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技工在修复嘉峪关城楼内的木梁。
甘肃马蹄寺石窟内的墙壁上刻满了游客的不文明“作品”。
工作人员利用激光扫描技术，将洞窟内的壁画、泥塑全部录入电脑中，同时配以数千张高清照片，
运用二维与三维技术结合的方式，将洞窟内的佛龛、壁画和塑像以1比1的比例呈现在观众眼前。
敦煌壁画研究中心试验修复完成的天梯山石窟壁画。
这是世界文化遗产甘肃嘉峪关关城建关以来最大规模的保护维修工程，其中关城木结构建筑修缮、
古建筑油饰彩画重绘和城墙防洪工程的前期各项处理工作已经全部结束，目前正处在恢复原貌的维护阶段。
75岁的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用了一个特别的比喻向本报记者解释自己从事一生的工作：莫高窟就像一位老人，老人总会生病，总会住院，所以我们要看护他、帮他治病。
甘肃河西走廊绵延几千里的路上，历史遗迹和珍贵文物不计其数。长城、石窟、壁画、古墓葬……这些经历了千百年的“老人”或躺在博物馆里，或屹立戈壁，为不计其数的人讲述当年的历史，尽管它们本身已经伤病缠身。
在甘肃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十三板块的具体分方案里，文物保护是首个被列出的板块。其中，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嘉峪关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拉卜楞寺保护维修工程等，将维修与修复放到了甘肃文物保护的重要位置。
纸上得来终觉浅。当真正走进河西走廊，近距离接触珍贵遗址和文物时，文物修复的乐与忧深刻而全面地展现在人们眼前。
走廊“新景”——将持续数年的脚手架
如果有游客现在去嘉峪关关城景区，在该地“洞中楼”知名景点光化门前，只能拍摄到绿色脚手架和其中若隐若现的城楼。7月26日，记者在嘉峪关关城看到，其南边城墙布满了脚手架并谢绝游客来访，文昌阁、戏楼和部分敌楼也被绿色的施工网布覆盖，很远就能听到施工的声音。
据嘉峪关景区负责人马国帮介绍，以上是嘉峪关长城保护维修工程的一部分，包括关城的木结构建筑的修缮、油饰彩画的重绘、墙体保护及防渗排水工程，长城第一墩的崖壁固定等，保护维修工程将持续至2014年底。“关城内的木结构建筑已经出现了梁架歪闪、卯榫脱裂、木构糟朽的现象，所以必须加紧修复。”马国帮说。在长城第一墩，讨赖河峡谷的峭壁已经削至了第一墩的边缘，如果不加固，墩上的黄土会持续滑落至峡谷，明长城的最西端起点必然不保。
无独有偶，敦煌莫高窟著名景点九层楼眼下也在脚手架的遮掩下难窥真容，部分洞窟处于封闭状态，有的是因为特别保护或研究所需，有的是因为窟内壁画、佛像面临保存危机，必须立刻实施修复。
在武威，由于1958年修建水库搬迁，天梯山石窟的残破壁画和塑像被转移至甘肃省博物馆，后在2006年集中到武威西夏博物馆。记者在西夏博物馆库房看到，厚厚的5本修复说明详细地描述了479件文物碎片的病害情况和修复意见，目前相关方案已经报送国家文物局，等待批准后将立刻开始着手修复。
以上文物的维修和修复大多将持续两至三年，这对其间来河西走廊的游客来说或许是种遗憾。在嘉峪关关城，一位拍照留念的游客对同伴说：“帮我避开脚手架，不好看。”游客们大多不了解，据上次嘉峪关关城的保护维修已经过去了20多年，若再不修复，不仅文物本身会有损毁危险，更有可能会危害游客安全。
眼下，甘肃创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布局刚刚开始，文物工作者希望，来之不易的政策和经费支持能让濒危的遗址和文物迎来恢复生机的甘霖。
是什么让它们伤痕累累
“日照、风雨侵蚀、自然灾害都是导致嘉峪关关城文物损害的原因。”马国帮说。记者在现场看到，嘉峪关部分城墙的泥土已经脱落，墙基也有下沉迹象。
甘肃的自然环境本来为文物保存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由于空气干燥、日照时间长，河西走廊的木结构建筑、石窟和壁画等能够比其他地方保存得更完善。但是，一旦自然条件不稳定，空气湿度稍有升高，对文物的打击便是致命的。以敦煌莫高窟为例，敦煌古代壁画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常务副主任苏伯民介绍说，尽管敦煌年平均降水量只有40毫米左右，莫高窟内部看上去也较为干燥，但是只要沿着石壁向内深入1.2米至1.4米，石内含水量几乎是100%。石壁内的无机盐溶解在水中，对莫高窟的壁画造成了很大危害。
除了缓慢的化学反应，地震对文物造成的影响则更为直接和强烈，带来的打击也是毁灭性的。河西走廊位于青藏高原边缘震区和南北地震带，历史上多发大型地震，并且地质结构松散，一旦发生地震或泥石流灾害，文物保护的成果很容易毁于一旦。以武威为例，该地多处石窟、雕像的破损和消失都来自1927年的天水大地震。据天梯山石窟管理人员介绍，1927年的地震摧毁了天梯山原来26个石窟中的8个，大佛窟的如来坐像也出现了佛手断裂。
就在7月22日，甘肃定西发生6.6级地震，这一次地震让苏伯民的危机感愈发增强：“自然灾害无法预知，所以在保护莫高窟方面，我们是在和时间赛跑。”
自然灾害纵然无法避免，但更令人心寒的是人为因素对文物古迹的破坏。甘肃文物和遗址众多，拥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2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58处。但河西走廊各地不少文物在历史上被盗取、破坏、涂抹等屡屡发生，留下了永久遗憾。
在张掖马蹄寺，据当地导游介绍，除了靠近景区入口的千佛洞保留了三尊原始石刻佛像之外，其余洞窟的佛像和文物都曾经历“打砸抢”，没有一尊能够幸免。如今，在马蹄寺三十三天洞窟等地，大部分佛龛只能看见上世纪90年代重新塑成的佛像，文物已不见踪影。
记者在三十三天洞窟第3层看到，5座洞窟内部泥质刷白的墙壁上均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仔细分辨才能看出是各处游客留下的“到此一游”“某某留念”等不文明旅游涂鸦。字迹甚至布满了洞窟的天花板，密度之高、面积之大令人吃惊。
嘉峪关关城景区也曾遭遇类似事件。“击墙燕鸣”景点由于有“击墙可保出关平安”的传说，很多游客来到这里都要击打城墙墙壁，长期下来城墙甚至出现了一个坑洞。出于无奈，景区只好在墙壁上悬挂“禁止击打墙壁”牌子，以防城墙再被破坏。城墙的砖块上，也多刻有“到此一游”等字样。马国帮告诉记者，尽管景区在制止游客不文明行为方面已经做出了诸多努力，但也不能做到对每块墙砖实时看护。在嘉峪关关城“老砖”上刻字所造成的后果远比想象严重：在对城墙进行修复时，一般都会使用“老砖”原样修复，如果“老砖”破损严重，修复就不能达到修旧如旧的效果，对文物造成的损害永远无法弥补。
“在文明旅游方面，媒体再怎么宣传都不够。”马国帮说，天灾或许难以避免，但是若能更多减少人祸，对于河西走廊的文物来说定是一大幸事。
壁画修复如履薄冰的“讲究”
并不是所有经历过“天灾人祸”的文物都有机会进入“文物修复医院”治疗。泥塑佛像、小型石刻佛像等常常在灾难发生的一瞬间就彻底毁坏，甚至尘土都不曾留下。体型较大的文物只能在原址修复，只有壁画、小型石刻等才会被转移到特定的地点进行修复。
以壁画修复为例，在进行修复之前，要进行大量的调查、实验和分析。莫高窟的壁画一般绘制在白粉墙上，而白粉墙后是泥土质地的地仗层，地仗背后就是岩体。岩体中的水分会把氯化钠、硫酸钠等可溶盐传递至地仗层并结晶，导致地仗层和白粉层之间的粘力消失，轻者会导致白粉层和颜料起甲、中间鼓起，严重的会造成壁画整体脱落。“这种现象是反复发生的。”苏伯民说。针对这种壁画因湿度影响出现酥碱、起甲等病害，修复时在清除表面污染物后，在鼓起的部分注射粘结剂，再辅助以吸盐材料，基本能缓解壁画随空气湿度波动的状况。
尽管壁画修复是为了保护壁画的颜料层本身，但地仗层作为承载者在修复方面也不能忽视。以天梯山石窟存于西夏博物馆内的壁画碎片为例，这些壁画的地仗层在搬迁时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在敦煌壁画研究中心试验修复完成的几块壁画里，可以看到地仗层已经被一种叫蜂窝铝板的轻型材料所替代。据西夏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蜂窝铝板取代泥土地仗可以极大方便壁画的搬运和展示。
此外，敦煌壁画研究中心已经初步研究出如何调节洞窟小环境的技术，以应对潮湿的岩体。这其中包括加干、抽湿、送风等。
对于通常想像的对壁画进行的“描画”式修复，苏伯民表示：“我们对于颜料层的修复处理是很慎重的。很多壁画颜色逐渐变淡、消失，但这种残破和苍凉的感觉正是岁月给它留下的痕迹。对文物本体的修复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每次修复就像一个人进行了一场大手术，对文物本身的伤害也是很大的。”
壁画修复是一项极需耐力和技术的工作。目前，敦煌研究院壁画修复中心有五六十人具有修复壁画的能力，每年修复莫高窟内壁画也只有区区数十平方米。苏伯民说，常态性的维护和监测比修复本身更重要，这样才能避免小病养成大病。这里的工作人员对莫高窟490多个洞窟的几万平方米的壁画都如数家珍，对病害重点观测部位也烂熟于心，每一块壁画也都有自己的基本档案。此外，洞窟环境的监测对于修复中心来说也十分重要，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确保洞窟内空气湿度不能超过62%。
然而，哪怕是修复技术一流的敦煌壁画研究中心，也无法完全弄清楚古人绘制壁画时的技法和流程，因而难以做到精细化的最佳修复。目前，多种科技监测手法的介入已经能够帮助还原一些壁画中肉眼看不见的信息，未来，技术发展或将给予壁画文物研究更多支持。
保护成果需要大环境护航
若只将重点放在修复文物本身，文物存续并不能久远。对文物保护之余尽可能对外开放，让更多人亲临观赏，也是处理好文物保护与利用关系的意义所在。
在河西走廊，对文物遗址周围的环境进行治理和调节是十分重要的，它直接关系着文物保护的成果和游客的舒适度。为了避免湿度过大对莫高窟的影响，景区内的植物灌溉方式全部由普通灌溉改成了滴灌;在靠近景区的地方，种树的品种和数量均有所限制。此外，为了减少游客对莫高窟文物的影响，1万平方米的游客中心正在建设中，让游客在进窟之前观看数字和穹幕电影。
嘉峪关景区制定了详细的环境保护规划，把0.09平方公里的文化遗产核心区置于3.4平方公里的大文物保护区范围，在文化遗产核心区外建设湿地生态展示区、农业生态展示区、公园服务功能区和社会服务功能区。
此外，嘉峪关文化遗产监测保护中心的建设，将对嘉峪关历史文化遗址进行全面监测和实时监控，实现数据采集、分析、研究系统化，提升遗产地的科学管理水平，使嘉峪关文化遗产保护由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保护过渡。
对于武威天梯山石窟来说，未来修复好的壁画和石刻将回到天梯山，在即将建设的博物馆里存放和展示。未来最难的是配套设施建设，目前通往天梯山石窟的路颠簸难行，游客也难以找到歇脚点，一路上甚至没有一家餐馆。
尽管人们对文物本身和环境的保护都下了大力气，但是文物不能永存的现实没法避免，尤其是原址、原样保护。为此，敦煌研究院也在逐步将莫高窟的壁画和石刻进行数字化保存，通过精细的拍摄和3D建模还原，未来观众将能从网上看到更直观、更清楚的莫高窟。
人才的紧缺和“门槛”的矛盾
采访中，言语中一直透露着自信的苏伯民只迟疑了两次，一次是说到无法了解古人绘制壁画的技法，所以修复难度较大;另一次是关于人。
今年年初，甘肃省和国家文物局委托壁画研究中心对天梯山破损壁画进行修复，十多名修复工作者赴武威完成了调查和实验，但是未来能为天梯山石窟完成全部修复工作的，可能只有数位。
“全国很多地方邀请我们去修复，实在忙不过来。”苏伯民说，目前，研究中心的修复人员分赴山东、新疆、西藏等地，负责当地的壁画修复工作。因为人手少、需要修复的文物多，修复技师还要“传帮带”，帮助当地培养人才。对于天梯山石窟，修复中心也计划在武威当地培养数名技师，一起完成479件文物的修复。修复中心在全国设置了6个工作站，以更多培养壁画修复人才。
合格的壁画修复工作者除了要有一定的文化艺术基础，还要对这份事业感兴趣。修复中心对于修复工作者的要求是3年之内只做辅助性工作，不涉及颜料层的修复，而一个好的修复技师常常需要十数年的光景才能培养成。此外，苏伯民介绍说，壁画修复和传统的书画修复不太一样，没有传世的手艺，或者由师傅带徒弟延续下来，很多技艺是失传了的。这样一来，壁画修复的人才常常需要零基础培养，常常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有了需求才来进修。
从业人员基数少，修复技艺要求高，使得文物修复人才培养捉襟见肘。拥有五六十名修复技师的敦煌壁画研究中心已经算是“高级配备”，来自全国多地的邀约和莫高窟本身的维护修复常常会发生冲突，让他们顾不过来。此外，文博人才培养中的“唯学历”倾向，很有可能把传统技艺水平较高的人才挡在门外。
值得注意的是，民营和公司化的修复机构逐渐开始在文物修复中发挥力量。此次嘉峪关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中的子工程——嘉峪关关城木结构建筑修缮工程和油饰彩画重绘工程，都是由山西省古建筑保护工程有限公司承担的。在记者看到的2011年12月7日公布的《山西省文物局授予山西省第二批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和施工资质的单位名单及其业务范围的公告》中，该公司被确定为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丙级资质单位，业务范围为古建筑维修保护、近现代文物建筑维修保护以及文物保护规划。
“文物修复和其他工程不太一样，它是一个要用心做的事情，技艺的好坏加上用心程度的多少，决定了修复的成果。”苏伯民说，文物修复公司化使得修复工作有更多力量，但是若一味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了对“用心”二字的追求，对于文物本身一定会带来伤害。 （原标题：河西走廊文物保护修复行思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