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纂《资治通鉴》的大史学家司马光，于书中太珍惜自己的文字了，并不像柏杨先生那样，随时会有“柏杨曰”，而是很少发言。然而，对在位仅5年的后周皇帝世宗柴荣却破例来了两次“臣光曰”。第二次则放开笔墨，用了足足300多个字盛赞柴荣的文治武功，说他“以信令御群臣，以正义责诸国”；“大邦畏 其力，小邦怀其德”；治政真正做到了“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即在施政中不偏不私不拉山头不结党派，仁义之道浩浩荡荡而来。这评价够高了。不过，这却是实至名归。
　　
    公元954年的一天，后周太祖郭威病逝，其养子晋王柴荣旋即即位，这就是后周世宗。此时的中国，正处五代十国时期，武夫悍将纵横天下，军阀混战，“有枪便是草头王”。作为诸国中的后周，国力原本就不强大，风雨飘摇中又值大丧，真是雪上加霜。位于太原一带的北汉刘崇，认为机会来了，虎视眈眈，倾国南侵，欲一口吞掉这个邻国。一场决定后周生死存亡的大战恶战，摆在了刚刚登基的柴荣面前。世宗不惧刘崇，决定亲率三军迎敌，但却遭到了以丞相冯道为首的一片反对。他们坚持只能派一将领作统帅，为此柴荣与冯道发生了激烈的争辩，最终他还是没理这帮腐朽官僚的意见，决定御驾亲征与北汉决战于高平地区。冯道之流之所以坚持不让柴荣挂帅，主要是怀疑新帝的能力和暗藏私心。此役假如失败，皇帝一死，国将消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班人还去哪做官呀！然而，结果是后周大获全胜。北汉4万多兵，刘崇最后只带了剩下的一百多骑狼狈逃到了晋阳。高平一战，为后周灭掉北汉奠定了基础，也使年轻的周世宗萌生了削平天下统一全国的大志。此战又是柴荣登上大位后的第一次亮相。从这一役始，五代时期一位最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站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之后他一步步顺应历史潮流，把中国向“久分必合”的方向推进。而在这个“推进”中，柴荣下列两个方面的做法很值得一书。
　　
    其一，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首先，改革从军事入手。高平一战，虽然取胜，但期间几次险情，暴露出军队很多甚至是致命的弊端，新帅对此刻骨铭心。一是将领贪生怕死，不听指挥。战斗刚刚打响，马军都指挥使、宁江节度使樊爱能和步军都指挥使、清淮节度使何徽等将领便带着骑兵带头逃跑。这还不说，1000多步卒脱下盔甲口呼万岁向北汉投降，致使后周军队右翼完全溃败，敌人随时可乘虚而入，形势十分危急。此时，柴荣率赵匡胤等将领急驰而来，冒着流矢飞石亲自督战，将士拼命杀敌，才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保证了右翼的安全。战役结束后，柴荣严肃军纪，将樊爱能、何徽等70多名军官全部斩首。周世宗的铁血手段，把将领那骄横的气焰彻底打了下去，从此军令畅通无阻。二是士兵年老体弱。多年来，官员都不愿得罪人，造成军队没有淘汰机制，军中养了很多兵油子、兵老爷。这些人每遇强敌，不是投降，就是逃跑。不但没有什么战斗力，而且倚老卖老，骄横傲慢，不听指挥。柴荣对大臣说，兵者务求精而不求多，如今用100个农夫的劳作也不一定能养得起一个全副武装的士兵，怎么能用老百姓的血汗，去养这些无用的东西呢？于是他开始整顿军队，各军普遍清员，精干的提升到上军，羸弱的淘汰出军队，再下诏征召天下壮士，全部集中到京城，由宿卫将领赵匡胤负责建编组成殿前诸班，其余骑、步各军分别由各将帅挑选，并施以严格的训练。从此这支部队成了一支威武之师，胜利之师，“征伐四方，所向皆捷”。在扫除群雄的大业中为后周立下了赫赫战功。
　　
    同时，大胆地进行社会改革。当时，佛教有着至高的地位，仅后周境内寺院就达33030座。当时后周都开封，地盘主要是今河南省和山东大部及与之相连的河北、安徽、湖北、陕西、甘肃等部分地区，辖118州。而平均每州寺院竟达2212座之多，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了。大量的青年男女出家，没人种粮和从事各种商业活动，社会哪会发展。更严重的是，它直接导致人口繁殖停滞，朝廷无丁可征，这样又怎能保证国家有一支“钢铁长城”。在冷兵器时代，衡量一个国家的实力尤其是军力，主要是看你的人口数量，看你有多少青壮可征。周世宗下令禁止私人剃发出家当和尚和尼姑。凡是打算出家的人必须得到祖父母、父母和叔叔伯伯的同意，禁止僧侣舍身自杀、斩断手足、手指上燃香、裸体挂钩点灯等扰乱破坏社会的行为。令东京、西京及各州每年编制僧侣名册，如有死亡、返俗的随时予以注销。最后废除寺院30336座，只保留2694座。未经朝廷批准，以后任何人不准再新开寺院。即便这样，全国最后还剩下和尚42444人，尼姑18756人，可见当初出家人的数量是何等庞大。柴荣如此“灭佛”，阻力肯定很大。既然有那么多寺院，就有它历史、世俗和百姓需要的原因。而改革家的伟大之处就在于看准了之后不是迁就，而是迎难而上，决不后退。这一点，柴荣做到了。
　　
    周世宗的改革，是全方位的，其他方面也有不少亮点。比如在经济上，鼓励逃户回乡定居，减免各种税负，安抚流民，招民垦荒，编制《均田土》，派遣使者分赴各地清查隐匿耕地，均定田租，平均税负，废除曲阜孔氏的免税特权，动员民众兴修水利，疏浚漕运，等等。公元955年，又开始铸造铜钱。由于战争连年不断，朝廷已长久没有发行钱币了。民间很多人把铜钱销毁用来做成器皿，尤其做了很多佛像，使铜钱越来越少。这种状况严重地影响了经济发展。这年9月，柴荣敕令设立造币机构。造币的铜从哪来呢？政府规定，除朝廷的礼器、兵器以及寺庙道观的钟磬钹铎之外，其余民间的铜器、佛像，50天之内必须全部送交官府，官府送给等值的钱。超过期限隐藏不交的，重量在5斤以上的判死罪，不到5斤的酌情量刑。当时朝野很多人对毁掉佛像想不通，柴荣还耐心地做左右的思想工作，说诸卿不要为此事而疑虑，佛用善道来教化人，假如立志行善，这就是信佛了。那些铜像岂是所说的佛呢？况且佛的宗旨是在于利人，即使是脑袋、眼睛也都可以施舍给所需要的人，“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这番话，尤其是最后一句话，感动了众臣，也感动了100多年后的司马光。“臣光曰：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同样是公元955年，一天，柴荣与众将领和丞相在万岁殿就餐，端起美食，他感叹道：“朕在宫中吃美味佳肴，深愧无功于民而坐享天禄，既然自己不能躬耕而食，那就只有亲冒矢石为民除害，还略可自安。”这番话，是很有些境界和高度的，放在今天，也并非人人都能达到。
　　
    其二，善于察人，长于用人。世宗用人很有一套自己的方法。上任不久他对宰相说：“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寝食不安。”更苦于对群臣没有深入的了解，“朕于卿大夫，才不能尽知，面不能尽识；若不采其言而观其行，审其意而观其忠，则何以见器略之浅深，知任用之当否！”为了全面的考察官员，发现人才，他令朝臣每人写两篇文章，一篇是《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另一篇是《开边策》，然后他一一阅览。比部郎中王朴的一篇，令他十分兴奋。全文不足千字，但却大气潇洒，见解精到。文章历数唐末以来的治政得失，如中原朝廷之所以连连丧失吴、蜀两地和幽州、并州，“皆因失道”所致。“君暗臣邪，兵骄民困，奸党内炽，武夫外横”，最后“因小致大，积微成著”。今想改变它，也很简单，就是“反其所为而已”。进贤退佞，恩隐诚信，赏功罚罪，去奢节用，减民税赋。这样做必将大得民心，“民心既归，天意必从矣”。在开边策方面，王朴先从战略上着笔，先取南唐，“得江南则岭南、巴蜀可传檄而定。南方既定，则燕地必望风内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在战术手段上，以扰敌为主，扰中取胜。他说南唐与后周国境线近两千里，先从其防备较弱的地方扰起。南唐“备东则扰西，备西则扰东”，在其疲于奔命之间，察其虚实，窥其强弱，“避实击虚，避强击弱”，抓住战机，歼敌于东奔西突之中。连打几个这样的歼灭战，不愁南唐不投降。这真是宋朝立国前的一篇《隆中对》。周世宗向着平定天下的目标，南征北战5年，其方略基本上没有脱离这个纲领。自此以后，柴荣对王朴刮目相看，拜他为左谏议大夫、开封府知事等职。柴荣三次征战，均让王朴在京城开封留守，一次还告诉他可“便宜行事”，足见皇帝对他的信任。像柴荣这样左右全局的“一把手”，欲达最佳的领导效益，不少时候并不是“亲自”，而是集思广益，变别人的智慧为自己的智慧，通过别人的劳动体现为自己的劳动。在对王朴的重用和使用上，柴荣做到了这一点。
　　
    在官员选拔和管理上，柴荣的做法也令人称道。上任伊始，后周干部缺乏，他令翰林学士、门下和中书两省官员荐举县令等官。授官之日，他又令“组织部”将每一个举荐者的名字都记下，以后这些人“若贪秽败官，并当连坐”。就是说被举荐者若搞腐败连“伯乐”一齐追究。当然，表现好的也一定会“并当连奖”。这一办法会使很多“伯乐”不敢轻易谋私。柴荣在澶州任晋王时，一个叫张美的掌管着州中隶属于三司的钱粮，柴荣有时私下请他寻些方便，张美则总是想方设法满足。张美还是一个难得的理财专家，其能力当时很少有人能比得上。柴荣接了大位后，“财政部长”的人选第一个便想到了张美。然而，柴荣最终还是“割爱”了。张美既然当初会那样“方便”自己，今天也同样会那样“方便”别人，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个人选。周世宗打算让枢密使魏仁浦任宰相，左右均说不可，理由是魏仁浦未走科举及第道路，没有***，当初只是个办理文书的小吏。世宗说这是什么话呀，自古以来那些有文才武略的辅佐，哪里全是都有***呀。魏任职后果然胜任。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
　　
    柴荣无疑是中国古代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的领军和治政风格可用“英勇、睿智、勤勉、好学、爱民”10个字来概括。他身为三军统帅，但却能像士兵一样冒着敌人的箭雨出现在战场上。在情况危急，别人惊惶失措时，他却能镇定自若，迅速决断。他无不良嗜好，不喜珍玩，不贪女色，“上班”时间勤于治事，“下班”之后爱好读书，而且常将儒生招来一齐讨论前代治政得失。他体恤民间，设法减轻百姓的负担。公元959年，此时的后周，统一中国的框架和态势已基本形成，南唐、吴越、南汉等国已不得不承认后周中央政权的地位，周世宗及麾下将领赵匡胤、曹彬所率大军更是所向披靡。兵锋所指，无不令其他割据政权胆寒。然而，正当柴荣的统一大业指日可待时，这一年的农历6月19日，一场疾病夺去了他的生命，死时年仅39岁。真是天妒英雄！ 7岁的儿子柴宗训继位。次年后周归德（今河南商丘）节度使、殿前都点检赵匡胤乘“主少国疑”之机，发动“陈桥兵变”，皇袍加身，夺了柴家孤儿寡母的江山。十国的混乱，最终结束在了宋太祖手里。不过，站在国家和历史而不是江山姓柴姓赵的角度看，赵匡胤应该是柴荣事业的继承者和最终完成者，故赵匡胤的历史地位也应给予肯定。【原标题：司马光为什么盛赞周世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