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嵩山落迹，道教在嵩山发端，儒教在嵩山光大。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祖先们为嵩山留下了许多文化瑰宝，形成了以嵩阳书院、嵩岳寺塔、会善寺、观星台、中岳庙、汉三阕 、少林寺为代表的嵩山历史建筑群,中国古代的礼制建筑、佛教建筑、教育建筑和科技建筑在嵩山都能找到优秀代表。作为2009年国家唯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项目，目前已进入冲刺阶段，本周，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将率领文物专家，到登封市指导嵩山历史建筑群的申遗工作，联合国专家也将于今年8月下旬，对嵩山历史建筑群申遗项目进行验收。本报记者走进嵩山历史建筑群，领略嵩山深厚的文化内涵。 

　　核心提示 

　　作为古代四大书院之一，嵩阳书院在登封当地有着“古代的北大清华”之说。在这里，程颢、程颐兄弟二人对传统的儒学进行改造，创立了以“存天理，灭人欲”为要义的理学 ，提出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伦理道德，成为统治中国数百年的思想理论体系。 

　　程氏二兄弟创办的理学还吸收了许多佛教和道教的思想，如今走进嵩阳书院，在古朴幽香的古建筑中，还透露着许多佛教和道教的信息。自宋代以后，在教学和学习上吸纳并蓄的传统一直延续下来，以论辩形式为主的教学模式也值得现代人借鉴。 

　　当时的众多顶尖人物曾在此讲学 

　　嵩阳书院位于嵩山南麓，太室山脚下，这里山峦环拱，清雅静谧，建筑古朴雅致，大方不俗。在登封当地有着“中国古代的北大清华”的说法。 

　　说嵩阳书院是古代的“北大清华”是因为它创建早，影响大，与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书院，并称为四大书院。在规模上，嵩阳书院的鼎盛时期，学生有数百人。嵩阳书院的教师也都是当时国内的顶尖人物，司马光、范仲淹、韩维、吕诲、李纲等都曾在这里讲过学。嵩阳书院在古代还有大量藏书，并建有藏书楼和书库，并有“掌书”管理，在清代，藏书已达到86万册。 

　　嵩阳书院的建筑布局，是与嵩阳书院的职责密切相关的。 

　　走进书院的大门，就可以看到先圣殿了，殿内正中有孔子塑像，供人祭祀。 

　　先圣殿的后面就是嵩阳书院的主要建筑讲堂了，讲堂有正房三间，是理学大师程颢、程颐讲学的地方。讲堂的后面有一水池，名为泮池，因孔子的故乡在山东曲阜的泮水之滨，泮池的建筑便成了古代高等学府的象征，儒生中秀才后才称“入泮”，要举行绕池一周的仪式，然后再去先圣殿拜孔子圣像。 

　　藏书楼的大小代表着书院的档次和品位，藏书楼在书院的最后面，建于1684年，重修于1739年，1989年时做过一次翻修。 

　　嵩阳书院自创办后，在历朝历代培养出了一批批人才，到明清时与科举有了密切的联系，教学成绩直到目前还为人们所称道。 

　　“把嵩阳书院比喻成古代的‘北大清华’有点牵强。”登封市中岳景区管理局副局长袁战森说，嵩阳书院在性质上属于民办性质，办学经费主要靠出租学田供给，学田多是个人捐赠的。当时的最高学府是官办的太学，并且在各州府还有官办的学堂。 

　　汉武帝册封三个将军柏的传奇故事 

　　“说起嵩阳书院，就不能不说将军柏，它们浸透着浓厚的文化烙印。”登封市文物局副局长郑建伟介绍，嵩阳书院内原有三株古柏树，两千多年前，就已尽显奇伟风姿了，但却一直藏身嵩山脚下茂密的原始森林而鲜为人知。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刘彻游嵩山时，见柏树高大茂盛，遂封为“大将军”“二将军”和“三将军”，从此将军柏名扬四海。据说，当时，汉武帝巡幸嵩山，在万岁峰上听到“山呼万岁”声音之后非常高兴，走到今嵩阳书院处，看见一棵躯干参天、枝叶繁茂的柏树，惊异之下封为“大将军”。举步前行，又见一棵龙干虬枝、繁荫蔽日的柏树，比“大将军”大得多，但贵为天子，岂能改口，遂封为“二将军”。再往前走，又见一棵比“二将军”还要大的柏树，但汉武帝为维护金口玉言，将其封为三将军。 

　　三棵曾经默默无闻、与世无争的柏树从此搅入了一场名利纷争。嵩岳民谣叙述道：“大封小来小封大，先入为主成笑话。三将军恼怒被气死，二将军不服肚气炸，大将军笑倒墙头上，自觉有愧头低下。”其实，三将军之死已是明朝末年之事，天妒英姿，这棵柏王遭雷击，被天火焚烧成令人遗憾不已的往事。 

　　“大将军”树高12米，粗5.4米，树身斜卧，树冠浓密宽厚，就像一把大伞遮掩天空。无论是高和粗，“二将军”都在“大将军‘之上，高18.2米，粗12.54米，虽然树皮斑驳、老态龙钟却仍生机旺盛、虬枝挺拔，树干下部有一南北相通的洞，可以容纳五六个人。 

　　著名诗人朴初曾留下“嵩阳有周柏，阅世三千岁”的诗句。 

　　登封市中岳景区管理局副局长袁战森指着枝繁叶茂的“二将军”介绍说，关于两棵将军柏，在登封市还流传有一种说法，说在和平盛世时，将军柏会生机盎然、枝繁叶茂，而在灾荒战乱之年，将军柏的枝叶将会干枯。 

　　嵩阳书院里的学子很多都是进士 

　　“因为来嵩阳书院读书的学子，很多都是考中进士以后来的，所以从教学模式和学生层次上来说，嵩阳书院更像在培养研究生。”袁战森说。 

　　袁战森介绍，嵩阳书院组织机构简单，管理人员较少，许多的管理工作都是由学生担任的。 

　　在古代，嵩阳书院的“校长”被称为“山长”“院长”“洞主”或“教授”。在设置的管理岗位中，“斋长”协助“山长”从事书院的教学、行政和日常生活管理工作，而“斋长”多是从优秀学生中选出的。 

　　和管理工作一样，教学岗位上，除负责课程讲解的“讲学”是专职教师外，负责为学生解析疑义的“经长”由学习经籍比较优秀的学生担当。负责课堂考勤、课堂记录、搜集学生疑难问题的“堂长”也是从学生中选出的。 

　　袁战森说，在嵩阳书院学习，教师只在月初为学生出两篇命题作文，每月十八日讲一次课，其余绝大多数时间都交给学生自学。 

　　嵩阳书院在提倡个人钻研的基础上还经常组织集体讨论，鼓励学生之间互相启发，使自学与互学相结合，取长补短。为了使书本知识成为实际行动的指南，达到言行一致，嵩阳书院还提倡学生互相批评，每月举行一次“生活会”，而且要对别人的批评能做到诚心诚意的接受。这些在今天也还有着极强的借鉴意义。 

　　嵩阳书院见证嵩山儒释道兴衰史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嵩阳书院是一所传播儒学和理学的古代“高等学校”。但在嵩阳书院的历史上，它还曾是佛教和道教的场所。后来成为儒教的圣地后，所传播的新儒学中就糅杂了许多佛教和道教的思想。 

　　袁战森说，嵩阳书院最早建于北魏时期的公元484年，起初叫嵩阳寺，是佛教的僧院。隋朝时，嵩阳书院又改名为嵩阳观，成为道教活动场所。唐代时，道教活动发展到鼎盛，一位名叫潘师正的道士自称已活了600岁，深得武则天和皇帝李治的羡慕，曾两次来到此处向潘师正求教长生不老术，并在嵩阳书院的东北侧建了行宫奉天宫，在这种背景下，道教在嵩山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据说全真道创始人王重阳就是潘师正的弟子。 

　　五代后唐清泰年间，进士庞式及舒元等曾在嵩阳观聚众讲学，后周时改为太乙书院，开始成为儒学活动中心。 

　　宋初又更名为太室书院，1035年，重修太室书院时，宋仁宗赐名嵩阳书院。 

　　“嵩阳书院有两大稀世珍宝，一个是将军柏，另一个就是嵩阳书院门口的大唐碑。”登封市文物局副局长宫嵩涛说，大唐碑的全称是“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之颂”，是嵩阳书院作为儒、佛、道交融的有力证明。 

　　该碑重达80多吨，高9米多，是我国现存唐代最大的石碑，有“古代碑王”之称。碑文记述的是唐玄宗李隆基崇信道教、命方士在嵩阳观炼丹，以求长生不老的事。文章是由当时的宰相李林甫所作，书写者是唐代书法家徐浩，八分隶书，字态端正，笔法遒劲，姿态横生。 

　　“嵩阳书院作为私人讲坛‘圣地’，对二程理学的形成和传播起了重要作用。”登封市申遗指挥部档案组副组长常松木说，程颢、程颐兄弟二人在嵩阳书院讲学十余年，创设了以“存天理，灭人欲”为要义的理学，理学自南宋立为官学后，历经元、明到清，影响中国封建社会达六七百年之久。 

　　理学其实是吸收佛、道宗教思想以及对传统儒学进行的改造和发展。常松木说，包括二程创设理学在内，儒学在历史上曾有两次大的改变，第一次发生在西汉时期，董仲舒吸收阴阳五行之说对孔孟原始儒学进行了第一次改造，使原本十分简单的孔孟伦理规范，变为富有政治色彩并包容社会所有道德、思想、文化、礼俗标准的统治思想，其核心就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这种经汉儒改造的神学化的儒学称为“汉学”，和二程与朱熹创设的新儒学——理学相比，也称“旧儒学”。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安国楼对二程理学非常有研究，他说，程颢和程颐在嵩阳书院形成和传播的理学与汉代以来的传统儒学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将儒学由神意发展到天理，变神学化的儒学为哲理化的新儒学。在新儒学中，最主要的思想就是“存天理，灭人欲”，诸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说教成了禁锢中国女子的沉重枷锁。 （原标题：独家责任：嵩阳有周柏，阅世三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