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斤澜先生在短篇小说创作上十分有造诣，造诣的意思是，他不仅知道这件事情应该做，而且知道怎么做，知道“做”和“怎么做”背后的独特的认识。这种独特的认识有时会比“做出什么来”更重要，这不仅是他自己创作的方向、宗旨，而且启发了其他写作者。

　　我所知道的是，世界上任何短的东西，都比长的东西做起来要复杂、艰难，因为长的东西的特殊性是复杂，把复杂做得更复杂，相对而言是容易的，但把复杂做成简单，是不容易的。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是把复杂的做成更复杂，把一件事变成另一件事，甚至是三件事。而把三件事变成一件事，一定要有强大的概括能力和逻辑能力，这概括能力和逻辑后面，一定要有自己对世界独特的观察和形成的理论体系。放在生活中，啰嗦是比较容易的，啰嗦的人大概在世界上占了百分之九十五，剩下不啰嗦的占百分之五，其中有百分之四是哑巴，或是本来也没什么话可讲的人。最后剩下的百分之一是擅长把复杂的东西用很简单的方式说出来的人。

　　我是一个把复杂说得更复杂的人，我是个啰嗦的人，所以写长篇比较多一些。不少人有个共同的认识：我是中国最“绕”的人，特别容易把一件事绕成另外一件事，不是“一句顶一万句”，是“一万句不顶一句”。但是我想，“绕”这个词本身，也需要一个强大的思维逻辑，和背后的“从生活到生活的本质、然后到艺术”这样一个过程，它有一个线性的发展。

　　中国这个民族，跟其他民族最大的区别，就是啰嗦，特别容易把一件事说成另外一件事。我觉得啰嗦与封闭有关，因为中国是一个内陆型的国家，内陆型国家最大的特点是能不动就不动，愿意待在熟悉的地方，所以有人把中国社会概括成“熟人社会”，我觉得是正确的。并不是没有陌生，而是不愿意从熟悉走向陌生。

　　有人曾经说过，中国自春秋以来没有产生过大思想家，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发一些人生的感慨，没有产生特别严密的、从生活到社会到政治这样的架构，没有产生诸如康德、柏拉图、尼采、亚里士多德、笛卡尔、维特根斯坦这样的大哲学家。所以在上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说中国缺乏思想，要到曾经欺负过我们的“列强”那里去寻求思想。

　　我的意思是，其实“绕”不应该是作家的事，应该是哲学家的事，但是因为中国没有哲学大家，没有思想家，所以一个写小说的人开始“绕”了。认识、思想对于文学来说，比文学本身要重要得多。一个作家想要写出生动的故事、不同的人物形象，包括语言形成特色，相对容易。而不容易的和更需要做的，是他用这些故事、人物和语言来关照这个世界，以及这后面对自己、对文学、对这个世界三者相结合后得出的认识。当然这么“绕”，对我来讲，同时证明了我没有能力把这复杂和“绕”还原成简单。有许多优秀作家，比如蒲松龄、契诃夫、林斤澜、刘庆邦、苏童，他们确实能用特别简单的故事、人物，和特别简洁的语言，像探照灯一样照亮这个世界从没人到过的角落。林斤澜先生曾说，写短篇是“有话则短，无话则长”，这两句话对我非常有启发。它的意思第一层是小说与生活的关系，凡是在生活中有话可说的地方，在小说中就可以不说了，在生活中语言、故事、人物停止的地方，小说就可以开始了；更重要的是，他说什么是文学，生活停止的地方，文学出现了，就好像声音停止的地方，音乐出现了，色彩停止的地方，绘画出现了。（刘震云）【原标题：刘震云：生活停止的地方，文学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