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思邈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医学大家。他非常善于批判地学习和吸收其他民族的医药学术精华，是历代医家中善于借鉴外来医学的一个典型。

    孙思邈在他的《千金要方》（简称《要方》）和《千金翼方》（简称《翼方》）两部著作中收录了相当多的其他各民族的医学知识。这些知识不仅丰富了中国传统医学的宝库，还保存了当时其他民族医学的一些原始材料。

    首先孙思邈把外来医学与中原医学结合，丰富了中原医学的内容。

    对外来某些方剂和疗法，有时孙思邈会原封不动，原样录用，比如天竺***法就属于这种情况；有的他则采用结合的方法，比如在方剂方面，他会在外来方剂中加入若干中医的方药，或者在中医固有的方剂中，加上一些外来的药物等。例如西州续命汤，从方剂组成来看，与中原医学的理法方药并无重大差别，却冠以西州的字样。类似这样的方剂，在《要方》和《翼方》中比比皆是。

    值得注意的是孙思邈已经试图在医学理论方面把外来医学与中原医学进行结合，这从《要方》的有关论述中可以看到。“四大”、“百一”学说本是佛教医学的独特理论，孙思邈把“四大”说分别与中医的五行学说、病因学进行了结合。如病因学中，他提出的汇通发病学观点，把发生疾病的原因归结为4种：第一种为冷，第二种为气痰，第三种是邪风，第四种是热毒之邪，并以此来解释疠风病的病因病机，还据此拟就了“阿魏雷丸散方”。孙氏还把中医脏腑学说与佛教医学理论进行了汇通，比如他指出：百病离不开五脏，五脏各有81种疾病，冷、热、风、气4种病因，共产生404种疾病。类似的结合，在《要方》和《翼方》中有很多例子。

    其次在他的著作中保留了大量古印度医学的内容，成为中印医学交流史的宝贵材料。

    在孙思邈生活的年代里，古印度医学是相当发达的一种医学。随同佛教僧人频繁往来于天竺与长安之间，大量佛经被带入中国并译成汉文。古印度的医学，是佛教徒必修的五明学中的一种，很自然地这些医学就被带来中国。《隋书•经籍志》已载有古印度名医龙树、耆婆等的译作。孙思邈对耆婆及其医药方持非常肯定的态度。他接受了耆婆“万物皆药”的药学观念，认为这是“大医”的高见。正是在耆婆这种“万物皆药”的思想影响下，孙思邈大量吸收了民间或者外来的药物，使《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所载药物比唐代官修《新修本草》多680种，极大地丰富和扩大了药物的品种。这些药物在孙思邈的书中有的被标明来源，例如，毗黎勒、特生誉石（以上西域）、底野迦、硇砂，鹤虱、安息香（以上西戎）、波斯盐、青黛（以上波斯）、龙脑香（婆律国）、菌桂、厚朴、庵摩勒、茅香（以上交趾）；有的则一见便知并非汉族中医的用药，如各种香药（兜婆娄香、沉香、鸡舌香、薰陆香），虎睛、东海鸢头、髑髅、沙牛、乳床，乌扇，木占斯……等等。

    另外， 孙思邈的《千金方》还征引耆婆方十余个，使耆婆在中国的名声大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耆婆医药方虽有印度医学的源头因素，但已经不是纯粹的印度医药方了，其中加入了大量的中医以及道家的成分，表现了孙思邈在中印医学相融合上的一种努力方向。

    除了古印度耆婆方外，孙思邈还收集了大秦及波斯国的“悖散汤”（即牛乳补虚破气方）等等，这些外来的方剂，在丰富祖国医学的内容上，都起过积极的促进作用。

    另外孙思邈关于古代中国少数民族医学的记载，不仅为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医学提供了史料，对研究古代少数民族史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当时从西部少数民族输入的一些药材，例如庵摩勒（即余甘子）、毗黎勒（毛诃子）和诃黎勒这3种药物，孙思邈说“戎人谓之三果”。这里所说的“戎人”，实际上泛指西部各少数民族，也就是“西戎”人，甚至包括了邻近的其他国家，如底野迦（鸦片）、安息香，鹤虱等，在孙思邈的书中说它们“出西戎”。因为隋唐时这些药品在中原地区并不出产，也不作为药材来应用，倒是古印度医学十分器重“三果”，极有可能当时这些药品已经输入到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原标题：孙思邈著作中的中医药国际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