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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为什么盛赞周世宗

2012/4/18 17:04:11 点击数: 【字体:

 
    编纂《资治通鉴》的大史学家司马光,于书中太珍惜自己的文字了,并不像柏杨先生那样,随时会有“柏杨曰”,而是很少发言。然而,对在位仅5年的后周皇帝世宗柴荣却破例来了两次“臣光曰”。第二次则放开笔墨,用了足足300多个字盛赞柴荣的文治武功,说他“以信令御群臣,以正义责诸国”;“大邦畏 其力,小邦怀其德”;治政真正做到了“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即在施政中不偏不私不拉山头不结党派,仁义之道浩浩荡荡而来。这评价够高了。不过,这却是实至名归。
  
    公元954年的一天,后周太祖郭威病逝,其养子晋王柴荣旋即即位,这就是后周世宗。此时的中国,正处五代十国时期,武夫悍将纵横天下,军阀混战,“有枪便是草头王”。作为诸国中的后周,国力原本就不强大,风雨飘摇中又值大丧,真是雪上加霜。位于太原一带的北汉刘崇,认为机会来了,虎视眈眈,倾国南侵,欲一口吞掉这个邻国。一场决定后周生死存亡的大战恶战,摆在了刚刚登基的柴荣面前。世宗不惧刘崇,决定亲率三军迎敌,但却遭到了以丞相冯道为首的一片反对。他们坚持只能派一将领作统帅,为此柴荣与冯道发生了激烈的争辩,最终他还是没理这帮腐朽官僚的意见,决定御驾亲征与北汉决战于高平地区。冯道之流之所以坚持不让柴荣挂帅,主要是怀疑新帝的能力和暗藏私心。此役假如失败,皇帝一死,国将消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班人还去哪做官呀!然而,结果是后周大获全胜。北汉4万多兵,刘崇最后只带了剩下的一百多骑狼狈逃到了晋阳。高平一战,为后周灭掉北汉奠定了基础,也使年轻的周世宗萌生了削平天下统一全国的大志。此战又是柴荣登上大位后的第一次亮相。从这一役始,五代时期一位最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站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之后他一步步顺应历史潮流,把中国向“久分必合”的方向推进。而在这个“推进”中,柴荣下列两个方面的做法很值得一书。
  
    其一,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首先,改革从军事入手。高平一战,虽然取胜,但期间几次险情,暴露出军队很多甚至是致命的弊端,新帅对此刻骨铭心。一是将领贪生怕死,不听指挥。战斗刚刚打响,马军都指挥使、宁江节度使樊爱能和步军都指挥使、清淮节度使何徽等将领便带着骑兵带头逃跑。这还不说,1000多步卒脱下盔甲口呼万岁向北汉投降,致使后周军队右翼完全溃败,敌人随时可乘虚而入,形势十分危急。此时,柴荣率赵匡胤等将领急驰而来,冒着流矢飞石亲自督战,将士拼命杀敌,才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保证了右翼的安全。战役结束后,柴荣严肃军纪,将樊爱能、何徽等70多名军官全部斩首。周世宗的铁血手段,把将领那骄横的气焰彻底打了下去,从此军令畅通无阻。二是士兵年老体弱。多年来,官员都不愿得罪人,造成军队没有淘汰机制,军中养了很多兵油子、兵老爷。这些人每遇强敌,不是投降,就是逃跑。不但没有什么战斗力,而且倚老卖老,骄横傲慢,不听指挥。柴荣对大臣说,兵者务求精而不求多,如今用100个农夫的劳作也不一定能养得起一个全副武装的士兵,怎么能用老百姓的血汗,去养这些无用的东西呢?于是他开始整顿军队,各军普遍清员,精干的提升到上军,羸弱的淘汰出军队,再下诏征召天下壮士,全部集中到京城,由宿卫将领赵匡胤负责建编组成殿前诸班,其余骑、步各军分别由各将帅挑选,并施以严格的训练。从此这支部队成了一支威武之师,胜利之师,“征伐四方,所向皆捷”。在扫除群雄的大业中为后周立下了赫赫战功。
  
    同时,大胆地进行社会改革。当时,佛教有着至高的地位,仅后周境内寺院就达33030座。当时后周都开封,地盘主要是今河南省和山东大部及与之相连的河北、安徽、湖北、陕西、甘肃等部分地区,辖118州。而平均每州寺院竟达2212座之多,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了。大量的青年男女出家,没人种粮和从事各种商业活动,社会哪会发展。更严重的是,它直接导致人口繁殖停滞,朝廷无丁可征,这样又怎能保证国家有一支“钢铁长城”。在冷兵器时代,衡量一个国家的实力尤其是军力,主要是看你的人口数量,看你有多少青壮可征。周世宗下令禁止私人剃发出家当和尚和尼姑。凡是打算出家的人必须得到祖父母、父母和叔叔伯伯的同意,禁止僧侣舍身自杀、斩断手足、手指上燃香、裸体挂钩点灯等扰乱破坏社会的行为。令东京、西京及各州每年编制僧侣名册,如有死亡、返俗的随时予以注销。最后废除寺院30336座,只保留2694座。未经朝廷批准,以后任何人不准再新开寺院。即便这样,全国最后还剩下和尚42444人,尼姑18756人,可见当初出家人的数量是何等庞大。柴荣如此“灭佛”,阻力肯定很大。既然有那么多寺院,就有它历史、世俗和百姓需要的原因。而改革家的伟大之处就在于看准了之后不是迁就,而是迎难而上,决不后退。这一点,柴荣做到了。
  
    周世宗的改革,是全方位的,其他方面也有不少亮点。比如在经济上,鼓励逃户回乡定居,减免各种税负,安抚流民,招民垦荒,编制《均田土》,派遣使者分赴各地清查隐匿耕地,均定田租,平均税负,废除曲阜孔氏的免税特权,动员民众兴修水利,疏浚漕运,等等。公元955年,又开始铸造铜钱。由于战争连年不断,朝廷已长久没有发行钱币了。民间很多人把铜钱销毁用来做成器皿,尤其做了很多佛像,使铜钱越来越少。这种状况严重地影响了经济发展。这年9月,柴荣敕令设立造币机构。造币的铜从哪来呢?政府规定,除朝廷的礼器、兵器以及寺庙道观的钟磬钹铎之外,其余民间的铜器、佛像,50天之内必须全部送交官府,官府送给等值的钱。超过期限隐藏不交的,重量在5斤以上的判死罪,不到5斤的酌情量刑。当时朝野很多人对毁掉佛像想不通,柴荣还耐心地做左右的思想工作,说诸卿不要为此事而疑虑,佛用善道来教化人,假如立志行善,这就是信佛了。那些铜像岂是所说的佛呢?况且佛的宗旨是在于利人,即使是脑袋、眼睛也都可以施舍给所需要的人,“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这番话,尤其是最后一句话,感动了众臣,也感动了100多年后的司马光。“臣光曰: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同样是公元955年,一天,柴荣与众将领和丞相在万岁殿就餐,端起美食,他感叹道:“朕在宫中吃美味佳肴,深愧无功于民而坐享天禄,既然自己不能躬耕而食,那就只有亲冒矢石为民除害,还略可自安。”这番话,是很有些境界和高度的,放在今天,也并非人人都能达到。
  
    其二,善于察人,长于用人。世宗用人很有一套自己的方法。上任不久他对宰相说:“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寝食不安。”更苦于对群臣没有深入的了解,“朕于卿大夫,才不能尽知,面不能尽识;若不采其言而观其行,审其意而观其忠,则何以见器略之浅深,知任用之当否!”为了全面的考察官员,发现人才,他令朝臣每人写两篇文章,一篇是《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另一篇是《开边策》,然后他一一阅览。比部郎中王朴的一篇,令他十分兴奋。全文不足千字,但却大气潇洒,见解精到。文章历数唐末以来的治政得失,如中原朝廷之所以连连丧失吴、蜀两地和幽州、并州,“皆因失道”所致。“君暗臣邪,兵骄民困,奸党内炽,武夫外横”,最后“因小致大,积微成著”。今想改变它,也很简单,就是“反其所为而已”。进贤退佞,恩隐诚信,赏功罚罪,去奢节用,减民税赋。这样做必将大得民心,“民心既归,天意必从矣”。在开边策方面,王朴先从战略上着笔,先取南唐,“得江南则岭南、巴蜀可传檄而定。南方既定,则燕地必望风内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在战术手段上,以扰敌为主,扰中取胜。他说南唐与后周国境线近两千里,先从其防备较弱的地方扰起。南唐“备东则扰西,备西则扰东”,在其疲于奔命之间,察其虚实,窥其强弱,“避实击虚,避强击弱”,抓住战机,歼敌于东奔西突之中。连打几个这样的歼灭战,不愁南唐不投降。这真是宋朝立国前的一篇《隆中对》。周世宗向着平定天下的目标,南征北战5年,其方略基本上没有脱离这个纲领。自此以后,柴荣对王朴刮目相看,拜他为左谏议大夫、开封府知事等职。柴荣三次征战,均让王朴在京城开封留守,一次还告诉他可“便宜行事”,足见皇帝对他的信任。像柴荣这样左右全局的“一把手”,欲达最佳的领导效益,不少时候并不是“亲自”,而是集思广益,变别人的智慧为自己的智慧,通过别人的劳动体现为自己的劳动。在对王朴的重用和使用上,柴荣做到了这一点。
  
    在官员选拔和管理上,柴荣的做法也令人称道。上任伊始,后周干部缺乏,他令翰林学士、门下和中书两省官员荐举县令等官。授官之日,他又令“组织部”将每一个举荐者的名字都记下,以后这些人“若贪秽败官,并当连坐”。就是说被举荐者若搞腐败连“伯乐”一齐追究。当然,表现好的也一定会“并当连奖”。这一办法会使很多“伯乐”不敢轻易谋私。柴荣在澶州任晋王时,一个叫张美的掌管着州中隶属于三司的钱粮,柴荣有时私下请他寻些方便,张美则总是想方设法满足。张美还是一个难得的理财专家,其能力当时很少有人能比得上。柴荣接了大位后,“财政部长”的人选第一个便想到了张美。然而,柴荣最终还是“割爱”了。张美既然当初会那样“方便”自己,今天也同样会那样“方便”别人,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个人选。周世宗打算让枢密使魏仁浦任宰相,左右均说不可,理由是魏仁浦未走科举及第道路,没有***,当初只是个办理文书的小吏。世宗说这是什么话呀,自古以来那些有文才武略的辅佐,哪里全是都有***呀。魏任职后果然胜任。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
  
    柴荣无疑是中国古代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的领军和治政风格可用“英勇、睿智、勤勉、好学、爱民”10个字来概括。他身为三军统帅,但却能像士兵一样冒着敌人的箭雨出现在战场上。在情况危急,别人惊惶失措时,他却能镇定自若,迅速决断。他无不良嗜好,不喜珍玩,不贪女色,“上班”时间勤于治事,“下班”之后爱好读书,而且常将儒生招来一齐讨论前代治政得失。他体恤民间,设法减轻百姓的负担。公元959年,此时的后周,统一中国的框架和态势已基本形成,南唐、吴越、南汉等国已不得不承认后周中央政权的地位,周世宗及麾下将领赵匡胤、曹彬所率大军更是所向披靡。兵锋所指,无不令其他割据政权胆寒。然而,正当柴荣的统一大业指日可待时,这一年的农历6月19日,一场疾病夺去了他的生命,死时年仅39岁。真是天妒英雄! 7岁的儿子柴宗训继位。次年后周归德(今河南商丘)节度使、殿前都点检赵匡胤乘“主少国疑”之机,发动“陈桥兵变”,皇袍加身,夺了柴家孤儿寡母的江山。十国的混乱,最终结束在了宋太祖手里。不过,站在国家和历史而不是江山姓柴姓赵的角度看,赵匡胤应该是柴荣事业的继承者和最终完成者,故赵匡胤的历史地位也应给予肯定。【原标题:司马光为什么盛赞周世宗】
责任编辑:C009文章来源:海峡通讯 作者:云边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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