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灵运（385-433），南朝宋诗人，东晋名将谢玄之孙。晋时袭封康乐公，故又称谢康乐。入宋，曾历任永嘉太守、侍中、临川内史等职。热中政治，而一生在政治上不得志。纵情山水，终以山水诗有名于当时和后世。后以谋反罪流放广州，被杀。
       
    谢灵运的命运在中国二千多年的文人群体中不算特殊，更不是最悲惨的，但很典型。他是西谚所云：“性格即命运”这句话的最出色的“实践者”。也是中国传统文人中所谓以“诗人气质”招致杀身之祸的一个活样板。
        
    考察二千多年来中国文人的命运，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以放逐始，以放逐终。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被放逐的文人应该是屈原，而最后被放逐的文人是一个群体，即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的那五十多万知识分子。虽然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迫害的人群更大，范围更广，迫害的程度更深，对普通人的生活和思想冲击更为剧烈，但文革的目的主要是清除政治上的反对派，针对的对象不全是知识分子，所以，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批被放逐的文人还是应该确定为五七年那些右派。当然，中国文人受迫害的形式并不限于放逐，放逐只是一种“常态”，比放逐更厉害的还有杀头，比杀头更厉害的还有车裂、腰斩、剥皮、油炸，比车裂，腰斩，剥皮，油炸更野蛮、更无人性的还有宫刑和剐。
        
    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文人几乎没有不受过迫害的。据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自古文人多薄命”。在封建王朝的所谓“盛世”时期，文人的日子还相对好过一些，而在王朝更迭频繁和大分裂的时代，文人则命如草芥。他们终日战战兢兢、临深履薄，即使这样，也很少有人能幸免被祸；至于那些锋芒毕露性情亢直，不知韬光养晦深自保全的人，比如谢灵运，则早早地被卷入王朝政治的“绞肉机”中吞噬掉了。这样的黑暗险恶的时代，无疑，魏晋南北朝这几百年应该算是最为突出的一个了。
        
    这个时期的文人单被杀的就可以列出一长串：弥衡、孔融、嵇康、张华、潘岳、陆机、陆云、刘琨、郭璞、鲍照、谢朓等等。谢灵运只是其中之一罢了。但这几百年中，也有两个大诗人以他们特有的方式巧妙地与当时的社会和政治周旋，最终“苟全性命于乱世”，得尽天年。这两个人是阮籍和陶渊明。这两个人的全身免祸的方式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隐”。但也有不同，阮籍是隐于朝堂，陶渊明则是隐于山林。阮籍从来没有进入过山林，陶渊明也从来没有进入过朝堂。但他们在各自不同的场景中完成了二者相同的“隐”。与阮籍和陶渊明相比，谢灵运则与朝堂和山林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频繁地穿梭于二者之间，时而朝堂，时而山林。所以他的一生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身在江湖，心存魏阙”。他心存魏阙，但魏阙不接纳他；他无意于江湖，可是他除此之外又没有地方可去。他不象陶渊明彻底，死心塌地地老死“桃花源”；他也不象阮籍清醒，佯狂游世，壶中且度日月。他目空一切，遂使谤满天下；他锋芒太露，以致太阿倒持；他热中向往，终于自投罗网。
        
    谢灵运性格中特别突出的一个特点是狂傲。此种狂傲的造成来自一外一内两方面原因。外在的原因是他的出身。他出身于东晋士族中最高贵的门第。这使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南史•谢弘微传》说到谢家门第之高：“其外虽复高流时誉，莫敢造门。”明张溥说：“夫谢氏在晋，世居公爵，凌忽一代，无其等匹”。①门第高是因为祖上有赫赫功业，谢灵运《述祖德诗二首》说谢安“万邦咸震慑，横流赖君子。拯溺由道情，戡暴资神理”。说谢玄“清尘竟谁嗣？明哲垂经纶。委讲辍道论，改服康世屯。屯难既云康，尊主隆斯民。”是颇为有这样的祖宗自豪的。另外，《宋书》谢灵运本传说“灵运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物质生活的极度充裕也会让生活在其中的人基本上不会产生因贫穷而滋长的自卑感。不仅不会有自卑感，还会在物质生活上因其极度自信而影响社会风尚。《宋书》本传说谢灵运：“性奢豪，车服鲜丽，衣裳器物，多改旧制，世共宗之。”造成谢灵运狂傲的内在原因是他的心智之高。《宋书》本传记载：“灵运幼便颖悟，（谢）玄甚异之，谓亲知曰‘我乃生， 哪得生灵运！’”心智高也会产生优越感，会在潜意识里蔑视别人的智慧。宋无名氏《释常谈•八斗之才》说：“文章多谓八斗之才，谢灵运尝曰‘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这简直不把天下人放在眼里。此种狂傲在谢灵运身上外化为自负、任性和轻狂。
        
    先说自负。谢灵运自视甚高，“自谓才能宜参权要。”（《宋书•谢灵运传》）这是他热中政治的心理基础。有了这种心理基础，才使他一次次地对朝廷寄予厚望，希望得机会一展襟抱。然而，“灵运为性偏激，多愆礼度”所以“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这使他，“既不见知，常怀愤愤”。（《宋书•谢灵运传》）不仅“常怀愤愤”，他还“构扇异同，非毁执政”，（《宋书•谢灵运传》）使当时大权在握的司徒徐羡之极为忌恨。更为要命的是，谢灵运虽然热中政治，但对政治却并不真正在行，至少在政治敏感和政治判断力上并不象他作诗那样得心应手。先是追随刘毅，站错了队；后又聚在刘义真身边搞小集团，被朝廷粉碎；刘义隆做了皇帝后，请他出山，他又跃跃欲试了。这时候，已经经过几次宦海沉浮的谢灵运仍然“自以名辈，才能应参时政，初被召，便以此自许。”（《宋书•谢灵运传》）他的这种“秉性难移”，这种不知道“吃一堑长一智”的做派只能说明是他骨子里那种极端的自负在作怪。此种自负一方面表现为当仁不让、舍我其谁式的对政治的汲汲求取；另一方面，当这种求取遭遇挫折时，则常常以某些极端的方式发泄自己内心的不满。上面谈到的“既不见知，常怀愤愤”和“构扇异同，非毁执政”就是如此。这种高傲的自负使他不能经受挫折和失败，而且也使他不能保持对现实政治的一种平和客观的观照。比如，刘义隆朝的政治新贵“王昙首、王华、殷景仁等，名位素不逾之，并见任遇，灵运意不平，多称疾不朝直。”（《宋书•谢灵运传》）就是说，极度自负使谢灵运既不自知，也不知人。
        
    再说任性。这里的任性，不是指谢灵运精神上“任性放达”的任性。而是指他的性格中“小孩子式的任性”。这种“小孩子式的任性”基本上是政治上不成熟的代名词。谢灵运的这种“小孩子式的任性”主要指他政治上失意之后的一系列表现。先是，灵运受徐羡之所忌，出为永嘉太守，于是他“遂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在郡一周，称疾去职，从弟晦、曜、弘微等并与书止之，不从。”（《宋书•谢灵运传》）既出为永嘉太守，基本上属贬谪性质，应该诚惶诚恐，应该闭门谢客，应该面壁思过，最起码也要兢兢业业，克尽职守才是。而谢灵运不仅“肆意游遨”，不理政务，而且还“在郡一周，称疾去职”，劝也劝不住。这样的行事做派确实太欠考虑。但更为离谱的还在后头，当他被刘义隆请出山后，本来他“自以名辈，才能应参时政”，但后来发现“文帝唯以文义见接，每侍上宴，谈赏而已”。（《宋书•谢灵运传》）于是，谢灵运更感失意，“多称疾不朝直”，而且“穿池植援，种竹树堇，驱课公役，无复期度。出郭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宋书•谢灵运传》）一个朝廷重臣，既不请假，也不打招呼，就私自出游，这在任何一个朝代的统治者眼里都大失臣子体统，都称得上离经叛道。幸亏刘义隆还算比较宽仁，“上不欲伤大臣，讽旨令自解”。但东归之后的谢灵运也没有闲着，他率领“义故门生数百，凿山浚湖，功役无已……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人。临海太守王惊骇，谓为山贼。”“在会稽亦多徒众，惊动县邑”。（《宋书•谢灵运传》）他又多次向地方要田要水，终于被人以怀有“异志”的名义一状告上朝廷，埋下了日后致祸的因由。这种兴师动众、大事招摇的游山玩水很容易被人看成愤世嫉俗，或政治失意后的消极的反抗。其太阿倒持，授人以柄也就在所难免了。
        
    再说轻狂。轻狂似乎是少年人的专利，但谢灵运却轻狂了一辈子。他的轻狂与他的自负和任性是一脉相乘的。不是浮花浪蕊式的，是基于家世和心智双重优越之上的目中无人式的。《南史•谢弘微传》引谢混语云：“阿客（谢灵运）博而无检。”又说：“康乐（谢灵运）诞通度，实有名家韵，若加绳染功，剖莹乃琼瑾。”说谢灵运“博而无检”、“诞通”其实就是轻狂不而知内敛的意思。并建议“加绳染功”，就是多加约束和教诲的意思。《宋书•谢瞻传》说：“灵运好臧否人物，（谢）混患之，欲加裁折。”“好臧否人物”其实就是好逞口舌之利。谢混“欲加裁折”的目的也是为了对他这种轻狂的个性加以收束。但谢混的良苦用心并没有起到作用，谢灵运后来还是因出言不慎得罪了人。《宋书》本传记载，宋文帝“讽旨令自解”之后，谢灵运回到会稽，“太守孟事佛精恳，而为灵运所轻，尝谓曰：‘得道应须慧业文人，生天当在灵运前，成佛必在灵运后’。深恨此言。”这是典型的以言语取祸。果然后来告发谢灵运有“异志”的就是这个孟。又，《南史•谢灵运传》：“（谢灵运）又与王弘之诸人出千秋亭饮酒，裸身大呼，（孟）深不堪，遣信相闻。灵运大怒曰：‘身自大呼，何关痴人事’。”先以言语伤人，后又以惊世骇俗的奇行怪癖遭人非议。出身高贵，名满天下，又正遭主上疑忌，此时，出处语默稍有不慎便会招致不测之祸。而谢灵运对此似乎毫不挂怀，仍然是情之所至，率性而为。其轻狂之个性于此可见。
       
    明张溥说：“以衣冠世臣，公侯才子，欲倔强新朝，送齿丘壑，势诚难之。”这话说得对。但他又说：“文帝继绪，轻戮大臣”，说谢灵运的遭遇是“酷祸造于虚声，怨毒生于异代”，②则过于强调了动辄得咎的险恶环境，没有从谢灵运自身的性格特点去分析。灵运最终被弃广州市，固然有“怨毒生于异代”的因素，但“酷祸造于虚声”却需要他自己负一大部分责任。
       
    谢灵运对新朝的抵触不是根本性的，即使由晋入宋后，其爵禄由公降为侯，史书上也没有关于他对此有什么过激的言行的记载。所以谢灵运最大的心理问题是他不为新朝所用，这才是关键所在。他自视太高，“自谓才能宜参权要”，但刘氏王朝却始终对他“以文义处之”，因此他才“常怀愤愤”。他一生纵情山水，放浪形骸，特立独行，都与这种政治失意有关。鲁迅在杂文《论帮忙与扯淡》里说屈原的《离骚》是“不得帮忙的不平”，那么谢灵运的“意不平”和“常怀愤愤”与此庶几近之。
       
    谢灵运之死主要是其性格不能见容于当道。他的一生遭际就是一个悲剧，性格悲剧。他一生都想进入政治高层，却始终没有进去，最后却被这个他从来没有得到过的东西毁灭了。庄子云“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谢灵运对政治过于执迷，忘了抽身缩手，或者根本没有想要抽身缩手。谢灵运的山水诗中虽然也有一些表达山林隐逸内容的句子，但“他显然无意于真的做隐士，而是以‘山中宰相’自许。”③山林对于谢灵运来讲只是政治失意之后的退避之所，是精神的旅馆，但不是灵魂的家园。同时，他在政治上也没有找到自己的家园，到达的只是屠场。从这种意义上讲，谢灵运是一个没有后方和退路的政治冒险家，来往于江湖和庙堂之间，向前，没有进取的可能；向后，是违心的、无可奈何的退避。他的近乎疯狂的对于明山秀水的无限制的“贴近”，已经不是热爱，而是发泄。
       
    但谢灵运政治上的失意却成全了他的文学。他是中国文学史上山水诗的开创者和发展者。他的大部分山水诗都作于他远离政坛、畅游山水之时。比如他出守永嘉期间就写作了《过始宁墅》、《登永嘉绿嶂山》、《东山望海》、《登上戍石鼓山》、《石室山》、《游赤石进帆海》、《游南亭》、《登江中孤屿》等诗。从永嘉回到始宁后，又写出了诸如《石壁精舍还湖中作》、《田南树园激流植援》、《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等一系列优秀的作品。宋文帝讽令东归后，在归途中，谢灵运又写了《入东道路》一诗。在遭人诬陷被任命为临川内史后，谢灵运在赴任途中又写下了《初发石首城》、《道路忆山中》两首诗，在庐山，有《入彭蠡湖口》、《登庐山绝顶望诸峤》诸作。这些诗基本上都是他山水诗中的精品。在谢灵运本人看来，畅游以骋怀，作诗以言志，都是政治失意的派生物、副产品。这些与政治相比，他是并不真正放在心里的。但历史却喜欢与人开玩笑，为谢灵运赢得“千秋万岁名”的恰恰不是政治，却是他游放之余写下的这些富丽精工的绝妙好词。政治上，谢灵运上演了一出悲剧，文学上，谢灵运却得到了一个圆满的收场。
       
    考察谢灵运政治与文学相互纠缠的一生，颇耐人寻味，也常常让人扼腕三叹。他的遭遇在中国古代文人中极具典型性，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李白、杜甫、李商隐、苏东坡、曹雪芹等人那沧桑复杂的背影。在谢灵运的歌、哭与笑中，我们仿佛看到，朦胧烟雨中的南朝那郁郁苍苍铺天盖地的葱茏山水所谱成的玲珑倜透的诗章，正穿越时空向我们迎面飞来。【原标题：论谢灵运的悲剧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