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兴:文人画畅神抒情,不一定非要郁闷的时候才画得出来。就像赵孟頫,他完全沉醉在自己的艺术当中,他通过文人画抒发情感,表现自己对中国画的美学取向。
我觉得中国画的美从孔子时代就奠定了,那就是“真善美”,后来的文人画都是以“真善美”来奠定基础的。真善美如何表现呢?它需要画家的情、意、神和客观事物相融合在一起才能表现出来。就像郑板桥画竹子,他的题画诗就写到“疑似民间疾苦声”,他听到竹子的声音就好像听到民间疾苦的声音,一枝一叶总关情,这说明他是关心劳苦大众的,他的绘画不单纯是一种笔墨游戏,他通过笔墨表现的是他的情。在他看来,竹子是高洁的、积极向上的,人也应该如此。这就是中国古代强调的“天人合一”,是文人画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国画的最高境界。如果从王维开始,把各个朝代主要的文人画画家排除在外,那么中国美术史恐怕就缺失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丰富内容。
文人画VS院体画
赵利平:与“文人画”这个概念相对应的是“院体画”,对这两种绘画形式的争论从古至今一直没停过。从目前艺术品市场的受欢迎程度来看,价格最高的是齐白石等人的文人画,但名气不高的文人画却很难得到市场的承认,反倒是相对“匠气”的院体画更好卖。
刘斯奋:院体画,我想绝大多数人都能欣赏,而文人画想人人都能欣赏就比较难,即使是齐白石、黄宾虹的作品,如果不是他们的艺术地位已成为定评,恐怕照样没有多少人要。拿一张工笔画和一张写意画让老百姓挑选,绝大多数人选的还是工笔画。因为对于超越技术层面的形而上的精神追求,总是不容易被广泛理解和接受。但一部艺术史的“高度”,却恰恰是由这一部分艺术家支撑起来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追求广度往往必须放弃高度,而若立志追求高度,就不必太注重市场。
赵利平:文人画和院体画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刘斯奋:院体画最初是为了满足王公贵族的审美需要而产生的,画面富丽堂皇,作画认真仔细,还一定要偏写实,这三大特点就形成了院体画的主要特征。
院体画的局限在于其创作模式的固定化。朝廷网罗的院体画画匠肯定也是民间的优秀人才,但他们一旦进入画院,势必要迎合王公贵族的审美趣味,个性发挥空间受到挤压,结果整个画风就不知不觉趋同了。技术上确是精益求精,甚至令人叹为观止,但较少创新和突破也是事实。它不像文人画能够了无拘束,发挥个性,大胆创新。两相比较,院体画可说是更偏重“技”,而文人画更偏重“道”。当然文人画决不等于可以乱画一气,而是绝对需要更高的艺术天赋和原创能力,不可以滥竽充数。
徐志兴:但在艺术的提升上,院体画也是功不可没的。就像戴进、吴伟,他们的绘画也带有鲜明的个人风格,不能说毫无价值。潘天寿在吸取古代绘画精华的过程中,对马夏的院体画就情有独钟,他认为南宗和北宗如果各取其长,岂不是更好?所以绘画有时候也应该取长补短。
赵利平:现在院体画和文人画的界限好像不是很明显了。
刘斯奋:院体画本来就是体制内产生的,肯定要受到体制的制约。现在时代不同了,思想比较解放,在画院里的画家也完全可以画大写意,虽然也有一定的制约,但是相比古代的制约要少得多。
徐志兴:的确是时代变了,你看浙江美院出了潘天寿,中央美院出了李苦禅、李可染,这些都是大写意的高手。
周国城:但大写意很难拿到专业美展的大奖。当然,我也不是说那些拿金奖的画就不好,这些花了几年工夫画出来的一幅作品自然有其优点,但是这样的作品,画家一辈子能够画出多少?一个画家如果一辈子不能留下大量的作品,这样的画家是难成大气候的。例如,齐白石、吴昌硕等,他们有现在这么高的地位,绝对不是因为他们的一两幅代表作,而是他们的整个艺术人生。所以现在很多美展上获奖的青年画家,大家经常都记不住名字,就因为除了获奖的那一张画,他们能让人记住的作品实在太少了。
文人画面临消亡还是前途无量?
赵利平: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在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巨大变化的今天,文人画还有没有弘扬光大的必要?它是否还具备现代性意义?
刘斯奋:“文人”作为曾经的一个社会阶层已经消亡,现在已经不可能产生以前那个时代的那种文人了。以前没有一个画家从小就想当一个文人画画家的,他们想的都是饱读诗书,通过科举入朝为官。后来一些科举没考上的人就开始画画了,当官了的在业余时间也画画,他们的文化底蕴是从小就积累下来的,不仅书法要写得好,儒家经典、诗词歌赋更要烂熟于心,现在这种人在美术界不能说没有,恐怕也很少了。所以我们现在谈文人画就不要强调身份,而是要就传统来谈。
首先,文人画的精神是完全可以继承、发扬的。譬如深厚的文化素养,琴棋书画的积累,现代人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又譬如在精神方面的哲理思考,形而上的追求,现代人也是可以培养的;最后是文人画的创新精神、个性发挥,这也是现代人所追求的。如果能继承到这些,就继承了中国文人画的优良传统。至于怎么画,我倒不主张一定要诗书画印全部精通,精神相比形式来得更加重要,我觉得这就是当代文人画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