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啊、文明啊、开放啊、民主啊，这些当然都是好的，但是怎么落实到本土上？”

　　春梅在家里服毒自杀了。她结婚不到一个月，丈夫根儿就出去打工，一年回来一次，后来连春节也不回来了。春梅渐渐精神有点恍惚，婆婆骂她离了男人就不能活。听说隔壁村有人打工回来得了性病，春梅愈发失魂落魄??一天她喝了敌敌畏。

　　82岁的刘老太被杀害并被强奸了。最后查出凶手是还在读高中的王家少年。他从小父母去新疆打工，奶奶去世，哥哥混了几年“黑道”。案发那天他自习回来看了会儿黄色录像，就拿着砖摸到刘老太家把她杀了??

　　这是发生在作家梁鸿的故乡梁庄的真实事情。梁鸿曾经在这个位于中原腹地的普通村庄生活了20年，1993年，她离开河南邓州的这个小村子，到外地读书。博士毕业后留在北京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书。在她这本以非虚构手法写就的《中国在梁庄》里，各种故事轮番在这个仅有600多人的村子里上演。

　　“为什么我写的故事大都是这样的？”梁鸿在接受《望东方周刊》专访时说，“实际上，这在乡村本来是非常正常的。”

　　想为故乡写点什么

　　不必读梁鸿的这本《中国在梁庄》，也可以透过在农村的亲戚朋友和媒体报道，知道如今农村存在的种种问题：留守儿童、空壳村、“被上楼”、教育危机??

　　回到故乡之前，梁鸿也抱着同样想法。被“考试改变命运”的梁鸿，身为高校讲师的她，长久以来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困惑，觉得“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任何关系。我甚至充满了羞耻之心，每天教书，高谈阔论，夜以继日地写着言不及义的文章，一切都似乎没有意义”。

　　她简单地想为故乡写点什么，便在寒暑假回去，与乡亲们聊天，对村里的姓氏成分、宗族关系、房屋状态、个人去向、婚姻生育做类似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调查。前后五个月，她发觉故乡梁庄的情况比预期中“严重得多，复杂得多”。

　　这五个月的调查让她发现，从生到死，从儿童到老年，从自然环境到政治、经济、文化、道德，似乎每个环节都有让她感到困惑的问题。

　　村里的小学已关闭了近十年，原来升旗的操场变成一茬菜地。曾有村民承包这里养猪，白天在院里放，晚上赶到教室里，围墙上的标语一度改成“梁庄猪场，教书育人”。

　　在小学教书十几年的老教师说，“原来小孩不去上学，家长都是拿着棍子满村打，现在孩子不去上学也不用棍子打了。上几年大学至少得花四五万块，还不如去打工。”

　　教育质量提不上去，乡村少年的出路就基本定型：外出打工。

　　菊秀是梁鸿的童年好友，她一直梦想着过“高雅的、有品质的”生活。当年高考梁鸿考上县里师范，菊秀落榜，后连考三年都没考中。家里不能允许她这么一直下去，要她打工赚钱，她学了裁缝，想着将来做设计师，也是“高雅”的职业。服装店最终没开成，跟着家人贩橘子、打工，在火车站介绍民工去“不正规的砖厂”赚钱。

　　如今她开着麻将馆。人不够了就自己顶上，时间长了也有点上瘾。今天的她总结自己的人生经验说：“世界上最坏的东西就是理想，不是想保持这点理想，我能过得这么差？”

　　乡村的政治和宗教

　　梁鸿每年回家都会去母亲的坟头，这让她觉得生命有了重负，“我爱乡村，我爱大地。这种感觉难道不是非常好吗？”她对本刊记者说。

　　“实际就我们村庄而言，没有一个老人是没有土葬的。即便不得不火化，也是把骨灰盒放在棺材里面再埋下去。火化政策一直没有起到节省土地的效果。”她说。

　　在她的记忆里，早年的乡村结构，基本上是按照一个圆心，随着家族人口的增加，逐步扩大。宅基地的划分，也是依据家族的远近、人口的多少来进行。比如一个梁姓，既是一个宗族、血缘场域，也是一个生活、文化场域。

　　她发现如今这种乡村的内部结构被打破了。以姓氏为中心的村庄，变为以经济为中心的聚集地。有能力的沿路而居，不分姓氏，形成新的生活场，新的聚集群落。乡村不再具有文化上的凝聚力，偶尔流落在一起，也会很快分开。

　　几个月的观察下来，让梁鸿意识到乡村政治参与意识的淡薄与基层民主的困难。

　　村里的老支书向她说了苦衷：“村民委员会也有，成员也写在墙上，选举的规章、制度都有，但只是摆设。不是这制度不好，村民自治肯定好，问题是，治谁呢？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在外打工的人根本不参加意见，选举给钱都找不来人??有些村别说选举了，干脆就是没有人当(干部)，当个村支书还不如出去打工呢！”

　　梁鸿发现，在经济的大力冲击下，乡村社会急剧转变并趋于消亡，政策、道德、信仰看起来都非常脆弱而难以制衡。

　　她考察了基督教在家乡遇到的情况。

　　至2006年，梁村所在的穰县开放基督教教堂151处，有长老三人，传道员184人，信徒四万人。可基督教在农村的传播有时让传统的中国农民感到格格不入。比如媳妇“信了主”的明太爷就有一肚子的气：

　　“也不知道主到底是啥，前几年有个妇女掉到水里，我跳进去把她救了，她不说感谢我，她说感谢主。咱是想不通??”

　　一位县委书记的看法

　　知识分子参与农村建设是20世纪以来便有的传统。以费孝通、李景汉，当代的于建嵘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从学术研究意义上分析中国农村和农民的问题；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黄炎培及当代的温铁军等则以亲身实际行动，开展各项乡村建设试验。

　　“他们的实践非常勇敢，但对于整个知识分子阶层来说还是不够的。百年数下来，也不就这几个人？”梁鸿对本刊记者说，当代有太多对“三农问题”的思考是隔靴搔痒，或者直接套用西方的理论，“现代性啊、文明啊、开放啊、民主啊，这些当然都是好的，但是怎么落实到本土上？”

　　她在书的序言提出了一连串问题：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了民族的累赘，成了改革、发展与现代化追求的负面？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为底层、边缘、病症的代名词？当代社会变迁中乡村的情感心理、文化状况和物理形态，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改革、现代性追求与中国乡村之间以什么样的关系存在？

　　梁鸿对本刊记者说，自己无力为这些问题提供方案。她能做的是尽可能描摹出她所观察感受到的一切，希望引起公众更多的关注和思考。“思考本身总会影响行动。从思考到行动的过程虽然漫长，但还是有希望的。”

　　让她感到乐观的是她在穰县对县委书记的采访，几次深入的谈话之后，她感到对方具有官员队伍里少有的真诚思考。

　　那位县委书记坦诚谈起对乡村建设的看法：我们应该反思一个问题——为什么全国的基层干部都犯同一个错误？从东北到海南，从河南到湖南，为啥基层干部会和群众形成对立？乡村干部也是和老少爷儿们一块长大的，也有感情，不是天生的“南霸天”。如果这个不转折，那是天也没门。

　　梁鸿还向本刊记者转述了那位县委书记甚至有对全国农村问题的系统思索：解决未来中国农村问题的办法有五个“中”：中小城市，中小企业，中小银行，中产阶级，中小收入。其中特别要突出的是两点：第一是中小城市。中国现在是典型的大城市病，城市拥挤，农民集中到城市，又无稳定的生活来源，就成为城市无产流浪者，这会成为大问题，容易造成贫民窟，这是大城市化必然的弊病；第二要发展中小企业，能形成当地就业??

　　梁鸿曾经寄望于在书中展示这些部分，告诉读者还有一些基层官员在为乡村思考，积极做事情。然而这一节的县委书记访谈，出版时并未告知她就删掉了。记者刘芳【原标题：梁庄：一个作家眼中的中国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