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着重从宋刘二人的年龄、亲属关系、政治地位等方面探讨了宋刘命案的不可能因素,得出宋刘二人的命案是一场历史误会的结论。
　　
    “代悲白头翁”是脍炙人口的唐诗精品,其中“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更是广为流传,只是在《全唐诗》中,卷八十二收录此诗时的作者署名为“刘希夷”,而《全唐诗》卷五十二又收录此诗题目作“有所思”,作者却是宋之问。又《唐文粹》卷十八,此诗名为“有所思”,作者也是宋之问。而细读“代悲白头翁”与“有所思”两诗并没有很大的区别,只是宋诗中将“洛阳女儿惜颜色”一句,改为“幽闺女儿惜颜色”,其余的诗句全部相同。在《全唐诗》中所选的《有所思》一诗题下,编者还特意加上注释:“一作刘希夷诗题云代悲白头翁。”
　　
    由此可见,这首《代悲白头翁》,更确切地说是这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版权归属之争由来已久,而关于宋之问因为这句诗用土袋压杀了自己的亲外甥刘希夷的说法,也一直是学术界关注并争论的一个问题。这还是要先从刘宋二人的关系论起,方能弄清问题的真相。
　　
    一宋之问是刘希夷的舅舅吗
　　
    关于刘宋二人舅甥关系,新旧唐书上均无明确的记载。不仅没有二人亲属关系的记载,就连刘宋二人的出生年月,也记载得不甚分明。仅据《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二十七“宋之问”条记载:“(宋之问)字延清,一名少连,父令文,高宗时为东台详正学士。之问伟仪貌,雄辩。甫冠,武后召于杨炯分直习艺馆。”又据《唐才子传》卷第一“宋之问”条记载:“之问,字延清,上元二年(675)进士。伟貌辩给。甫冠,武后召与杨炯分直习艺馆。”又据宋之问所撰《秋莲赋》一文自序云:“天授元年(690),敕学士杨炯与之问分直于洛城西。”假如宋之问在武后的天授元年(690)才甫冠,也就是刚刚二十岁的话,由此推得宋之问当生于高宗咸亨二年(671)左右。
　　
    而刘希夷的年纪到底多大呢?据《唐才子传》卷一“刘希夷”条记载:“上元二年(675),郑益榜进士,时年二十五。”而死时“未及三十”所言,推断出刘希夷当生于651年左右,应当死于678至679年间。这样算来,刘希夷故去时,宋之问还不到10岁,他怎么可能杀了比他大二十岁的刘希夷呢?而且在上元二年的时候,宋之问才不过5岁,怎么可能中进士呢?这显然是不合情理的。
　　
    因此,傅璇琮先生考证,《新唐书》中所记“甫冠”是错误的,又据《唐才子传》记载宋之问“开元二年进士”来推论,宋之问当生于公元656年。闻一多先生《唐诗大系》中也认定宋之问生卒于656至712年,而刘希夷生于651年,因此,刘宋二人才能成为同年的进士,而刘比宋大5岁。
　　
    但诸位前辈只是考据了刘宋二人的年纪,对于二人是否具有舅甥的亲属关系却并未明示。而最早明确地说出宋之问杀害刘希夷之事件的是唐人刘肃所撰的《大唐新语》。《大唐新语》卷八“文章”条云:
　　
    “刘希夷,一名挺之,汝州人。少有文华,好为宫体,词旨悲苦,不为时所重。善琵琶,尝为《白头翁》曰:‘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既而自悔曰:我此诗似,与石崇‘白头同所归’何异也?乃更作一句云:‘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既而叹曰:‘此句复似向谶矣,然死生有命,岂复由此。’乃两存之。诗成未周,为奸所杀。或云宋之问害之。后孙撰《正声集》,以希夷为集中之最。由是稍为时人所称。”
　　
    而明确地记下刘宋二人是舅甥关系的是韦绚所撰的《刘宾客嘉话录》。《刘宾客嘉话录》有云:
　　
    “刘希夷诗曰:‘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其舅宋之问苦爱此两句,知其未示人,恳乞,许而不与。之问怒,以土袋压杀之。宋生不得其死,天报之也。”
　　
    后来历代各种版本中的关于刘宋之命案的记载皆从此两本古籍之说而来。从时间上来看,《大唐新语》(成书约于807年)要早于《刘宾客嘉话录》(成书于856年),所以《刘宾客嘉话录》除了对《大唐新语》里记载的内容全面承继之外,还有了自己的发挥,多了“其舅宋之问”一句。但如果深入分析《大唐新语》中的记载,就会看出:1,文中并未记载刘宋二人的舅甥关系;2,对宋之问杀了刘希夷一事的记载为“或云宋之问害之”,显然是不确定的;3,从此记载里可以看出,刘希夷写出这两句诗时,并不真心喜欢,反而生出一种不详之感而惴惴不安,如果宋之问真的那么喜欢这两句诗并向刘希夷“恳乞”的话,刘希夷为什么不把这个谶语般的诗句转嫁到别人身上而使自己摆脱厄运呢?
　　
    再分析《刘宾客嘉话录》里记载的内容,也会看出:从宋之问时代(公元656-712)到刘禹锡时代(公元772-842),时间已过去了一百多年,再把两书的成书时代加进去的话,时间就更加长久。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时光后,对于历史真实面目的偏差已不可避免,再加上《大唐新语》的内容和体例完全模仿《世说新语》,因此在内容上难免追求离奇,以增强可读性。而这种记载到了约50年后的《刘宾客嘉话录》里,毫无根据地又增加了“其舅宋之问”的细节,其实也是追求“可读性”的一种表现。
　　
    至刘禹锡时代,《大唐新语》已在世面上通行多年,刘禹锡很有可能早年读过此书并把书中的内容加进了更多的传闻,而热心于写笔记小说的韦绚(还撰过《戎幕闲谈》)是课余时间偷空记下了刘禹锡所说的内容的:
　　
    “而解释经史之暇,偶及国朝文人剧谈,卿相新语,异常梦话,若谐谑卜祝,童谣佳句。即席听之,退而默记,或染翰竹简,或簪笔书绅,其不暇记,因而遗忘者不知其数,在掌中梵夹者,百存一焉。”
　　
    从这段序言里我们可以看出:刘禹锡谈论这些朝中往事时态度是不严肃的,而记录这些话的韦绚也是不认真的,记下这些陈年旧事只是为了“传之好事,以为谈柄也”。
　　
    二宋之问有杀刘希夷的理由吗
　　
    至于宋之问杀害刘希夷的理由,历代的笔记小说都说得很详细:
　　
    “刘希夷诗曰:‘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其舅宋之问苦爱此两句,知其未示人,恳乞,许而不与。之问怒,以土袋压杀之。宋生不得其死,天报之也。”
　　
    如果假定他们是舅甥关系的话,这舅甥二人的全部过节也就在这两句诗上。而据《大唐新语》记载,刘希夷当初写下这两句诗时,认为似谶语,现在真的有人要把这两句诗要去,他应欣然应允,却又何会让宋之问“恳乞此两句,许而不与”,致使骨肉相残呢?似乎没有道理。
　　
    再从刘宋二人的名气来看,新旧唐书上写得很明白:“之问弱冠知名,尤善五言诗,当时无能出其右者。”可见宋之问在年幼时就已经成了小才子。而对于刘希夷,《旧唐书》的评价是:“时又有汝州人刘希夷,善为从军闺情之诗,词调哀苦,为时所重,志行不修,为奸人所杀。”这段话与《大唐新语》的记载很相似,只是《大唐新语》中多了一个“不”字,意思就全然不同了:“(刘希夷)少有文华,好为宫体,词旨悲苦,不为时所重。”
　　
    不管是“为时所重”还是“不为时所重”,总之刘希夷与宋之问相比,名气差了许多,所以宋之问想用刘希夷的一句诗为自己提高知名度,似乎荒唐。对此说的疑心是古已有之的,宋人魏泰曾云:“吾观之问集中,尽有好处,而希夷之句,殊无可采,不知何至压杀而夺之?”清人沈德潜云:“此因之问品属下流,而以恶归之。其实之问诗高于刘,不用攘窃他人也。杂说不足为凭,每每如此。”从宋之问的政治生涯上看,宋之问的鼎盛时期是在武则天当权后的久视元年(700)。宋之问这迟来的好运气刘希夷并没有看到,因为他已于公元679年左右去世,所以当刘希夷去世时宋之问还是一介普通的布衣或者小官吏而已,多一句好诗少一句好诗对他前程并没有多大的帮助,所以宋之问不会这样做才是合乎情理的。
　　
    再者,据各史书所记,宋之问是苦爱刘希夷的一句诗而杀害刘希夷的,但真实的情况却是《全唐诗》和《唐文粹》都把整首诗编入了宋之问的名下,这又与史书中所记载的“恳乞此两句”不符。如果真如史书中所记载的宋之问恳乞的只是这两句诗,他完全可以把此两句要去套用在自己的诗篇里,没有必要把整首诗拿去而给后人留下明显的话柄。仅从这一点看,宋杀了刘这一事件的可信性就打了折扣。
       
    综上所述,结论就是:宋之问没有杀害刘希夷的理由。【原标题：宋之问与刘希夷命案考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