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珠寺全景

    崔金泽  文/图

    2014年12月14日，《故宫附近“寺庙”藏会所：除了高档餐饮还能烧香“坐龙椅”》的报道，再次将智珠寺以及使用它的“东景缘”和“嵩祝名院”推到了聚光灯下。

    而早在2011年，媒体就曾关注过智珠寺被改建为餐厅的情况。在此后的2013年，智珠寺曾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相关讨论一直持续到2014年7月，加之2014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关于严禁在历史建筑、公园等公共资源中设立私人会所的暂行规定》，更将智珠寺推到风口浪尖。

    智珠寺的修缮状况如何？其利用是否合理？作为一名长期关注智珠寺现状以及利用的文保人士，我认为，不少长期混淆未清的问题需要澄清，事情的真相还有待还原。

    百年古刹智珠寺

    在北京市政府公布的市级文保单位名单中，位于皇城内东北角的这一处曾经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是以“嵩祝寺及智珠寺”的名义，作为一处不可移动文物登录的。而这两个寺的范围和历史渊源一直被大多数人混淆。事实上，这处古建筑群原来由并排的三座大寺共同组成，自东向西分别是法渊寺、嵩祝寺和智珠寺，东起今北河沿大街，西达嵩祝院西巷，北至嵩祝院北巷，南抵沙滩北街北口一带。

    此地最早的建制可以上溯到明代的皇家印经机构——汉经厂和番经厂。康熙五十年（1711年），雍亲王于汉经厂和番经厂西侧购地创建嵩祝寺，由漠南蒙古地区藏传佛教领袖二世章嘉呼图克图永世居住。雍正十二年（1734年）嵩祝寺重修，并扩建东侧的番经厂成为嵩祝寺的属寺，但仍保留相对独立的格局。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庄亲王再次对嵩祝寺建筑群进行大修，并拆除东南侧原有的汉经厂建筑，改建后并入嵩祝寺属寺，即法渊寺。同时在嵩祝寺西侧拆买民房，创建了新的属寺——智珠寺。至此，嵩祝、法渊、智珠三寺鼎立的格局形成。

    上世纪50年代，三寺建筑群分别被不同的企事业单位占用，先后做过金漆镶嵌厂、自行车飞轮厂、弹棉花厂等。到70年代，嵩祝寺及法渊寺全部被东风电视机厂占用，智珠寺山门至正殿南墙部分也成为其销售部和维修部，正殿及后殿则被北京市装潢设计研究所占用。1992年，东风电视机厂被牡丹集团吞并。牡丹集团于90年代末搞地产开发，将法渊寺旧址上的厂房改建为中国进出口银行，并将嵩祝寺前半段遗址上的厂房改造为牡丹园高级公寓，后因违规而烂尾。

    在1984年嵩祝寺及智珠寺被公布为文保单位时，法渊寺除五间后仓院及东北角一小段高大的围墙外已被全部拆除；嵩祝寺正殿前的建筑被全部拆除，西路僧房则作为大杂院尚存；智珠寺完整留存，但正殿前后被两家单位分割占用。

    国家落实宗教政策后，北京市佛教协会与牡丹集团成了其产权人。2005年嵩祝寺西路北侧院落的使用权转让给了嵩祝名院文化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参照“谁修缮、谁受益”的政策，北京市佛协、牡丹集团与多家经营单位签订了三方协议，在乙方确保出资修缮的前提下，将智珠寺最后两进大殿的使用权转让给了“嵩祝名院”；将智珠寺山门至大殿南墙之间寺院前段的20年使用权转让给了“东景缘”；而嵩祝寺中路和东路仅存的古建筑群和烂尾的牡丹园公寓则被新加坡凯德集团取得使用权。

    现代修缮及管理

    1996年牡丹集团曾投资500万元对嵩祝寺建筑群进行维修，对大部分建筑的外檐彩绘进行了重新油饰，修缮后该古建筑群从未向公众开放。2005年，嵩祝寺西路北侧院落西南角耳房被毁，建设成为二层SPA水疗浴房。2007年初，“嵩祝名院”又在该院落内开凿人工水池，添建混凝土湖心餐厅，同年得到智珠寺最后两进大殿后，为使分别位于智珠寺和嵩祝寺内的经营场所联通，又陆续拆毁智珠寺最后一进院的东西配房、转角房，改建成游廊和汽车可以进入的仿古大门，并在嵩祝寺西路北院的西配殿后檐违法加建了“抱厦”，使原本南北向的寺院轴线变为东西向布局。更有甚者，2010年，“嵩祝名院”违法拆毁智珠寺后殿北侧的围墙，临街添建了二层的仿古楼房，扩大经营面积。

    管理使用上，“嵩祝名院”为会所制高档餐饮、娱乐及购物场所，仅向会员及预订客户开放，普通民众无法进入参观，甚至连文物部门执法督察队都很难进入，导致上述打着修缮的旗号而改变文物原状，甚至灭失文物本体的违法行为，没有得到及时纠正。

    2007年10月，“东景缘”团队开始着手对智珠寺前半段进行维修。维修力求最大限度保存历史信息。修复工程根据施工现场的新发现随时调整方案，并且每一步都按程序向北京市文物局报批，因此留下了大量研究资料，比如天王殿北侧的拱门、大殿殿前的月台须弥座都是在施工队偶然发现后，被认真记录、报文物局并争取保留下来；在都纲殿的维修中，修缮团队为每一根木构件、每一件瓦片编号记录；大殿内的300多幅写有梵字真言的彩绘天花板也被一一取下，经传统中国画的揭取、清洗工艺处理后逐一回裱，重置原位。在“东景缘”团队的主要投资人兼创始人——比利时人温守诺的带领下，智珠寺并没有被“修复一新”，而是展现了完整的历史。2011年，智珠寺修缮阶段性竣工并通过北京市文物局验收。2012年，荣获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亚太地区文物保护工程年度范例奖。

    修缮完成后，“东景缘”团队依据此前签订协议中的规定，以及“谁修缮，谁受益”的原则，在智珠寺内开设了一家西餐厅、一个画廊和一家小型旅馆。其中西餐厅菜品虽然价格不菲，但并非高端会所，面向所有顾客开放。除利用天王殿作为入口处的候餐区，其他所有就餐区、厨房均位于保留下来的工厂厂房建筑中，文保范围内无明火烹饪，文物建筑内无就餐活动；而画廊则常年举办免费艺术展，观众可以在展厅内自由参观。被当作多功能厅使用的都纲殿也经常举办小型音乐会和舞蹈演出，任何人都可以购票进入；此外，在用餐高峰期或者包场时间段以外，公众即便不就餐、不住宿，也可以进入寺内参观。

    要公众参与，更要适应性再利用

    近年来，人们逐渐认识到文物保护工作中公众参与的重要性。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结果，全国除港澳台地区外共有不可移动文物766722处。就北京市而言，目前仍有六成以上的文保单位被不合理使用。数量如此众多的文保单位仍然有待腾退和修缮，这就带来了两个问题：一、谁来出钱修缮？显然，这单靠政府的力量行不通；二、这些丧失了原有功能的古建筑腾退、修缮后，如何利用？ 全部恢复原有功能是不可能的，全部变成博物馆更不可能。

    关于第一个问题，文化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近期在回答关于如何激发公众保护文物热情的提问时说：“要允许社会资金在投入保护文物的同时，享有一定期限的使用权和经营权。”这不失是一个务实明智的选择。社会资金投入文物保护，在为公益事业做出贡献后有所获利，只要是合理合法的经营所得，笔者认为无可厚非。在这里，关键在于政府的监管：社会资金主持的文物保护项目，其规划设计是否合理合法、操作是否合规、理念是否符合保护准则？也就是说，不管谁出钱修，关键看能否保证文物的安全。

    关于第二个问题，文物建筑一旦失去了使用功能，保护的难度就会成倍加大，这是全世界文化遗产普遍面临的问题。以西欧国家而言，由于传统教会势力的衰败，每年各国都有大量的古代教堂建筑废弃。如何保护这些失去原有功能的文化遗产？他们给出的答案是“适应性再利用”，即在不破坏文物建筑的原则上，允许改变原有用途，选择合理方案，为其再度找到吸引人的功能。于是有的教堂变成了图书馆，有的变成了先锋剧场，有的甚至变成了运动场、城市旅馆。

    如何评判它们是否属于合理利用？首先还是要看是否会对文物建筑造成破坏，其次要看是否具有一定意义上的公益性——使用方式是否有助于文化遗产价值的彰显和传承。

    对于嵩祝寺和智珠寺来说，“东景缘”的保护利用方案显然比较优秀。从修缮上，它既通过了主管文物行政部门的验收，又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殊荣；从利用上，它将一处丧失原有功能的古建筑群由破败的工厂变成一处集餐饮、住宿、文艺活动于一身的社区文化中心，且藉由不同的活动规划面向公众开放参观，保证了文化遗产历史信息的传承，保护了文化遗产的社会价值。如此，为何不能给予一点鼓励呢？如果仅从某些不切合实际的条文出发，放弃理性判断原则，将“东景缘”与“嵩祝名院”乃至凯德集团的房地产开发行为混为一谈，一刀切地否定，对文物保护而言，其实没有好处。

    （作者系比利时鲁汶大学雷蒙·勒迈尔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博士研究生，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北京文物保护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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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消息  从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传来消息，针对媒体反映嵩祝寺、智珠寺内设私人会所情况，北京市日前组成由市纪委、市工商局、市地税局等部门参加的专案组，对嵩祝寺、智珠寺开展调查取证。经查，两寺庙院内设私人会所，未经审批，无照经营；政府有关部门履职不到位，存在失察失管，问题比较严重。北京市日前已责成有关部门对嵩祝寺、智珠寺内设私人会所进行停业整顿，待查清违纪事实后将对相关部门和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