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膑是战国中期齐国人，相传是吴国孙武的后世子孙。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他曾与庞涓俱学兵法，后因受庞涓陷害而受“膑刑”，世称孙膑。此后，他为齐威王所重，做过齐将田忌的军师，在桂陵和马陵两次大破魏军，创造了“围魏救赵”和减灶诱敌的著名战例，以此名显天下。据传孙膑著有兵法，而且“世传其兵法”。《汉书？艺文志》的兵书略著录“齐孙子八十九篇”。但该书早已失传。学界有人据此认为孙武与孙膑就是一个人。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汉简中有《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两书，可证孙膑和其兵法确有其人其书。《孙膑兵法》分上下两编。上编包括擒庞涓、见威王等十五篇文章，下编含十阵、十问等十五篇文章。上编多记战事，用问对形式，篇首多用“孙子曰”；下编是纯理论论述，没有对问形式和“孙子曰”。《孙膑兵法》主要论述有关兵略、作战、阵法以及军队建设等方面的问题。孙膑在许多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孙武的思想，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往学界多注意到孙膑的军事思想，而对于他丰富的法律思想却往往缺乏系统的了解并给予应有的评价。本文力图根据此次出土残简，对孙膑的法律思想作一简要的概括和分析，希望得到学界同仁的指正。

　　一、道义战争观

　　孙膑的法律思想来自于他对战争的认识。与孙武一样，他也坚持战争的正义性，认为只有符合“道”、“义”的目的，符合民心，才可以举兵。他认为王者之将必须懂得“道”才可以领兵。什么是道呢？他说：“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请（情），阵则知八阵之经”（八阵）：“恒不胜有五：不知道，不胜；……恒胜有五：……知道，胜……”（篡卒）：“兵之胜……其德在于道……”（篡卒）。他认为齐国君臣知兵而不知道，是很危险的。“威王问九，田忌问七，几知兵矣，而未达于道也。吾闻素信者昌，立义用兵，无备者伤，穷兵者亡，齐三世其忧矣”（威王问）。在这里，道的含义和内容很广，大致包括得民心、讲信义、有储备、不好战以及懂天文、地理、敌情、阵法等内容。

　　基于此，孙膑主张慎战，即不得已时才发动战争。他说：“ ……兵者不可不察。然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事备而后动。……故曰：德不若五帝，而能不及三王，智不若周公，曰我将欲责仁义，式礼乐，垂衣裳，以禁争夺，此尧舜非弗欲也，不可得，故举兵绳之”（见威王）：“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战囗囗囗囗不单，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央，是以必付与而囗战，不得已而后战”（月战）。因此，他坚决反对穷兵、利胜、乐兵，反对不顾民力、民心而发动战争。

　　二、军中执法思想

    1、将军令在军中要有最高的权威

    孙膑认为将受命领军，将令就要有权威。他说：“恒胜有五：得主专制，胜……，恒不胜有五：御将，不胜”（篡卒）：“……而不御，君令不入军门，将军之恒也。入军……将不两生，军不两存，将军……”（将德）。因为将军“令不行则军不专，军不专则无名”（将观）。

　　2 、令要稳定必行

　　他对军令的论述不多，但切中要害。首先，他认为“其（指兵）勇在于制”（指教令），因而必须重视军令。军令的重要作用是统一部队，“令不行，众不一，可败也”（将失）；即要求军令必行，全军行动一致。其次，他认为军令必须稳定，“令数变，众偷，可败也”（将失）；令变化太快，部队就会松散懈怠，导致失败。

　　3、治军要以信为本

　　孙膑于此最为重视，论述最多。在他看来信是最重要的，“将军不可以不信，不信则令不行，令不行则军不专，军不专则无名”（将观），即将领无信用军令就无法贯彻，部队就要散乱。因此他特别强调信，“素信者昌”：“兵之胜在于篡卒，其勇在于制，其巧在于势，其利在于信，其德在于道……”（篡卒）：“将败……十曰寡信……”（将败）；这说明信在专军权、行军令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信的内容是严格管理并示之以利。孙膑讲的信与赏相联系，“信者，兵囗之明赏也”（篡卒）。有一段话最能说明这个意思：“威王问：令民素听，奈何？孙子曰：素信。……田忌曰：行阵已定，动而令焉必听，奈何？孙子曰：严而视（示）之利”（威王问）。此处严而视（示）之以利是对信的解释。为什么要示之以利？因为求利是民之本性。违背这个本性，赏罚不会起作用。他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使民唯（虽）不利，进死而不旋踵，孟贲之所难也，而责之民，是使水逆留（流）也。……故行水得其理，剽石折舟。用其生（性）则令行如留（流）”（奇正）。

　　在其他的地方，信也是和赏相联的。“胜在尽囗（忠），明赏，撰卒，乘敌之囗，是胃（谓）泰武之葆”（篡卒）。“囗囗令，一曰信，二曰忠，三曰敢。安忠，忠王；安信，信赏；安敢，敢去不善。不忠于王，不敢用其兵，不信于赏，百生（姓）弗德，不敢去不善，百生（姓）弗畏”（篡卒）。

　　4、重赏罚又不惟赏罚

　　关于赏罚的作用。孙膑认为赏罚对贯彻军令具有重要的作用。他说：“夫赏者，所以喜人，令士忘死也；罚者，所以正乱，令民畏上也；……”（威王问）。他又说：“不信于赏，百生（姓）弗德。不敢去不善，百生（姓）弗畏”（篡卒）。因此他很重视赏罚。但他并不认为赏罚是最重要的事情。田忌曾问他：“赏罚者，兵之急者邪？”他回答说：“非。……可以益胜，非其急者也”（威王问）。（他还认为权、势、谋、诈于兵也很重要，但也不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最重要的，由于简文缺损，无法见到直接的答案。在同篇的简文里只有“……孙子曰：……必攻不守，兵之急者也。”通观孙膑全文，可知道、义、信、委（蓄积）、不穷兵等才是兵事里最重要的。）赏罚只能使士兵忘死畏上而勇于作战，但并不是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因素。

　　关于赏罚的原则。主要有以下几点：

　　（1）信用。这是最重要的，如前面已经提到的“信者，兵囗（之）明赏也”：“不信于赏，百生（姓）弗德”：“不信则令不从”。又如：“明爵禄而……杀士则士必……知士可信，勿令人离之”（杀士）。

　　（2）公正。孙膑把公正看作治军之道。他说：“用兵移民之道，权衡也。权衡，所以篡贤良也。……正衡再囗暨忠（即中）是胃（谓）不穷”（行篡）。另外，前文提到的“信”里也含有公正的意思。

　　（3）快速。孙膑强调：“赏不逾日，罚不还面……”（将德），此即军中赏罚务速，让民速见利害的意思。

　　（4）罚恶不避权贵。他认为军中赏罚应“不维其人，不何（阿）外辰（臣），此将军之德也”（将德）；要敢“去不善”，否则士兵就会不敬畏将军（篡卒）。

　　5、赏罚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起作用

　　孙膑之所以不把赏罚看成最重要的因素，是因为他看到赏罚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起作用，因此不是特别强调赏罚，尤其是罚。

　　首先，他认为军令要顺民心，民要愿意自觉地执行。“赏未行，罚未用，而民听令者，其令民之所能行也。赏高罚下，而民不听其令者，其令民之所不能行也。使民唯（虽）不利，进死而不旋踵，孟贲之所难也，而责之民，是使水逆留（流）也。”民不愿执行的令硬要其执行，等于是“使水逆流”，自然不可行。“故行水得其理，剽石折舟。用其生（性），则令行如留（流）”（奇正）。这与《管子 牧民》：“下令于（如）流水之原（源）者，令顺民心也”的思想是一致的。

　　其次，他认为士兵的勇怯来自于自己的处境，将领要努力创造有利的态势，而不应该责备士兵不勇敢。他说，“退敢物（刎）颈，进不敢距敌，其故何也？势不便地不利也。势便地利，则民自囗……。所胃（谓）善战者，便势利地者也”（客主人分）。

　　只有在兵民愿意执行，也有可能执行的情况下，军令才能顺利地执行。正由于此，他不主张重罚，而重视“得众”，“得民心”。他认为将领在军中“得众胜；左右和胜”；要对“胜者益之，败者代之，劳者息之，饥者食之”；这样就能“令行如留（流）”，士兵们“进死而不旋踵”。这种认识是难能可贵的，比起那种只靠重刑威慑使人服的见解高明多了。

　　三、简短分析竹简孙膑兵法所表现的思想，明显地与孙武的思想有继承关系，同时又有自己的一些特点。

　　首先，二孙子在许多问题上有一致的见解。二人都把“道”看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之一。孙武认为“道”是兵者“五事”之一，要求做到“众相得”和“令民与上同意”；孙膑认为知“道”是恒胜的保障之一，“道”包括了“天道、地理、民心”，因而也强调“得众”、“用其生（性），令行如流”。二孙子都重视将领的重要性和军权的相对独立性。孙武讲将为“五事”之一，要具备“智信仁勇严”，在军中，可以“君命有所不受”；孙膑认为王者之将要具备“义仁德信专”，也主张“得主专制”，“君命不入军门”。在治军方法上，二孙子都主张依法而治，也都重视信赏必罚，但都不主张重罚。孙武主张“令素行、人相得”，“视卒如爱子”，“厚而能使，乱而能治”，强调教育在先，使兵心服；孙膑主张军令统一、稳定，对士兵“爱之若狡（娇）童，敬之若严师……”（将德），既严格管理而又示之以利，充分考虑士兵在胜败劳饥时的需要，使士兵自觉自愿地拼命作战，服从命令。二孙子都强调任势、“便势利地”而不责于士兵的胆怯。在上述几个问题上，二孙子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构成了古代兵家在依法治军问题上基本思想。

　　其次，孙膑也发展了孙武的思想而形成自己鲜明的特色，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地方：

　　第一，孙膑更重视战争的政治性质和目的，更强调“仁”和“义”，并将其纳入到“道”的范畴里。他说：“夫陷齿戴角，前蚤后踞，喜而合，怒而斗，天之道也，不可止也。故无天兵者自备，圣人之事也”，因此才有了黄帝作剑、羿作弓弩，禹作舟车、汤武作长兵的事。他认为圣贤们用“责仁义，式礼乐，垂衣裳”的方法无法禁止争夺，不得已才“举兵绳之”，因而战争的正义性质和目的很明确，义战才合乎“道”。他讲到将要具备五种基本素质：义、仁、德、信、专。其中“义者，将之首也”（将观），是五种素质中最重要的。正义之师并有物质储备才能打胜仗，“夫城小而守固者，有委（储备）也；卒寡而兵强者，有义也。夫守而无委，战而无义，天下无能以固且强者”（见威王）。

　　第二，孙膑更重人。他认为：“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月战）；决定战争胜负的三要素是“天时、地利、人和”，因而强调“得众”、“信赏”、“任势”，这样明确地提出人在战争中的作用在当时是极为可贵的。

　　第三，孙膑更重信。他对信在治军中的重要性，信与令、信与赏罚的关系作了较多的阐述，发展了孙武关于“智信仁勇严”为将之五德的思想。

　　第四，孙膑更重势。他从物理学和军事学的角度对势的本义及其作用作了较多的阐述，明确提出了“因势而利导之”（本传）的作战原则。在先秦兵家中，孙膑以“贵势”而著称（《吕氏春秋？不二篇》）。他以弓弩和激水来说明势，“囗（羿）作弓弩，以势象之。……何以知弓奴（弩）之为势也？发于肩应（膺）之间，杀人百步之外，不识其所道至，故曰弓奴（弩）势也”（势备）。在他看来，势是一种由高速运动产生的冲击力，使静止的物体形成一种不可阴挡的力量。在这点上，他与孙武的“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和“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的比喻的意思是一致的。他还对势的作用和怎样造成势的方法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认为“其（指兵）巧在于势”（篡卒）：“势者，所以令士必斗也”（ ）：“欲知兵之请（情），弩矢其法也。矢，卒也；弩，将也；发者，主也。矢，金在前，羽在后，故犀而善走”（兵情）：“势便地利，则民自囗……。所胃（谓）善战者，便势利地者也”（客主人分）。因此将领要努力造成战场上有利的态势。尤其重要的是，这种势不仅包括军队在战场上有利的态势，也包括士兵心理上的有利态势，即“战势，胜者益之，败者代之，劳者息之，饥者食之”，使士兵心中感奋，“道白刃而不旋踵”，如“行水得其理，剽石折舟”。

　　第五，孙膑对战争对于经济的依赖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不只从战役攻守角度出发讲到“守必有委”，“城小而守固者，有委也”，而且还从战略的角度出发得出强兵必须富国的认识：“（兵）其富在于急归，其强在于休民，其伤在于数战”（见威王）；在强兵篇里，他回答威王的问题时认为“正教”、“散粮”、“静”、“行之教”等均非强兵之急者，只有“富国”才是强兵之急者，这就发展了孙武的“因粮于敌，取用于国”的思想。

　　综上所述，可见孙膑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军事家，更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他从全局的角度看问题，把作战胜利与富国强兵、复兴礼义联在一起，在军事和政治的关系问题上发展了孙武的思想。他既重仁义忠信、德行民心，又主张信赏必罚，以战止争，靠综合国力“战胜而强立”；其思想俱刚柔、兼儒法，对治国治军者制定政策有着明显的指导性价值。

　　注：1、关于孙膑兵法的名称和作者，尤其是下编的归属，学界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上编似孙膑的学生整理传于后世的，下编不敢断定是孙膑本人著录还是他人的文章，有待新的史料的印证。本人认为将下编认定为反映孙膑思想的观点有一定道理，因此根据文物出版社1975年银雀山汉简整理小组编定的原简影印释文注释本写作出本文。主要参考书：张震泽著：《孙膑兵法校理》，中华书局1984年版。（出处：中国法学网）张少瑜·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原标题：竹简《孙膑兵法》法律思想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