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江苏路、愚园路口的中共中央上海局机关旧址今日正式长期对外开放，二楼陈列着曾居住于此的方行夫妇旧物。

 

　　目前上海“红色资源”的开发与保护，大体上分为三种模式：一是“腾迁建馆”模式，二是“挂牌保护”模式，三是“民办公助”模式。专家认为，发动全社会力量把这些历史遗迹保留下来，最终得益的是人民和我们这座城市。

 

　　走在上海街头，不经意间就会与烽火岁月中留下的革命旧址邂逅：幽静的弄堂深处，藏着隐秘的会议地点;繁华的闹市商区，环抱着名人旧居;郊县的开阔乡野，矗立着战役纪念碑……

 

　　据上海市文物局最近的一次统计，截至2013年5月25日，沪上革命史迹共172处。其中，57处为开放参观单位。上海市文物局文物保护管理处工作人员介绍，根据文物局的统计标准，这些革命遗址都是解放前有文物身份的会议会址、战争遗址、名人故旧居、重要命令发布处等。

 

　　上海市文物局文物保护管理处处长李孔三介绍，目前上海“红色资源”的开发与保护，大体上分为三种模式：一是“腾迁建馆”模式，即动迁居民，将旧址开发成纪念馆;二是“挂牌保护”模式，即在建筑门口悬挂保护单位的铭牌及简介，建筑仍保留民居或商用功能，但不可拆迁;三是“民办公助”模式，即以政府为主导，利用社会资源共同保护革命旧址。其中，第一、第二种模式为现阶段保护的主体模式，第三种模式如安义路毛泽东旧居等，效果尚在考察阶段。李孔三说，现在不少市民对革命旧址的保护意识越来越强，将来上海会借鉴更多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本土特色，依靠更多的社会力量，开发并保护好这些“红色财富”。

 

　　“腾迁建馆”：完整保护关键旧址

 

　　江苏路、愚园路口兆丰世贸大厦、水务大厦深处，隐匿着一栋上世纪30年代建造的假四层住宅。门牌号显示着这里是长宁区江苏路389弄21号（原永乐村21号），经考证，此地便是中共中央上海局机关旧址（下简称“上海局”）。从今天开始，这处见证了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辉煌过去的革命旧址，正式成为长期对外开放的纪念馆。

 

　　走近这栋小楼，空气中还弥漫着一股新装修的气息。院落里的枇杷树长得很高，负责筹建“上海局”机关旧址纪念馆的长宁区革命文物陈列馆馆长杨芳告诉记者，这棵树早在解放前就生长在这里了。“解放后曾住在这里的居民，特地给我们打来电话，向我们描述了当年小院的情况，他说枇杷树的位置没有动过。”

 

　　杨芳说，位于此地的“上海局”严格执行党中央关于“平行组织、单线领导、公开与秘密分开”的指示，因此该机关旧址在解放以前从未暴露。也正是由于此处太过机密，甚至一直到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这栋小楼的特殊意义都不为人所知。经过多方考证，1992年6月，这里才被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从2011年起，“上海局”所在地长宁区文化局与市文物局商议决定，在每年“国际博物馆日”和“中国文化遗产日”期间，暨“长宁区文博宣传月”活动中，将旧址向公众免费开放。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这栋建筑的神秘过往逐渐为公众知晓，也让热心的老住客联系上主管部门，提供自己所知的关于它的点点滴滴。

 

　　去年6月6日，上海市文物局与长宁区委召开协调会，决定为纪念建党95周年，“上海局”机关旧址于今年7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上海局”机关旧址暂定在开放初期，于每周的周二、周四、周六向公众免费开放两个陈展部分：一是“中共中央上海局机关”史料史迹展陈列，二是复原陈列。

 

　　走进小楼，原本作为客堂间的1楼已被专业的博物馆布展公司打造成介绍“上海局”来龙去脉的展厅。较之原本的展陈，现在增加了上海局成立的背景内容，以及在此处工作过的刘晓、刘长胜、钱瑛、刘少文的个人资料。“我们对历史要负责任，没有经过考证的内容，就不能展陈。所以，我们不仅阅读了大量书籍和论文，还从中央、市区各级相关部门调阅了不少重要史料。”杨芳说。

 

　　在1楼展厅，有一组"上海局"当时成立的文件资料，铭记下了这处开辟辉煌“第二战线”机关的诞生。1946年6月，国共和谈破裂，为了加强对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的领导，194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调整蒋管区的党组织，成立中共中央上海分局。同年5月又决定将上海分局改为上海中央局，受党中央指示，管辖上海和长江流域西南各省及平津地区一部分党的组织和工作，并在必要时指导香港分局。上海局成立后直到上海解放，我党的一些重要会议都是在此举行。在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情况下，这个秘密基地为保证上海局的绝对安全和领导工作的顺利开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展厅中，一台老式收发报机引人驻足。杨芳介绍，这是上海局电台报务员秦鸿钧烈士曾使用过的遗物。“这也是此次新布展的一大特色，我们增加了当年‘上海局’电台机要工作的内容，特别是向观众展示了秦鸿钧烈士的故事。”秦鸿钧1935年赴苏联学习电报，1937年回国在上海建立秘密电台。1947年下半年，为确保电台安全，“上海局”开始直接与中央保持联系，电台设在打浦桥新新街新新南里315号的阁楼上（今瑞金二路409弄），秦鸿钧为报务员。1949年3月17日秦鸿钧被国民党逮捕，受尽酷刑，坚贞不屈，5月7日与李白、张困斋等烈士同时牺牲于浦东戚家庙。

 

　　此外，展陈内容还增加了策反工作的内容。杨芳说，策反工作作为隐秘战线一直鲜为人知，不少无名英雄就此埋没于历史的长河，筹备组希望通过展览，能够让更多观众了解他们为上海乃至全国的解放作出的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而且，这些史料的发掘，为研究党史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补充。据考证，“上海局”于1948年11月成立了策反工作委员会，以张执一为书记，委员包括王锡珍（即陈约珥）、李正文、田云樵等人。

 

　　在展厅中，展示着不少曾为“上海局”工作过的中共上海地下党策反委员会委员田云樵的照片，这是由他的后人向纪念馆提供的。杨芳介绍，田云樵是董竹君的好友，也是周佛海之子周幼海进入党组织的引路人。上海解放战役被陈毅喻为“瓷器店里打老鼠”，为了不破坏城市基建，在解放之际，田云樵又走在了策反斗争的最前沿。他不仅成功地策反了蒋介石的伞兵三团，还策反了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兼51军军长刘昌义，为上海的解放及解放后顺利接管城市作出了重大贡献。杨芳说，在收集资料阶段，一篇2014年9月《虹口报》刊发的根据田海涛、田海源回忆父亲田云樵的报道让他们眼前一亮，他们立刻联系上采访田氏兄弟的记者，并通过她获得了这些可贵的历史照片。

 

　　顺着楼梯走上2楼，左手边的两间房间里陈列着曾居住在“上海局”的方行夫妇的旧物。1945年9月，刘长胜指示地下党员王辛南以私人名义租下江苏路永乐村21号整幢楼，作为上海地下党的秘密机关，并由张执一、王曦和方行、王辛南夫妇两家迁入居住，作为掩护。杨芳介绍，此处的陈展物品由方行的后人提供，物品的展陈位置，是根据方行后人的回忆复原的。他们将父辈曾使用过的珍贵文物捐献给了纪念馆，对于纪念馆来说意义重大。

 

　　杨芳坦言，在筹备开馆的近一年的时间里，碰到的困难不少，其中对于史料的考证、收集是一大难点。令人欣慰的是，社会方方面面为“上海局”的顺利开馆提供的支持，无论是相关机构，还是个人，只要知晓与这处旧址有关的信息，都乐意向他们提供信息。

 

　　“新开博物馆的最大难点之一，就是开放出来展示什么？”上海市文物局文物保护管理处工作人员表示，“腾迁建馆”模式的一大难点，是资料的收集，最主要的就是史料的缺失。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世的亲历者越来越少，时至今日，无论是口述记录，还是当年在旧址中使用过的实物，都需要学者、文管人员尽早介入“抢救”。

 

　　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苏智良认为，“腾迁建馆”的保护模式，最大的优势是可以完整保护革命旧址。“对于一大会

 

　　址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性事件的地点，以及我们党的重要领导人物的旧居，尤其是上海本地出身的领导人张闻天、陈云等，应该提倡使用这种保护模式。”苏智良指出，“腾迁建馆”模式最大的不足，就是代价高昂，尤其这些旧址多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既要得到群众支持、接管单位的认可，也要支付高昂的经济成本。

 

　　“如今，‘腾迁建馆’在社会上的支持度和认可度都比以前有所提高，总体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上海市文物局文物保护管理处工作人员介绍，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共中央阅文处的“腾迁建馆”过程。在上世纪30年代，位于静安区的中共中央阅文处，是许多党的领导人经常去阅读文件的所在。这处中央政治局的秘密碰头地点，还保存过党中央的重要文件，在党史上意义重大。由于旧区改造，这栋楼属于动拆迁地块，后来通过市文物局、市委党史研究室、市规土局、静安区等部门等组织机构的工作人员与开发商多次沟通，让他们了解了保留这处遗址的重要性，并最终同意保留下这栋意义重大的建筑。更令人欣喜的是，为了保留下当时的历史信息，开发商还同意把这栋房屋所在的一排老房子都保留下来。由于当时的会议地点都比较隐秘，不可能租用临街的房屋，这栋老宅位于整个街区的第3排位置，开发商原本规划将此排石库门建筑整体迁移到临街处，做异地拆建。经过多次协商，现在开发商重新做了规划，保留这排建筑在原址，并将建筑前片区域调整为广场设计，让人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栋建筑的全貌。“从拆到留，到留一排，再到原地保护建广场，如果大家了解了这个过程，就能够发现社会各界对于革命旧址的保护越来越重视。”

 

　　“挂牌保护”：用责任心守护老宅

 

　　根据上海市文物局的统计，“挂牌保护”是目前沪上使用最多的一种维持现状的保护模式。苏智良认为，对一些“等第没有达到必须建馆高度”的革命遗址，可以保留其现在的使用功能，作为学校、民居或商业用途等。但这种保护模式有两个前提：一是政府定期提供一定的修缮资金，二是使用者必须承诺不改变旧址的结构。“这种模式特别需要居民、使用单位有责任心。”

 

　　上海市文物局文物保护管理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革命旧址的保护与名人故居相比，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名人故居有些会有后人打理，也可能因此保留下不少老物件，而革命旧址很难做到这些，“住户都换了好几波，里面的东西不可能原封不动”。而这个问题带来的另一个尴尬，是“到底宣传好还是不宣传好”——如果宣传，就会有游客慕名而去，结果发现是民居或者有其他用途不让参观;如果不宣传，那花大力气保护下来的革命旧址仍不为人所知。

 

　　近日，记者走访了几处仍为民居的“挂牌保护”革命旧址。不过，若不是因为此次采访，这些当年叱咤风云的所在，哪怕有些就在从小途经的弄堂里，记者竟闻所未闻……

 

　　说到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红色史迹，《新青年》编辑部旧址不能不前往拜谒。这处被党史研究者称为“中南海开始的地方”，位于南昌路100弄2号（原环龙路渔阳里2号）。循着门牌号走到弄堂口，向门口修车师傅打听2号在哪儿，他伸手往右侧一指：“找《新青年》是吧？就这两栋房子中间，往里走，门口有牌子。”依照师傅指示走不到100米，果然在一扇黑漆漆的大门旁看到了文保单位的铭牌。见记者拿出手机拍照，一位正在晒被子的居民主动搭讪道：“这里就是陈独秀以前住过的地方，也是共产党的发源地，很重要的。你是哪里的？”听记者道明身份，这位赵先生点点头说，他在这里住了40多年，最近几年的一个明显变化是，找上门来的人越来越多。“有外地来的游客，有媒体的，有搞研究的，有大学生，还有政府官员……隔三差五就有人来，大多数是想来参观的，但这是我们家里，家里怎么参观？我跟你说说倒是可以的。”

 

　　站在大门外，赵先生简单介绍了这栋楼的情况：陈独秀从北京迁回上海后，就住在这里2楼，《新青年》编辑部就设在1楼厢房。解放以后，这里曾有机会作为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第二馆，但后来划给了文化系统做员工宿舍，再后来就变成了居民住宅。目前，这栋石库门里一共住了4户人家，时至今日，房屋结构略有调整，但基本保持了当年的样子——中间有天井，两上两下，一厢房一厅堂，构成一个折角。他说，2014年当地房管所翻修了这栋老建筑的屋顶，还给破旧的门面都重新上了漆、刷了墙。赵先生说，至于这里是继续做民居，还是动迁后办成纪念馆，这是政府层面要考虑的事，“反正我觉得这里要好好弄一下，要保护好。毕竟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与《新青年》编辑部旧址相比，1927年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旧址就没这么好找了。这处革命旧址位于上海山阴路69弄恒丰里90号（原北四川路施高塔路恒丰里104号）。由于弄堂口没有明显的门牌号，记者便询问了门卫，弄堂里是不是有个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旧址，门卫连连摇头说没有，还让记者去马路对面找找。住在隔壁弄堂的陈先生恰好听到了我们对话，便示意记者往弄堂深处走，“就在90号，平时有蛮多旅游团来这里参观，还有导游讲解，也有蛮多学生来的”。陈先生说，自己从小住在这里，从挂牌上知道90号是文保单位，但在旧址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也一无所知。

 

　　根据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的资料，这处旧址早在1960年11月22日就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保单位。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按照中央指示，来沪担任中共上海区委（又称江浙区委）代理书记，在此设立办公机关。1927年6月上旬，中央决定撤销上海区委，分别成立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6月26日，中共江苏省委在此举行成立会议，陈延年为书记。由于叛徒出卖，当天下午机关便遭敌人包围，陈延年等人与军警搏斗，终因寡不敌众被捕。7月，陈延年在枫林桥畔英勇就义，年仅29岁。

 

　　走到挂着铭牌的90号门口，敲敲紧闭的大门，今年85岁的金文珍打开了门。说起房子的历史，她对解放前的那段情况并不熟悉，只知道解放后原本住在这里的地主为了获得宽大处理，就把这栋房子的1楼上交给了国家，由政府安排困难户入住。当时困难户可以挑房子，这是他们家看的第2栋房子，由于是在底楼感觉进出方便，大家就决定搬到这里。1楼大约25平方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她跟着婆家三代人入住。如今，丈夫去世，子女成家，只有她一个人住在这里。“来这里的人蛮多的，一般门口拍拍照片就走了。我平时门都关着的，我孩子叫我不要随便让陌生人进门。”

 

　　“要求居民在平时接待游客，是一种理想化的做法。”苏智良说，尤其是许多老房子里居住的都是年迈体弱的老年人，不仅他们的人身安全存在风险，而且对他们介绍的史实内容也难以把关，可能以讹传讹。他建议，对于作为民居的革命旧址，如果是非常重要的遗址，那么政府应该下决心尽早完成动迁，让此地“升格”进入“腾迁建馆”模式，比如南昌路100弄2号的《新青年》编辑部旧址、云南中路171-173号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等;如果从重要性来说没必要建馆的，可以请市区两级有关部门协调，在门口悬挂的铭牌、浮雕上增加一些与该旧址有关的历史照片，让来访者有更多了解和直观感受。

 

　　“民办公助”：广泛发动民间资本

 

　　在安义路毛泽东旧居修缮开放以前，也许没有人会想到，在满是玻璃幕墙摩天大楼的商业区里逛着逛着，会与一片红色史迹不期而遇。安义路63号（原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是1920年毛泽东在上海租住的寓所。如今，这栋沿街的2层砖木结构海派民居，以及与其紧邻的总共5个门洞的老房子，都被保留了下来，向公众免费开放。“从2013年12月26日开馆起，我们每年

 

　　接待的游客总量大约在五六万人左右，其中约有3%是老外。”毛泽东旧居展馆馆长刘卫星说，平时来参观的人中，除了入党、入团宣誓等需求的团队游客，还有不少曾住在这里附近的居民会来故地重游，当然，更多的是途经的游客，“很多人觉得很好奇，怎么在这么现代化的地方，会有一排这么老的房子？怎么在商业区中间，还会有毛泽东旧居？”

 

　　毛泽东旧居所在的安义路63号建筑面积为83平方米，共有两层。进门后，只见两边墙壁上悬挂着不少历史照片和与这栋旧居有关的文字史料。其中，一封1920年6月7日毛泽东写给老师黎锦熙（字劭西）的亲笔信颇为引人注目。上面详细记载着当时毛泽东与另外3名“新民学会”的成员租住于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2楼，原本毛泽东想靠在“上海工读互助团”通过给市民送洗衣物挣些钱，结果发现赚的钱都贴在了车费里，只觉“工读团殊无把握”，也不知道今后的路要如何走。“解放后，正是凭借这封信里的信息，确认了毛泽东曾在这里居住。1959年5月26日，这里被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公布为市文物保护单位。”刘卫星说。

 

　　根据史料记载，毛泽东一生中先后55次到过上海，目前上海以“毛泽东旧居”为名保留的仅两处地点。1920年5月5日抵沪至7月初离沪，毛泽东就居住在安义路63号，按理说2个月的时间并不长，为什么这里能作为毛泽东旧居被留下呢？刘卫星解释说，这主要是因为在此居住期间，对毛泽东个人的影响、对中共党史的意义都非常重大，“特别是他住在安义路期间，拜访了陈独秀”。

 

　　刘卫星指着墙上悬挂的图文说道，居住在这里时，毛泽东成就了“四件大事”：一是以“驱张”代表团成员身份从北京来沪，在安义路住所发起成立“湖南改造促成会”倡议，并发表了《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湖南建设问题商榷》《湖南人民的自决》等文章;二是在此期间，他列席“半淞园会议”，讨论新民学会的任务、活动原则、入会手续等;三是当年5月9日，他到洋泾浜法国码头，欢送6名新民学会的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还有一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多次前往老渔阳里2号，拜访了正在酝酿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一起探讨马克思主义。

 

　　在毛泽东同斯诺的访谈中曾写道：“我第二次（编者注：实为第三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从时间上来看，租住在安义路63号的这个时期，正是毛泽东思想产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刘卫星说，当时，陈独秀还委托给毛泽东一个重要任务——回湖南组建该地区的共产党组织。为了便于毛泽东在湖南开展建党工作，陈独秀经常把上海发起组和上海机器工会的情况告诉毛泽东，还给他寄去上海发起组创办的《共产党》月刊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这才有了1921年“一大”召开时，毛泽东成为湖南代表前来赴会。

 

　　毛泽东旧居讲解员陈佳介绍，一楼原为客堂间。现在，这里放着一张方桌和几把椅子，桌上还有一套茶壶和茶杯，都是文物部门提供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较为流行的家具，为的是给来访的游客身临其境之感。

 

　　1楼往里走是原来的“灶披间”，也就是厨房间。现在，这里竖着一组实物展柜。毛泽东旧居讲解员陈佳介绍，这里物件有的是曾在人民大会堂做服务员的李智芬提供的，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一号厅使用的瓷杯、瓷勺和瓷碟，“当时毛主席用过以后，她就收了起来，开馆前捐赠给了我们”;有曾任毛泽东警卫员的王明富提供的毛泽东使用过的555牌香烟盒，“王老先生曾把这个香烟盒拿来废物利用当针线盒，在开馆前也捐赠给了我们”;这里还有毛泽东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批示文件用的铅笔和红色铅笔等文物。

 

　　沿着倾斜角度颇大的楼梯往2楼走，就来到了毛泽东曾经居住过的地方。陈佳介绍，这段楼梯也是旧物，“毛主席住的时候，应该就是这个楼梯”。根据毛泽东写给老师的信，当时他们一共3男1女租住在这里，女生住在小间，现在这里被布展为当年普通人家的房间模样;3个男生住在大间，当年毛泽东就睡在靠北的落地长窗旁的板床上，现在这里是多媒体放映室。

 

　　2楼上，还有一个晒台，摆放着一张长桌和两条长椅，晒台一隅竖立着一尊由嘉里中心特聘艺术家制作的青年毛泽东塑像。刘卫星说，曾有位住在这里的居民前来参观时告诉他们，他爷爷原来就住在隔壁的房子里，曾经看到过毛泽东站在晒台上。

 

　　值得一提的是，从正式对外开放至今，安义路毛泽东旧居备受关注的原因，不仅因为它曾是毛泽东住过、且对他一生影响重大的地方，而且它还是沪上第一个由商家负责保护开发和利用的革命旧址。

 

　　毛泽东旧居的上级单位、上海市静安区文史馆副馆长钱玮告诉记者，毛泽东旧居的房屋产权在政府，内部展陈的史料、实物以及装修的标准与团队均由市区两级文管部门、宣传部门负责提供，而展馆馆长、讲解员、保安、保洁的招募以及日常运营、维护等则由嘉里中心全权负责。刘卫星告诉记者，他从毛泽东旧居筹备期间就来此地工作，包括展馆馆长、讲解员的应聘要求，也都是嘉里中心拟定的。他记得，当时的招聘要求里特别提到了要求有外语沟通能力，“这里外国游客很多，平时需要承担一定的英语讲解工作”。在所有应聘者中，陈佳是最符合条件的一位。陈佳说，当时她应聘的就是讲解员岗位，这个岗位是嘉里中心为了毛居展馆特设的。刚入职的前两三个月，是静安区文史馆、茂名北路毛泽东旧居、蔡元培旧居的讲解员带着她做导览的。“无论是招聘流程，还是上岗培训，这里都很严格正规。在过程中，也能看到政府、企业双方的投入。”

 

　　那么，这栋房子怎么会走上“民办公助”的道路呢？记者经多方了解，基本厘清了故事的前前后后：在1959年这里确认为文保单位后，为了更好地保护这栋建筑，考虑到有人住在里面对老房子的保护最为有利，政府决定维持其民居功能，并遴选了几户政治上信得过的“又红又专”的家庭入住。上世纪80年代初，毛泽东旧居曾根据相关规定一度对外开放，但之后没多久，由于涉及旧区改造，开放就暂停了。上世纪90年代初，包括毛泽东旧居在内的这一片地块整个批租给了嘉里建设有限公司。房屋动迁和征收约在2007年左右完成，地块进入了规划阶段。由于毛泽东旧居位于整个地块的中心，一开始开发商打算把毛泽东旧居整体平移。后来，经过国家、上海市、静安区文物部门多次沟通，开发商认可了“不平移、不拆建、不破坏文物”三大原则，决定就地保护毛泽东旧居。此后，关于旧居修缮、如何开发利用的问题，静安区相关部门又与开发商沟通协调了好多年。2012年年初，在嘉里中心二期开工之际，这处旧居的保护与开发终于尘埃落定。开发商同意该场馆将以公益性为宗旨，不进行商业开发，并将周围的四栋房屋也保留下来，将毛泽东旧居打造为历史文化陈列馆，周边设置文化相关产业，走一条“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共同推进社会公共文化资源的开发开放”的新路子。

 

　　目前，毛泽东旧居周围几栋建筑的承租方是“Mao Space”艺术空间。“Mao Space”工作人员介绍，艺术空间的老板恰好也姓毛，在这里开设“Mao Space”从店名上来看与此地氛围毫不违和。在画廊入驻前，嘉里中心就再三嘱咐他们不能动房屋承重墙，并且最好做与“文化历史角度”相关的展陈。由于画廊展览以当代艺术为主，在展品选择上，他们会注意规避那些可能引起争议的、有政治波普嫌疑的作品。不久前，画廊还展示了香港设计师制作的红色主题系列文创产品，备受欢迎。同时，由于毛泽东旧居的客流量，也带动了画廊的人气，让更多人接触到了新锐艺术工作者的作品。

 

　　“现在，这里既是洋大牌的集中地，也能回望辉煌的历史，又能感受到当代艺术的气息。”钱玮说，这是上海文保模式的新思路，也是一个试点。他记得，在201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之际，主席的家人前来参观，“他们也认为这是一种可以尝试的路径，可以激发起人们对历史人物的关注、对历史的关心”。

 

　　上海市文物局文物保护管理处工作人员认为：“目前来看，这个模式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而且有它一定的优势。但是否能进行推广，需要时间的考量，以及保护项目的具体情况。”

 

　　“嘉里中心的做法是有企业社会责任的表现。”苏智良告诉记者，“民办公助”是欧美常见的保护模式，也是一个成熟社会应该提倡的保护模式，“政府不可能是万能的，社会需要多个不同类型的主体一起来保护城市文化遗产。”苏智良感到，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我们也具备了民间保护的基础和条件。他提议，可以成立民间的革命旧址保护基金，让有经济基础的热心人士、企业参与到“红色财富”的开发保护工作中去，“我们的社会应该有这样的主动意识，把这些历史遗迹保留下来，最终得益的还是人民和我们这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