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画像石中的图画是佛教传入但未对本土文化产生重大影响时期的石刻画像,是中国美术幼儿时期刻在石头上的永恒记忆。它犹如历史的一面镜子,包罗社会生活万象。作为纯正的中国艺术,汉画像石浑沉雄绝,粗犷豪放,充满了力量感和运动感,从而把泱泱大国之风张扬到极致。它大胆的夸张变形、快节奏的转换所形成的强烈视觉冲击力,充满了现代感,让人不得不感叹艺术的魅力。
有关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共发现汉画像石1万块左右,山东与其相近的苏、皖北部地区,是全国汉画像石遗存最丰富的区域,而邹城又是山东汉画像石分布较为密集的地区之一。据统计,孟庙和邹城博物馆目前共收集保存汉画像石200多块,部分精品在博物馆陈列展出。
对汉画像石艺术,我接触较晚。虽是个门外汉,但由于自小对中国艺术的喜好,对汉画像一见倾心。在欣赏这些图画时,每每会有一种与古人把酒同欢的痴醉感,让我优哉乐哉不能自己。
汉画像石中那种原始、大气而别致的构图,简括而生动的形象,平面又极具三维空间的表现力,或人物、或走兽、或神异、或树屋,都呈现出一种漫不经心,却恰到好处。这种神奇的艺术创造者,多是两千多年前师徒相承的石匠班子所为,他们没有今天艺术家的窠臼和模本,恐怕也没有想过青史留名,他们当时只是把这作为一种营生、一种生活,于是才有了随心所欲、天马行空的创造,或因如此我们今天才有幸看到汉人的朴拙与豪放、心之韵与真性情。这种艺术离生活最近,以至于我们今天抚摸和解读它,都能感受到汉人的呼吸,倾听到心灵的低吟。
作为儒家文化的发祥地,邹城自古就有“孔孟桑梓”“邹鲁圣地”之美誉。这里留有孔孟的圣迹,更将儒家的价值观、伦理观千年相承,以至于我们在汉画像石中也看到了儒文化对汉画的深刻影响。当年的汉画像石创造者随地取材,把“孔子见老子”“项橐筑城”“孔子周游列国”等故事也镌于其中。
另外,邹城地区的汉画像石更多地呈现了楚文化的特征。其实邹鲁地区的文化与楚文化密不可分,邹城处于邹鲁文化向楚文化的过渡地区,这在客观上使其具有了二元文化特征,既丰富了她的表现形式,又大大拓展了她的表现内容。从西汉到东汉,经历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变革,以儒学为标志,以历史经验为内容的先秦理性精神也日渐濡染在人们的观念中,从而在中国历史上,揭开了南北文化大融合的序幕。
楚地的神话幻想与北国的历史故事,儒学宣扬的道德节操与道家传播的虚幻之谈,交织杂陈,并行不悖地浮动、混合显现在汉画的艺术世界中。生者、死者、仙人、鬼魅、历史人物、现世图景和神话幻想同时并陈,原始图腾、儒家教义和崇神迷信共置一处……我们在今天有幸读到了一个想象混沌而丰富、情感热烈而粗豪的浪漫世界。尽管儒家和经学在汉代盛行,但汉画像石艺术的特点却恰恰是它不可思议地挣脱了儒家狭隘的功利信条的束缚,通过神话和历史、现实和人、神与兽同台演出的丰满画面,显示了兼容并包的汉代艺术胸襟。这也正是汉代艺术的特征与本色。
汉画像石艺术的气势与古拙一言难尽。你看那弯弓射鸟的壮士,长袖善舞的仕女,一往无前的奔马,壮大的战争图景,车马出行的壮观威严……这里统统没有细节,没有修饰,没有个性表达,也没有主观抒情。相反,它突出的是高度夸张的形体姿态,是手舞足蹈的大动作,是异常单纯简洁的整体形象。这是一种粗线条、粗轮廓的图景形象。
然而,整个汉画像石的艺术生命也就在这里。就在这不事细节修饰的夸张和舞动中,力量、节奏以及沉雄之美油然而生。
如果拿汉画像石与唐宋艺术比较,汉画艺术尽管处于草创阶段,显得幼稚、粗糙、简单和笨拙,但它所呈现的运动和韵律感,那种生动活泼的气势力量,反而愈显其优越和高明,它的那种蓬勃旺盛的生命力,整体性的力量和气势,是后代艺术所难以企及的。
汉画像石的形象如此,构图亦然。显而易见,当年创造汉画像石的石匠艺术家还不懂以虚当实、以白当黑之类的艺术规律,它铺天盖地,满石云烟,画面常被塞得满满当当,几乎不留空白。这也似乎“笨拙”。然而,它却给予人们以后代空灵精致的艺术所不能替代的丰满朴实的意境,与后来艺术的巧、细、轻相比,它确实显得分外的拙、粗、重。然而,它不华丽而单纯,无细部而洗练。汉画像石突出呈现的中华本土的音调传统,那由楚文化而来的天真狂放和浪漫主义,仅此一点就足以不朽。
任何一门艺术都有它的局限性,石刻艺术不以眉目传情,但它妙在避短扬长,极尽调动肢体语言来传情达意。汉画像石造型中的曲直方圆、粗细润燥、肥瘦动静、雅拙朴憨的精微调动,凸显了不容混淆的多种性格与多种审美元素。以致使我们今天为之困惑:古代先民是怎么找到这种感觉和如此幽径,而突然地彰显出如此让人瞠目的艺术张力?
每每走近它们,我都有种激情澎湃之感,不敢问它们从哪里来,也不敢想它们到何处去?我想,我能做的也许只有伫立和凝望。我渴望找到一把钥匙,打开历史的记忆之门,寻找已经远去的记忆,为今天的读者轻拂艺术的三弦琴,共同行走在这座千年的艺术圣殿里,边走边唱,边吟边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