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门峡虢国博物馆里的古甘棠碑

　　□首席记者 姚伟 文图

　　引子

    召公受人爱戴，不是因为他的赫赫功勋，也不是因为他位高权重。不是高高在上玩权弄术，为一己之私穷奢极欲，靡费民力，而是体贴、体谅、体察百姓疾苦，平易近人为民排忧解难，唯有如此，赫赫功勋、位高权重才能成为让人衷心爱戴的附加理由。

　　从《诗经·甘棠》看，召公死后，深为人们敬仰怀念，因思念他，对他曾在其下休息的甘棠树都倍加敬爱。召公与甘棠结缘，有多个版本，大同而小异。

　　其一出自《史记》，说“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决断诉讼、处理地方政务）其下”，是说召公流动办公，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效果非常好，“甚得兆民和”，“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死后，“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哥（歌）咏之，作《甘棠》之诗”。

　　其二出自《韩诗外传》，说周朝强盛之后，召公身为朝中高官，有关部门请求在他的封邑“召”营造豪宅，“邵伯（即召公）曰：‘嗟！以吾一身，而劳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他拒绝为自己营造豪宅，反而“就蒸庶（百姓、民众）于阡陌陇亩之间，而叩断焉”。接触百姓，就得“暴（曝）处远野”，召公不以为意，“庐于树下”，在甘棠树下搭草棚临时居住、办公。召公的所作所为，令民众大为感佩，“百姓大悦，耕桑者倍力以劝，于是岁大稔，民给家足”。召公之后，“在位者骄奢，不恤元元（平民），税赋繁数，百姓困乏，耕桑失时。于是诗人见召伯之所休息树下，美而歌之。诗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此之谓也”。

　　像召公这样的高官太少了，他在甘棠树下休息、办公的场景，令人印象深刻，难以忘怀。孔子对《甘棠》诗特别重视，不管是《孔子家语》还是近些年发现的战国楚简《诗论》，孔子都对《甘棠》一诗青睐有加，一再赞叹这种“敬其人爱其树”的现象。

　　此后，甘棠几乎成为召公的化身、象征，“甘棠遗爱”成为表现召公爱民情怀的特定字眼。到了后世，某位官员如果被拿来与召公或甘棠相提并论，那是最高的褒奖。谢安晚年出镇广陵时，做了不少造福百姓的事，比如在南湖筑起堤坝，既能蓄水以利灌溉，也能方便居民来往。民众感激他的恩泽，把湖改称召伯湖，把堤坝称作召伯埭；宋初张咏任鄂州崇阳县令，勤政爱民，组织人手凿山引水，灌溉水田，惠及众多百姓，当地民众给他建了一座桥，称作“甘棠桥”。

　　可以说，因召公，甘棠具有了一种特定的象征意义，人们借以表达对勤政爱民者的敬仰和爱戴。

　　司马迁在他的《史记·燕召公世家》中说：“召公奭可谓仁矣！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他认为，燕国较小而地理位置也很不好，“外迫蛮貉，内措（交错）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多次面临灭亡命运，却能“社稷血食者八九百岁”，在所有姬姓国里最后亡国，“岂非召公之烈（事业、功绩）邪！”

　　召公的爱民情怀，不只荫庇子孙，也温暖人心三千年。

　　甘棠地名数以百计

　　“甘棠”二字的内涵，现在大多数人不甚了然，而在古代，人们显然对这两个字很有感情，这从地名上可以看出来。

　　据三门峡甘棠苑工作人员统计，全国以“甘棠”为名的地方有一百多个，这还不包括曾用地名。这一百多个“甘棠分号”分布广泛，北到北京，南到广东、广西，香港、台湾也都有这样的地名。它们多为村、冲、湾、坳、镇等。这些地名都有一定渊源，如湖南江永县城西南25公里的上甘棠村是周氏聚居的古村落，大约在宋代，周氏族人徙居于此，为纪念召公甘棠遗爱，把该村命名为上甘棠村。

　　三门峡甘棠苑把这些地名都标注在一张地图上，密密麻麻，让人感叹“甘棠家族”之兴旺。

　　当年曾为召公遮风挡雨的甘棠树到底在哪里？这有多种说法，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员马世之曾在《史学月刊》撰文，探讨“棠荫遗踪”，认为主要有“寿安说”、“召亭说”、“陕州说”三种。

　　“寿安说”主张古甘棠树在今宜阳。《括地志》云：“召伯庙在洛州寿安县西北五里。召公听讼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伐其树，后人怀其德，因立庙，有棠，在九曲城东阜上。”

　　唐代寿安县，即今洛阳市宜阳县，该县名字变换多次，东魏天平四年（537年）曾名甘棠县。该县县城南的香山原有召伯祠，祠堂墙壁上镶有一块“召伯画像碑”，高一米有余，上刻甘棠树一株，召伯端坐在树下石上。碑上镌有“召伯甘棠赞”5字，右下方题跋80余字。此碑现存该县文管所内。

　　县城西北数公里有甘棠村，村旁有石碑一通，2米多高，正面刻有“召伯听政处”5个大字。此碑为清雍正年间宜阳知县郭朝鼎所立，河南府尹张汉书丹。甘棠村外曾有甘棠驿，后来演变为寺庙，明人王帮瑞诗云：“旧驿今为寺，红尘已入空。甘棠思召伯，双树定禅宗。”这一带过去还有甘棠林，“棠荫秋景”为宜阳古八景之一。

　　多年前，宜阳甘棠村外修路时，“召伯听政处”碑被推倒压住，经当地志士奔走呼吁，本报也曾两度报道，最终此碑得以复立，并建有碑亭保护。

　　“召亭说”主张古甘棠树在今陕西岐山刘家塬村，此地是当年召公采邑所在，古代此地有“召亭”。刘家塬村有召公祠，祠内有甘棠树及慈禧太后题“甘棠遗爱”匾牌一块。

　　“陕州说”主张古甘棠树在三门峡市陕州故城。召公祠位于该城鼓楼之北，即今甘棠苑所在地。祠内有正殿、偏殿、甘棠树及碑碣石刻等文物。陕州曾有“甘棠州”别称，很多人把甘棠作为此地象征，吟咏陕州的诗篇很多提到甘棠。唐玄宗李隆基写道：“树古棠荫在，耕余让畔空。”诗圣杜甫感喟：“天寒召伯树，地阔望仙台。”唐人韩翃云：“春桥杨柳应齐叶，古县棠梨也作花。”宋人梅圣喻云：“古来分陕重，犹有召公棠。”

　　这个召公祠曾有甘棠古树一棵，高十余米，胸径约50厘米，周围砌有1米高的砖台进行保护。1926年冬，天气奇寒，驻守陕州城的军阀某部将这座召公祠拆毁烤火，这棵树也没能幸免，连同整座祠堂毁于一旦。

　　陕州城东曾有甘棠村，“文化大革命”时，村里挖水塘却老不见水，有人说“甘棠（干塘）咋能挖出水来？”于是改名向阳村。现在很多人想改回来，却发现过去改名容易，现在麻烦事儿却很多，东奔西走的村民全要回来换身份证，改名之议就被搁置起来了。虽然这个村的村名难以改回来了，但近些年来，三门峡人对召公和甘棠的情感，却越发浓郁起来。

　　“甘棠遗爱”传承不息

　　在三门峡采访期间，记者前往虢国博物馆查看“周召分陕石柱”时，发现该博物馆院内陈列着很多古旧石碑。指着其中几块，陪同采访的三门峡文化学者姚学谋说，这都是过去召公祠的旧碑。

　　姚学谋介绍说，《全唐文》中存有唐朝陕州官员崔教撰写的《邵（召）伯祠碑记》，从中可知，陕州召公祠最晚在唐代已存在，后来历代都有增修或重建。虢国博物馆保存的“古甘棠碑”落款已风化，无从知道立碑时间，“召公遗爱”碑是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陕州知州所立。“诗碑”则刻有明正德年间李元伯纪念召公的诗：“在昔召公去，国人爱棠树。于今树已空，时复吹清风。”

　　陪着我们欣赏古碑的姚学谋，突然被一块刻有密密麻麻小字的碑吸引，他脱口惊呼：“那块碑咋在这里！”一旁的吴启民闻声快步过去，两个人俯在碑前，全神贯注地读着碑上的文字，那一刻，他们仿佛已将整个世界遗忘。

　　这块石碑名为《陕州召公甘棠庙碑》，对于吴启民、姚学谋来说，这块碑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十多年前出资重建召公祠（今名甘棠苑）的吴启民，对召公有着极深厚的情感，对有关召公的一切资料都非常感兴趣，他曾收集到一篇《陕州召公甘棠庙碑》碑文，在与姚学谋等人一起研究这篇碑文时，意外发现碑文的作者和其记载的上世纪30年代重修召公祠的人，竟然都是无锡人！继续追踪下去，他们发现了一个感人的故事。

　　上世纪30年代初，陕州一带自然灾害频发，百姓饥寒交迫、挣扎在死亡线上。无锡唐滋镇等地一批慈善家闻知消息，筹集大批善款，派施襄臣等人前来赈灾。当时适逢中原大战，蒋、冯、阎鏖战正酣，而豫西盗贼蜂起，施襄臣等人不顾个人安危前来陕州，在南关设粥厂施粥。来领粥的饥民很多，粥施完时，他们会给一小碗大米，保证不让见到的人饿死一个。

　　赈灾之余，施襄臣慕名去祭祀陕州著名的召公祠，却发现召公祠“墙倾栋摧，上无盖障”，便筹资找人重新进行修葺，并请近代著名学者、教育家、时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长的唐文治撰文。于是，便留下了这块《陕州召公甘棠庙碑》碑文。

　　得知了这段故事，吴启民等人非常感动，他们专程前往无锡，找到施襄臣的后人，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三门峡日报》资深记者尤黎明为此采写了长篇通讯《三门峡人80年后的感恩之旅》，一经刊发，在当地引发热烈反响。

　　吴启民、姚学谋等人刚从无锡回来不久，无意中发现施襄臣等人所立原碑，激动之情自然无法抑制。隔着八十年时光，这一代重建召公祠的人，望着前辈留下的遗踪，心里不由得蕴含着浓浓的温暖。【原标题：“甘棠之爱”温暖三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