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死亡，我们只剩下幽默

　　《齐鲁周刊》：电影《一九四二》中充斥着一种荒诞的幽默。

　　刘震云：用幽默的态度来对付灾难、对付死亡。这是这个民族生存的秘笈。时间切回到1942年，灾民对待死亡的态度是幽默。面对死亡，如果是一个欧洲人或者美国人，会问：我为什么会死?谁把我饿死的?但是我的乡亲，不会追问，而是给世界留下了最后一丝幽默：老张要死了，临死前，他想起了自己的朋友老李，老李在3天前已经被饿死了，他觉得：我比老李多活了3天，我值了!这样的幽默，可能比追问和悲痛更幽默、更悲痛。

　　《齐鲁周刊》：历史是一个循环，不断重复?

　　刘震云：我不觉得历史是一个循环，但是，历史确实是在重复。客观的东西不断在变化，现在跟秦朝比，秦朝没有电、冰箱、空调、飞机……这样的变化日新月异，但是人性的变化很小。你要是了解河南旱灾，你可以看到，人性的变化进展是非常缓慢的，这也是我要写《温故一九四二》的一个原因。

　　“一九四二”这样的事情在世界上肯定很多。对待灾荒的态度会很不一样，中国人的态度就是容易遗忘灾荒，因为太多了。如果100年来一次，像奥斯维辛集中营，在欧洲就是特别大的事件。

　　《齐鲁周刊》：遗忘比300万这个数字更强烈。

　　刘震云：对。遗忘有两种，一种是事情不值得记起，另一种是一件事发生得太频繁了。一个事情发生得太频繁，就容易忘记。在中国，饿死人不是个特别的事，饿死300万人也不是个特别的事，所以容易遗忘。

　　《齐鲁周刊》：这是你对1942年的探究?

　　刘震云：如果探究到这种地步，是可以写部不错的作品，但是当我把这些事实从1942年打捞出来，又摆到这些幸存者面前时，他们的脑子开始转了，他们的“转”给你提供了亲身经历的细节，这就是300万人面临死亡的态度。

　　真正让我震撼的，是300万人面对死亡的态度，幽默的态度，是与众不同，与别的民族不同，这就是我写《温故一九四二》的缘起。

　　面对灾难的态度：我娘是从哪儿来的?

　　《齐鲁周刊》：小说《温故一九四二》的结尾，你提出一个问题：是宁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你的选择是什么?

　　刘震云：我觉得，不能简单用中国鬼、亡国奴来讲，你把他放到1942年的背景下面理解。比如说卖人这件事，任何一个人在现在把老婆把自己卖了肯定是个悲惨的事，但在1942年，肯定是个喜悦的事。好多哲学家要把事情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去看，这个观点不是我的观点，是灾民的观点。要饿死的情况下，有人给你饭吃，你吃不吃?反正我是吃。

　　《齐鲁周刊》：你曾说“我们都是灾民的后代”。

　　刘震云：这是真实存在。你的祖先如果不是河南灾民，那一定是中国其他灾难里的灾民。

　　《齐鲁周刊》：你最欣赏哪一句话?

　　刘震云：首先说小说吧，小说有一句话在电影里边没有。“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指的到底是哪一年?”这是小说。

　　而电影里边，是15年后，这个小女孩成了娘，她不吃肉，也不流泪，一个5岁的孩子把泪都流干了。其实从电影来讲，《一九四二》的主人公在135分钟内就出现了35秒。

　　《齐鲁周刊》：就是最后那个小女孩。

　　刘震云：是为了说我娘是从哪儿来的，前面老东家也好，院长也好，白修德也好，蒋介石也好，都是一个铺垫。重要的是，我们的民族是这么来的。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前边的就显得不重要了。

　　《齐鲁周刊》：同样经历灾难，俄罗斯有悲悯的交响乐和文学巨匠的著作，而中国的艺术主流是《步步高》之类，你的理解是什么?

　　刘震云：我觉得根源在秦朝。秦朝跟春秋最大的不一样，春秋时代是百家齐放、百花争鸣，思想是自由的;秦朝焚书坑儒，打击思考，缺乏悲悯，这一定不是好的。一个善于反思的民族，一定是一个前景开阔的民族。什么叫思想?思和想，思考永远比遗忘要好一些。正是因为不追问，不反思，所以我们一直在循环。【原标题：刘震云：用幽默对付灾难，用荒诞对付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