蹚将是清末及民国年间军阀混战时期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以宝丰、汝州、鲁山、伊阳等豫西南数县为中心。这里十年九旱，当地有百姓在山上挖沟筑堰垒石砌坝的习惯。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大都是木匠、石匠、铁匠、泥水匠等，他们在做工时集成股杆，称作“匠班”。他们在山里劳作，一班称作“一杆子”，每一班都举荐耿直公道的人做“杆头”，出外联系活儿、分发工钱、处理纠纷等。清末民初，宝丰、鲁山、临汝等地就有“蹚匠班”成百上千杆，当地人把这些说走就走说来便来的匠人们称作“蹚匠”或“蹚杆匠”。

    由于“蹚匠班”做活儿的地方多是穷山恶水，天高皇帝远，盗贼土匪出没频繁。手握大刀，纵横自如，吃穿不愁的土匪刀客生活，逐渐使堂匠活儿处于淡季的匠们心跳耳热起来，时不时参与干一些诸如“踩盘子”（侦察确定）、“挂线子”（联系地点）、“叶子阎王”（看管肉票）的轻活儿。后来，出现了或三五人与匪为伍，或成群结队拉杆结帮，甚至变成明“蹚匠”暗匪股，杀人越货，攻城破寨。久而久之，“蹚匠班”演变成盗匪，这些人多出身贫民，多为不堪忍受贪官酷吏、土匪豪绅压迫，苛捐杂税盘剥等揭竿，一般对平民百姓不但不掠不劫，甚至还拿出抢来的财物予以周济，这种头上裹巾帕，驰骋快马，来去自如的“蹚匠”颇有旧时武将风格，因此，百姓并不惧怕。在宝丰、鲁山、郏县等地，在社会上混人物被称作“蹚”，如“蹚光棍”“蹚蹚路”，颇有褒扬之意，褒扬之中，人们的口语里把“蹚匠”或“蹚杆将”演变成“蹚将”。

    辛亥革命前后，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将杆子一度兴盛。从响应武昌起义之初白朗的扶汉讨袁军到“老洋人”张庆的河南自治军、樊钟秀的建国豫军，同时还有王老五、杜启斌、金宪章、范聚宝、李鸣盛、崔邦杰、崔二旦等数十个万余人或数千人的将队伍。他们的活动范围，涉及河南、湖北、安徽、陕西、山西、甘肃等省广大地区，对社会政治、经济造成了重大的冲击和影响，成为当时的特有现象。他们居于山寨绿林，英勇善战，肆无忌惮，大多奉行原始的劫富济贫，义字当先，很多时候纪律严明，信守誓约，表现出农民起义正义的一面，如白朗起义被史界称为中国最后一次农民起义。在辛亥革命的背景下，革命暴动风起云涌，这些武装很多与革命党联合，发动起义，甚至直接接受革命党的指导，如樊钟秀更是受到孙中山的器重，唯三民主义是瞻，成为国民武装的一部分。在特定的时期，他们对历史的进程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如反对袁世凯、吴佩孚军阀，以及“胡憨之战”、中原大战、参加抗战等，有的追随共产党，为中国革命和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有的则彻底沦为政治土匪，成为人民的敌人。

    将活动不仅有禁忌，还有独特的语言——黑话，其活动情况不仅留存于当时的报纸、电文中，同时还以口头传说及歌谣的形式在豫西南口头传承。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1945年在成都写作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长夜》，1947年在上海怀正文化社出版，书中有三处写到宝丰将。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档案馆出版了《白朗起义》（全部为官方档案和个人记述）、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风雨漫漫四十年》（张钫回忆录）和《黑色记忆之官匪一家》、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洋票与绑匪——外国人眼中的民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徐有威教授的研究论文《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白朗传》《樊钟秀传》《老洋人张国信传》、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将刀客身影系列”《草莽刀客》《云涌绿林》《从将到将军》等。将这一社会现象，在民国历史的发展变化中起了一定的作用，有助于深化和丰富民国社会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的研究。(潘运明)（原标题：百年蹚将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