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周易

    湘中有酿红薯酒的习惯。红薯酒味甜、润喉，总是有一缕淡淡的清香，如清洌的泉水，让人在不知不觉中酩酊大醉。晚清时期，清朝著名大臣曾国藩的九弟、湘军虎将曾国荃，就如一坛土气的红薯酒，以他独特的个性书写了他的一段历史。

    在遇艰难险阻或寒冬季节时，红薯酒接地气，朴实而有烈性。曾国荃本是乡村一儒生，因国家正处乱世，他拔剑而起，肩负起了扫除天下混乱的重任。1856年初，曾国藩被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率所部围困在南昌一带，处境险恶，正处“道途久梗，呼救无从，中宵念此，魂梦屡惊”之际，在家读书的曾国荃投笔从戎，招募三千湘勇，赴江西援助兄长，在吉安打败石达开，开始了他成名第一战，自此成为曾国藩的嫡系部队。

    红薯酒虽平淡无奇，但在战争高手看来，就像大巧若拙、大道至简的高明战术。曾国荃作战勇猛，敢于攻坚，同时很注意方法和谋略，尤善于使用看起来简单却很实用的挖壕围城战术而让太平天国谈“曾”色变，素有“曾铁桶”之称。1860年6月，决定太平天国最后命运的关键战——安庆攻坚战拉开序幕，曾国荃率湘军8000人进逼安庆。他用一贯擅长的方法，在安庆城外挖了长壕，造成包围之势，断其军粮。由于安庆地处要冲，一旦丢失，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就岌岌可危，因此双方都极力抢夺此地。战争格外惨烈，曾国荃最终攻下安庆，为进攻天京准备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清廷以曾国荃“智勇兼施”赏加其布政使衔，并赐黄马褂，还给了他一个“伟勇巴图鲁”的称号。此后，在攻打天京的过程中，红薯酒般的烈性和平奇被曾国荃发挥到了极处。1862年5月，曾国荃率湘军在天京城南门外的雨花台扎下营寨，开始在城外深挖壕沟，广筑防御工事，全力出击。在援军不多，部队又遭遇瘟疫而大量减员的情况下，曾国荃死命挡住了太平军攻击，靠2万军队击退了号称20万的太平军援部，始终坚守着包围圈。1864年7月19日，曾国荃命令部下点燃埋在天京城墙下面的3万斤火药，炸倒城墙，曾国荃所部从缺口攻入，终于攻破天京。曾国荃被加太子少保衔，被封一等伯爵，但因为放纵士兵屠城，受到官绅的非议和清廷的追究。在此情况下，曾国荃遣散部属，告病回到原籍。

    红薯酒终究是百姓饮用的养生之酒，终归还是要回归人们，造福民众。曾国荃回籍后，心绪不佳，不久得了一场大病。在深刻反思后，1866年又奉清廷之谕，接连担任湖北巡抚、陕西巡抚、山西巡抚之职。他尽心尽职，以实现他挽狂澜于既倒、兼济天下的壮志。1877年，曾国荃在任山西巡抚期间，正逢晋地久旱无雨，赤地千里，曾国荃多方措款、筹粮，竭尽全力办理救灾度荒事宜。他除了组织设粥、放赈救急外，还自身带头捐赠，先出家资10万元，采买米粟，同时要求属下在民间宣传好“穷者不能生存，富人也无法安享富贵”的道理，积极动员晋商和富人大户慷慨解囊，募捐粮食和银两。以太原为中心的晋商大户，许多院落至今留下了曾国荃表彰捐粮事迹的墨宝。据史料记载，“曾国荃先后赈银一千三百万两、米二百万石，活饥民六百万。”当地百姓对他感恩戴德，曾修建生祠予以纪念。

    曾国荃虽以武将扬名，但他骨子里是文人，特别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当听到湘学大儒邓显鹤无钱刊刻王船山书籍时，他出资刻印。据王闿运《邗江王氏族谱序》所记：“国荃出二万金，开局江陵，尽搜船山遗书，除有避忌者，悉刻之，于是王学大行。”湖湘文化由此复兴，曾国荃此举功莫大焉。

    站在曾国荃的故居“敦德堂”前，喝一碗土气的红薯酒，品读曾国荃的功过得失，一种来自湖湘大地的芳香让人格外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