学是不太贴切的。而“中原作家群”是一种广义的地域概念，往上溯中原

　　大地文学先贤、大师更是群英荟萃，如老子、庄子、墨子、杜甫、韩愈、刘禹锡、李贺、李商隐等。这样的表述是上接文化传统的，也是有“根”的一种表述。

　　记者：从与会代表的发言和讨论中，我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青年作家和评论家话题多围绕现实寻求突破，中年作家和评论家则更多地是对根的眷恋和乡土文学的怀念。每个作家、评论家的世界观、创作观和表达方式与其个人成长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息息相关。你的创作遭遇过瓶颈期吗？作家个体的表达方式一旦形成，有改变的可能吗？

　　李佩甫：这个问题正是这次论坛研讨的主要内容。坚守，是文学的品格和态度；创新，是文学的精神和方向。这其中包含着两个概念：一种是艺术形式上的探索，一种是对文学方向性的思考。

　　我个人认为，中国作家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后出生的一批作家，现在都不同程度地遭遇到了你所说的“瓶颈期”。比如，在单一的年代里，我们渴望多元；在如今多元化的年代里，我们又渴望纯粹。可社会生活单一了，必然导致纯粹，可纯粹又会导致极端。社会生活多元了，自然会走向丰富，可丰富又会导致混乱。这是一个悖论。

　　应该说中国作家生逢其时，遭遇到了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巨大的变化同时又使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使人失迷失重。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是文学的大繁荣时期，这期间出现了许多好的优秀作品，名篇佳作不断涌现。好像文学这只“鹿”就在眼前了，眼看着就要逐到那只“鹿”了，可前方突然失去了目标。一切都与我们想象的不一样了……

　　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文学是社会生活的沙盘。作家面对急剧变化中的社会生活，思考的时间还远远不够，当一个民族的作家不能成为一个民族思维语言先导的时候，是很悲哀也是很痛苦的。

　　好的作品不是“带领”出来的

　　记者：在本次论坛上，很多代表提到当下文学创作与文艺批评的两大缺失：一是作家对社会转型期尤其是农村城市化进程中社会生活的失语；二是评论一团和气，对创作缺乏必要的引导，文艺批评缺失。这两大缺失存在已久，指出这两大缺失只需要一点点勇气，补缺却是个综合性难题。这种补缺的工作，是依靠作家、评论家的觉悟和自我调整就可以完成的吗？创作与评论，是否如市场经济也存在一个杠杆？

　　李佩甫：在这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泥沙俱下，物欲横流，金钱的声音充斥着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物质的声音，连真善美的标尺都发生了位移。所谓的市场化，所谓的广告效应把一切领域都搞成了“买和卖”的关系，连文学都几乎成了需要大声吆喝着叫卖的产品，这是很可怕的。

　　文学对具象的社会现实没有作用，可文学是可以滋润人的心灵的。作家和批评家的失语与当今所处的混沌状态是吻合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民族的文学是需要“建设”的。在文学创作方面，我们需要建设的是人类精神意义上的标尺和向度，我们需要的是建设意义上的探索和突破；在文学批评方面，我们需要的是建设意义上的批评。我们更需要本民族文化意义上的建设性的文学批评者——中国式的“别林斯基”。

　　记者：坚守与突破是个两难的命题，作为河南作家的领军人物，你将如何带领或者说影响河南本土作家实现中原文学的坚守与突破？

　　李佩甫：我个人认为，作家无论如何是离不开时代生活的。文学创作是单兵作战，有一定的独特性和个性的要求。每个作家都有各自不同的生活领域和创作风格、习惯。好的作品不是“带领”出来的，是作家长期对生活的观察理解、呕心沥血创作出来的。有句老生常谈还是要说：一是要深入生活，二是认识生活。要用思想的亮光去照亮生活。

　　近年来，作协每年都组织一些作家到基层去采风，这也是补充生活的一种方式。我本人也曾到我早年下乡插队的村子里住了三个月，吃了几箱方便面。我发现现在的乡村早已不是过去意义上的乡村了，乡村也正在发生着巨大的让人目瞪口呆的变化。我曾经在一天晚上围着村子转了一圈，可这个有着三千口人的村子，没有碰上一个人，只碰上了一条狗，我们互相看着。年轻人出外打工去了……

　　另外，作协的工作主要是联络、协调、服务。就是要给作家们提供好一些的创作条件和创作环境。应该说，在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河南的创作环境（无论是硬件和软件方面）都是比较好的。作家协会更应该努力做好工作，为出作品出人才提供好的服务。一方面，时代在呼唤文学的洪钟大吕；另一方面，文学创作又是没有捷径可走的。作家还是要静下心来，杜绝浮躁，潜心创作，才能有好的作品出现。

　　让我们努力吧。□记者 赵继红 文 李康 图【原标题：李佩甫：每个作家都有“一口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