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址出土的较为完整的炼铁炉



    已发掘的居住及冶炼遗址

    本报实习生  李 戈

    随着201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结果揭晓，北京延庆大庄科矿冶遗址群进入公众的视野。许多业内专家评价此遗址为辽代“首钢”，其原因究竟为何？

    遗址规模庞大，保存完好

    据北京科技大学科学技术与文明研究中心李延祥教授介绍，大庄科辽代矿冶遗址群地处燕山山脉腹地，2005年当地村民建房时最先发现，由村干部报告给县文委。随后，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学和北京大学等单位对该遗址开展了田野调查和实验室分析工作，并对其年代进行了初步测定，认定该遗址是燕山地区规模较大、保存较为完整的辽代冶铁遗址。

    通过考古调查及勘探，共发现矿山5处，分别为榆木沟矿山、东三岔矿山、香屯矿山、东王庄矿山、慈母川矿山；冶炼遗址4处，分别为水泉沟冶炼遗址、汉家川冶炼遗址、铁炉村冶炼遗址、慈母川冶炼遗址；居住及作坊遗址3处，分别为水泉沟居住及作坊遗址、铁炉村居住及作坊遗址、汉家川居住及作坊遗址。其中，水泉沟的各生产环节较为齐备，在遗址群中居于核心的位置。

    矿冶遗址群开采铁矿石的矿洞及部分露天采矿遗迹分布在山脚及半山坡范围内。采矿洞口清晰可见，四周散落少量尾矿渣，矿洞口散落铁矿以磁铁矿为主。矿山周边水流通畅，丰富的水资源不仅为矿石的运输提供便利，同时对于冶炼过程中的用水以及矿冶管理机构、冶炼工匠的饮用水提供了便利。

    遗址现场还发现炼铁炉10座，其中水泉沟冶炼遗址5座、汉家川冶炼遗址3座、铁炉村冶炼遗址2座。冶炼遗址均位于半月形黄土台地边缘处，呈缓坡状。台地所处为河流二级阶地。目前考古人员已对水泉沟炼铁炉中的4座进行发掘。

    此外，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矿石、炼铁块、炉渣、铁箭头、铁刀、铸造石范、石碾盘、石碾子等，以及建筑材料石块、灰陶板瓦、兽面纹瓦当、长条形沟纹砖等，生活用品瓷碗、酱釉罐、陶罐、砚台、铜钱、耳坠、纺轮等。还有“开元通宝”“至道元宝”“景德元宝”“祥符元宝”等唐宋钱币。

    再现辽代冶铁工艺生产面貌

    辽代的采矿遗址并不是第一次被发现，但大庄科遗址群包含了从采矿、冶炼，到工匠们工作、居住场所的冶炼系统，极具典型性，不仅反映了辽代冶铁制钢工艺的流程，也展示了当时冶炼业生产生活的组织管理情況。

    据文献表明，秦汉时期，官方就把中原地区，如河南、河北的一些铁匠、冶铁大户迁移到了四川，在当地兴办冶铁厂。这些冶铁工匠具备一定的技术水平，相当于现在的专业技术人员。辽代情形也颇为类似。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郭京宁说：“据我们推断，辽代为了大力发展冶铁手工业，很可能从中原掳掠了很多技术水平熟练的工匠，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熟练工种，再结合具体情况，利用当地的矿产、染料、植被、水系等先天自然资源在当地进行冶炼。”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陈建立说：“冶炼所需要的主要元素有炼铁原料、木炭、冶炼炉、动力来源和鼓风设施等。”首先修铸好冶炼炉，然后由工匠去寻找炼铁原料，通过燃烧木炭提供冶炼所需要的热量，再由人或牲畜提供动力来源，此外，在冶炼过程中，为了保持炉内的持续高温，必须要有如风箱、风扇之类的鼓风设施，让空气不断进入。当冶炼完成后，具体产品的流向和经营管理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整个冶炼流程就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每一步都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需要强有力的机构进行组织协调。

    弥足珍贵的学术研究资料

    “大庄科矿冶遗址群是目前国内发现的辽代矿冶遗存中保存炼铁炉最多，且炉体保存相对完好的冶铁场所，炉内结构完好，鼓风口清晰可见。”李延祥表示，大庄科遗址的发掘，揭示了北京周边铁矿资源在辽代就已经大大开发了，同时填补了北京市和燕山地带辽代冶铁考古研究的空白。尤其难得的是挖掘出来了保存最完好的炼铁炉，对中国冶铁史研究，特别是研究炉型演变的过程，起到了补充作用。

    辽代设“五京”，燕山地带是其中之一的“南京”。“大庄科矿冶遗址群所在区域历史上是宋辽战场的前沿地带。这些遗址既可能生产兵器等军用产品，也可能生产生活用具。它们还是冶铁技术自中原地区向边远地区传播的证据之一。辽灭国以后建立的西辽国，是中国古代生铁技术向西方传播的一支重要力量，因此，该遗址也将深化冶铁技术交流与传播的研究。此外，对于这段时间冶铁史的研究有助于了解辽代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宋辽之间关系、国力对比等方面意义十分重大。”李延祥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