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0棺内人骨和随葬器物



陶罐



铜锄



铜杖首

    连惠玲

    有这样一个地方，它是交通咽喉，拥有滇西最广袤的坝子，列居云南十大坝子之一。它的历史源远流长，其名颇有几分来历。话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发动巴、蜀的军队击败了滇东北的劳浸、靡莫，滇王投降。因汉武帝梦见彩云南现，因此该地取名为云南县，直到民国以云南命省名，此县才改为祥云。祥云坝子的北端有个名叫大波那的地方，白族语言称为“岛勃弄”，岛勃意为大脑壳即大首领，弄是所在之地。如果翻开史料，不难发现，“勃弄”竟然数次出现于《蛮书》等史籍之中。1964年，此地发现了国内最大的铜棺，一时引起学界轰动，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大脑壳”之墓，一时间众说纷纭，甚至不少人将其与1956年在云南晋宁出土的“滇王之印”联系起来，难道铜棺中的“大脑壳”就是滇王？半个世纪前的考古发掘虽然有惊喜发现，但留存的信息相对较少。

    2014年7月，考古工作者再次对大波那墓地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考古发掘。随着发掘，历史迷雾渐渐淡去的同时，考古队员发现又有更多的重重谜题在前方等待。巨大的棺椁在没有机械的年代是如何运送的？这片墓葬群与铜棺主人是何关系？时光的隧道中究竟还掩埋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

    巨大的墓葬 匪夷所思的谜题

    此次发掘的墓葬，保存有较为完好的棺椁，其墓葬形制极具特色，尤其是墓葬形体之巨大，在云南极为少见。除了出土一把珍贵的木制弓箭、大量陶器外，还出土了不少随葬青铜器，其中尤以铜杖首、铜剑、铜卷经杆最为精美，带柄铜钺则具有重要价值，“有木柄的铜钺很罕见，这让我们得以知道其组合方式。”说到铜钺，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部主任朱忠华显得十分兴奋。

    在众墓葬中，一具木棺显得格外特殊，棺木似乎是一块巨大的整木剖空一部分，造型与四川的船棺有些相似，但又不尽相同。考古队员仔细研判，这座棺木是如何开启的，因为一边有一半有剖开的痕迹，另一半却是严丝合缝，“我们用了5吨的葫芦吊才吊起来，估计棺木实际重量有3吨左右。”就连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闵锐也觉得好奇，古代没有机械，这么重的棺木是如何从远处运至墓地，又如何置于坑中。

    另一座巨大的墓葬，也显得异常神秘，当编号15的墓葬出现4块巨大的盖板时，考古队员都兴奋起来，这俨然与上世纪60年代出土铜棺的墓葬规格一样，都是4块盖板，那么有没有可能，在这座墓葬里发现第二个铜棺？

    最终的答案有些匪夷所思，据考古人员介绍，没有发现铜棺，只在填土里发现了几个残缺的陶器，棺木比较散乱，但是以单块木板来说却又非常规整，4个木板之间尺寸非常均匀，还有卡槽。类似的墓葬有两座，没有相匹配的随葬品，或是因为迁葬。“也许是因为墓主人出现了什么意外，没有来得及用这个墓葬，而其他人又不具备相应的资格来享用此墓葬。”闵锐说。

    二次合葬墓  均是年轻的墓主人

    位于整个探方最东南的一座墓葬里，一名考古队员发现埋藏于土下的一块深褐色块状物，“难道是人骨？”考古队员心里揣测，但又不敢肯定，因为在此之前，墓葬中对于人骨的发现几乎停留在几颗牙齿和残碎的骨头片中，千年的侵蚀，骨头几乎难觅。当清理继续进行，发现了很多人骨后，考古人员惊喜万分。他们初步判断，这些巨大的墓葬群为二次合葬墓。

    实际上，距离大波那直线距离几公里外的检村也曾发现二次合葬墓，两个墓葬群无论是葬俗还是随葬品都十分相似，然而检村等地区都用的是石棺，几公里之隔的大波那为何要用中原流行的竖穴土坑木棺木椁？

    “两者文化面貌差不多，但是一个用石棺，一个用木棺，显然用木棺的要复杂得多，耗费的劳动力、资源更多。”闵锐说，从目前发掘的情况来看，这一遗址中存在很多文化因素，“双耳罐是北方的，我们之前发掘的遗址是干栏式建筑，这又是典型的南方文化，木棺在南北方都很普遍，但是这样巨大的规模却很少。”

    根据对现存的人骨鉴定后判断，墓主人年龄多在20岁到25岁之间。什么情况造成如此多的年轻人死亡？战争还是疾病？“这些大量的合葬人骨并非因为战争或者疾病导致的，反映的是二次迁葬习俗，通过迁葬把不同时段死亡的人的骨骸合葬在一起。”朱忠华解释道，这些合葬在一起的人应该具有比较密切的血缘关系，之所以要合葬在一起，是因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宗族观念是极为强盛的。

    墓主或为铜棺主人的族人

    可以肯定的是，此次发掘的墓地与铜棺主人有密切关系，“应该是一个族群，铜棺主人级别要比这个墓地高一等。”闵锐说，此墓群的主人可能是铜棺的族人，“可能是他的兄弟一类的族人。”

    那么他们是何族群？事实上，自铜棺出土几十年来，关于这一学术讨论从未中断过。知名考古学者童恩正也对大波那墓地主人的族属进行了研究，认为这里属于靡莫之属（古代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名。《史记·西南夷列传》：“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 滇最大。”）； 云南考古学者李昆声认为，这里属于“昆明人”。当地学者认为，铜棺主人与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滇王之印属于一个族群，铜棺主人就是滇王。

    此次考古发掘，是否能解答这个疑惑呢？

    “关于族属的问题还是有些困惑，现在还很难说属于哪个族群。”闵锐介绍，出土滇王之印的滇池周边文化与滇西文化还是有很大区别。“比如滇池周边是一字格剑，滇西则是山字格剑。滇池区域发现贮备器，而滇西从未发现。”

    昆明族一说似乎也不十分确定。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 即昆明族是游牧民族，编发，而且没有君长。“但是大波那铜棺出土权杖，这肯定是有君王的，否则谁会用铜棺下葬？”闵锐说。

    此次出土的随葬品中，也发现了杖首，“是鸟的形象，说明这个部族可能有鸟崇拜。”朱忠华说，此外，随葬品中出土了锄头和纺轮，说明有农业和纺织业。

    “从考古发掘来看，墓主人应该是一支强大的族群。”闵锐进一步解释，大波那高规格的墓葬群，说明其实力强大，并设有君长，且其青铜文化对东边也有影响，“在这一片区域发现的曲刃矛，在万家坝也有发现，说明它对周边文化有影响，当然也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

    尽管此次发掘已经结束，一些谜题还未解开，然而可以确定的是，2000多年来，大波那一直续写着传奇，“这是一个有文化积淀的地方，大波那的遗存要比太和城早，它积淀的实力为日后的南诏兴起和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闵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