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云：“君不成器。”意思是说，人不应仅仅成为像器物那样定型的专才，而应成为没有任何名目可以囿限的通才。因为通才具有无限的包容性和宽容性。周鸿俊先生便是当今一位“通才”，即所谓“复合型”人物。周先生其初是以文人身份（大学教师、学者、艺术家）步入官场的，即使在他地市级或省级文化部门30多年的为官生涯中，文人身份始终未变，甚至由于其亦官亦文亦艺的突出成就，被许多论者冠之以文艺评论家、作家、教育家、诗人及书法家的名号。无论以何种身份出现，周先生都能在那个领域里取得累累硕果，而不以大家自居，总是保持着从容、平和的心态。

    诚然，搞中国艺术最要紧的无过于“从容“二字，此二字更是人生幸福之所系，《史记· 货殖列传》中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太史公几句话道出了天下人之常态。而“从容”自古以来就是一种境界，却非多数人之常态。《论语》描绘孔子“恂恂如也”、“侃侃如也”、“誾誾如也”等，就是孔子的风度。他即使在周游列国时仓皇中与弟子走失，有人说他是狼狈若“丧家之犬”时，他仍能“欣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的幽默与从容可见一斑。于人于艺，“从容”二字实为根本。古人称：“游于艺。”游者，从容涵泳品味也。然今之中国人，欲至“心闲”已很难，若至“从容”便是可贵了。周先生人生历程并不少周折，但他却能从容不迫、坦然处之。他从五岁读私塾到大学毕业，十几年寒窗苦，却学得很从容，成绩一直优异；他从河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课讲得出色，学生特别喜欢；自上世纪80年代，他步入官场，但无论是任开封地区文化局局长，还是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抑或河南省文化厅副厅长，以及社会各种兼职，都干得从容自如；他以自己钟意的“文人”身份，在文艺研究及文学、戏剧、诗歌、书法创作等方面，更是成就卓著，享誉文坛艺苑；他虽已退休十载，“无官一身轻”，却常为楼堂馆所题写匾牌，为报头书刊题写名字，虽忙得不亦乐乎，但身心却更加从容了。如今，年逾花甲的他专攻书法，成果愈加显著。也许有人会说，周先生的书法之所以受人青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其曾经是个高级官员，有名人效应。此说虽不无道理，但只说对了一半。评价书法史上的代表人物，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引人关注，即书法家的综合素质没有本质区别。他们以书法名世，其中的文学支撑又使之变得丰富和立体。他们拥有书法艺术的才华，同时也具有文学创作、学术讲究的能力。因此，他们在历史深处传达出来的文化声音，是复合性的才艺体现，多重性的精神交响。对于中国传统文人来讲，书法是齐身学问的代号、玄妙精神的别称，诗文则是兼济天下、求取功名的本领，感喟自然、抒发情感的手段。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姚雪垠、周而复、李准等。附加在他们身上的价值符号，无形中扩大了他们的书法价值。

    周先生的书法之所以能产生较好的市场价值和社会效应，应该说也是有其市场化的社会学理由的。原因并不复杂，首先他是文学名人，且曾经是政府官员。上面说过，文学与书法有着历史性的文化联系，作家写字，本身就是一种美好的行为，自然产生一种人文的魅力。另外，书法是人格化较强的一门艺术，文学名人写字，容易得到社会的广泛接受，并形成普遍认同的商业价值。第三，官员、名人本身就是一个重要品牌。作家们以文章为自己赢得了大量读者，现代传媒又不断提升作家的世俗影响，为其书法的市场推广营造了舆论的空间。不过，如果文人最后让位于名人字，那也不能说不是一种遗憾。

    无可置疑，书法的独特功能，决定了书法比其他住何民族艺术都具有社会学意义。同时，从社会学角度思考书法，是研究书法现代化和观察当代书坛走向的一个新角度。事实说明，人本思想，人文关怀，从容心态，是一个艺术家取信于民，为民所赏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有一本书载：一位制瓷的名匠说，如果自己专制观赏用的艺术瓷，胸襟必日渐狭小，最终将怪僻乖张，不可理喻。故必间以烧制日用器具，才可固本培元，平衡心境，维系正气于不堕。就是说，如果天天烧制艺术瓷，就成了艺术家，于是就有“可与知者道，不可与俗人言”的态势，于是，就失去了平常心。而失去平常心者，则唯我而无人，故常忧戚戚；葆其平常心者，毋我而爱人，故常坦荡荡。周鸿俊先生之书法，应属既“可与知者道”，更“可与俗人言”者。因此，他的心境不仅不“忧戚戚”，更能“坦荡荡”。

    上古时代，艺术家被称为工人，如书工、画工等。因为他们的艺术是生活，是为人、为社会服务的。如古代的画像砖石、宫室壁画、钟铭碑碣等。这些艺术瑰宝将流芳百世，然其绘写者们大都是不留名的，若今天的“无名英雄”。后来，书画者往往被称之为艺术家，但却离生活远了。书法就其功能言，分为“实用书法”和“艺术书法”两类，前者多为“匠人”为，后者多为“艺术家”为。若将谁的作品归为“艺术”类，那他将对你和蔼有加，若以“实用”归类之，或称其为“匠”，那他就会跟你急。然而，周鸿俊先生竟名召大号地宣称自己的书法为“实用书法”，其勇气和精神实为可嘉。以“实用”称，并非不讲艺术，只是有所侧重。能正确看待和评价自己的“产品”，这本身就具有人格与艺术结合的魅力。求其字者，不仅仅是为了实用，其间必定有对周先生的人品的赏识，对其艺术内涵的称许。

    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曾在《中国书法艺术的性质》一文中说：“中国的书法，是节奏化了的自然，表达着深一层的对生命形象的构思，成为反映生命的艺术。”诚然，就书法而言，自其产生至今，甚至未来，都关乎人类两个既相互关联又处于不同层面的状态，即生存状态和生命状态。生存状态是物质性的，生命状态是精神性的；前者是基础，后者是更高境界。这就给艺术撩明了方向：既关注民生的具体生活需要，又在精神领域激发人们探索生命实质，即人生终极关怀的激情。周先生的书法首先是前者，进而潜移默化地实现着自己的终极关怀。

    游于艺，乃是书法之根本，而书法的文化使命恰恰对艺术的娱乐功能是不屑的。显然，在中国古代，把书法当成艺术是对书法本身的亵渎。面看现在，书法艺术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毛笔退出了实用舞台。周鸿俊先生从不拔高自己，而是默默地、从从容容地“游”着自已的“艺”。于是他的人生舞台与艺术舞台便显得更加宽广、无限。【原标题：人生难得是从容 ——由周鸿俊先生的“实用书法”想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