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义以为上”命题的涵义

儒家所谓“义以为质”或“义以为上”命题，其基本涵义有二：一是“义利兼顾”。荀子主张：“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荀子·大略》)董仲舒也说：“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二是“义以为上”。不管是荀子还是董仲舒，虽然都主张“义利两有”和“性仁情贪”，但是他们认为二者不是半斤八两，始终坚守儒家的“义以为质”或“义以为上”的人生价值取向，“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

那么，儒家是如何恪守“义以为质”或“义以为上”的人生价值取向呢？我们以金、元之际大儒许衡为例说明之。

首先，在获取物质钱财上，许衡始终坚持孔子的“见得思义”(《论语·季氏》)或者“见利思义”(《论语·宪问》)的做人原则。孔子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处于富贵之位)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倘若“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即通过“不义”手段取得富贵，对于孔子来说，“如浮云”一样，是毫无价值的。孟子进一步阐释说：“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孟子·滕文公下》)“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天下，弗愿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道也，非其义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孟子·万章上》)

许衡做官二十余年，从不收不义之礼物。据《国学事迹》载：他在任国子监祭酒、主持太学时，“岁时诸伴读以酒礼至先生家，先生辞曰：‘所以奏取诸生者，盖为国家、为吾道、为学校、为后进，非为供备我也。官守所当得者，俸禄也。俸禄之外，复於诸生有取焉，欲师严道尊，难矣！’”可谓一身清廉。

其次，许衡的义利观，不只限于取利方面，同时也表现在如何使用钱财上。当人取得丰厚财富之后，应如何正确使用这些财富呢？是花天酒地满足自己及其家人的私欲，还是将它回馈社会、造福全人类呢？孔子在《论语》中主张“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提倡“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即要求君子应广泛地仁爱众人，并且亲近有仁德的人；要求对民众广泛地乐善好施，使民众都能得到恩惠。孔子做鲁国司寇时，聘他的学生原宪做管家，给他禄米九百斗。原宪推辞不肯收。于是孔子根据“君子周急(急难)不继富”的原则，告诉他说：“如果你用不着，就把它拿出去送给你急需的邻舍或同乡的人吧！”(《论语·雍也》)孔子有个朋友，病死后，无人料理丧事，他就说：“由我来料理丧葬吧。”(《论语·乡党》)《礼记·檀弓下》篇记载：孔子有个老朋友名叫原壤，他的母亲去世后，因家贫，孔子便资助他一副棺材，使其母入土为安。这些都说明，孔子不但提倡“乐善好施”，而且也是身体力行的典范。

许衡根据孔子“乐善好施”的思想，始终坚持“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的做人原则。在大雪天的日子里，有一位学生冒着暴风大雪前来求教。许衡见他冻得发抖，就把自己身上的棉袄脱给他穿，关切地问道：“为何只穿单衣出门？”对曰：“母亲患重病，我把棉衣当掉，换药了。”许衡立即取出两贯铜钱，送给他以赎回棉衣。学生知道他并不富足，推辞不要。许衡说：“我助你克服眼前困难，并不影响到我的生计。况且古人讲得好：‘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我历来认为：收入能满足基本生活即可，多余财钱应济困助人。这比留下钱财自己享受，更有意义。”他把铜钱硬塞给了那位贫寒的学生。这种“助人为乐”的精神，是值得大力提倡的。

再次，许衡的义利观不仅表现在物质财富上，同时也表现在如何对待权势上。孔子认为：“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论语·微子》)他在《论语·泰伯》篇中，又指出：“邦有道，贫且贱矣，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即认为在世道清明、天下大治时，理应出仕，行我之道，并在出仕中既富且贵。在“邦有道”的情况下，依然贫贱，那是一种耻辱。如果在“邦无道”的社会里，仍要出仕，攀援权贵，钻营豪门，盘剥百姓，以求富贵，则是一种耻辱。

许衡在元朝做官，始终坚持孔子的“不仕不义”的原则。在27年的仕途中，他刚直不阿，不附权势，“不为利回”，“不为权屈”，被时人誉为元代“魏征”。他多次应诏入朝做官，又多次因“不义”而辞归故里，躬耕农桑。如至元七年(1270年)，许衡晋升中书左丞，当時，中书平章政事阿合马在朝擅权，想安排其子忽辛为枢密院佥事，掌管兵权。满朝文武哑然不语，“多阿之”，唯有许衡执意反对。《考岁略》记载：阿合马欲以其子典兵柄，先生以为“国家事权，兵、民、财三者而已。父位尚书省，典民与财，而子又典兵，太重。”上曰：“卿虑阿合马反侧耶？”先生曰：“此反侧之道也。古者奸邪，未有不如此者。”上以此语告西相阿合马，相话先生曰“公何言吾反？”先生曰：“吾言前世反者皆由权重，君诚不反，何为由此道！”相复之曰：“公实反耳。人所嗜好者，势利爵禄声色，公一切不好，欲得人心，非反而何？”先生曰：“果以君言得罪，亦无所辞。”由于阿合马擅权，而许衡又得不到忽必烈的有力支持，他只好“谢病请解机务”。

由上可知，许衡在人生价值取向上提倡的“人间富贵不足道也”和“一芥取予，必揆於义”(欧阳玄《神道碑》)，都是以实现儒家的“道义”为最高行为准则的。许衡一生做官不是为了追求“富贵”，而是为了实现“道义”理想。他的出处之道，是“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时务五事》)，是“不以荣贵为心”的。他一生“进退出处之际，勇于就义，凛然不可以势利诱而威武屈也”。(《考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