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雨中的布达拉宫。
布达拉宫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可移动文物普查。
本报记者 王珏摄
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正在全国展开。在西藏等边远地区,可移动文物普查进展如何?面对普查的难点之一宗教场所的文物,文物普查又该如何开展、有何经验?7月下旬,本报记者走进了西藏拉萨、山南、林芝等地,实地采访了西藏的可移动文物普查现场。
零起点
首次实现电子化、藏品数据标准化
7月的西藏迎来了雨季,每到傍晚,就淅淅沥沥下起小雨,布达拉宫也在细雨中增添了一份柔美。记者随着西藏自治区可移动文物普查小组的成员走进布达拉宫一间不显眼的房间,普查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展开一幅幅唐卡,进行录入数据、拍摄等工作,已经完成登记的唐卡,被整齐地叠放在一边,记者注意到,每幅唐卡都被细心地卷上了一层宣纸,便于更好地保存。布达拉宫文物管理处副处长索南航旦说,布达拉宫的文物数量繁多、类型多样,按照长期登录的工作机制,目前优先开展唐卡、佛像的普查。
布达拉宫的文物普查是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的一个缩影。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指出,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开展以来,呈现了以下特点:海量信息、数据庞大,涉及约1亿件文物,估计将有近2000TB的数据容量;单位众多、分布广泛,涉及19个行业和系统,150万个国有单位;类型丰富、种类多样,涉及文物、古籍、历史档案近百种文物类型;管理复杂、基础薄弱,基础工作较弱,登录标准不一,人才匮乏;时间集中、工作艰巨,将涉及近3000个区县。
而面对西藏等边远和少数民族地区,可移动文物普查也迎来了全新挑战。西藏文物民族特色浓郁、地域特点很强,所收藏的可移动文物涵盖了历史、民族、宗教等许多内容,类型十分丰富。此外,西藏的文物博物馆建设工作基础十分薄弱,绝大多数国有文物收藏单位甚至连最基础的藏品登记账目还未建立,文物收藏和管理条件、技术力量等相对较好的国有文物收藏单位,如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西藏博物馆藏品档案的建立工作也才处于初始起步阶段,因此,西藏在文物普查的同时也承担了一并完成档案建设工作的任务。
“在文物大数据建设上,西藏大多数地区可谓是‘零起点’起步。”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副局长曲珍说,对于西藏来说,可移动文物普查是首次对可移动文物进行普查、首次实现藏品数据调查标准化。
新问题
寺庙文物普查需多方配合,鉴定人才缺乏成掣肘
目前西藏国有可移动文物收藏单位有1295处,其中大多文物收藏单位为寺庙,寺庙保存文物数量在全国为最多。一个现实的问题已经摆在面前,寺庙文物如何普查?
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指出,鉴于宗教问题的特殊性,从总体部署上希望把所有宗教场所纳入这次普查范围,保护好宗教场所这些珍贵的文物。但经过与国家宗教局初步协商,这次普查主要是已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寺庙保存的文物。在更大或全面的范围内,国家文物局将支持宗教局独立开展宗教场所的文物普查登记工作。将在技术、标准规范以及人员等方面给予积极的支持。
寺庙里的可移动文物普查会不会受到阻力?怎样在寺庙日常运行时保护好文物?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走进了西藏山南桑耶寺。
在桑耶寺文物普查现场,记者看到寺庙僧人负责文物存取,普查人员进行文物普查,分工明确、配合有序。西藏自治区普查办副主任洛桑扎西说,西藏寺庙已经形成寺管会和僧管会共同管理的机制,直接行使对寺庙人、财、物、佛事权管理职能的各级寺管会,在可移动文物普查提供更多的专业支持。比如桑耶寺管委会成立桑耶寺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领导小组,负责桑耶寺、朵阿林寺及桑耶寺隶属宗教活动场所普查工作的组织和领导。寺管会普查办负责可移动文物采集信息、登录工作,文物鉴定等级聘请上级业务部门的文物专家指导、鉴定。
西藏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赤列多吉指出,西藏将高度重视、密切配合,指定专人、专职负责,切实担负和履行好寺管会在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中的重要责任,严格落实有关可移动文物普查的规范和标准,如实、准确地填报普查信息,确保基础数据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准确性,坚决杜绝虚报、瞒报、拒保、迟报等现象发生。
令人欣喜的是,随着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和宣传的深入,加上良好的机制,西藏的可移动文物普查总体得到了当地僧人的很大理解和支持。
山南文化文物局调查员西洛说,可移动文物普查不改变属性,现在僧人对普查已经比较认可。目前的最大困难是缺乏专业的人才,文物基本数据收集后,缺乏专业人士来鉴定定级,成为最大难题。
关于这一点,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巡视员、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王莉介绍说,此次文物普查,行业外的文物单位,66.75%需要进行文物认定(不包括北京)。专业人才的缺乏,已经成为普遍的难题,也成为下一步着重要解决的问题。
新模式
专家组巡回基层,协同参与文物普查
尽管西藏有基础落后、专业力量不足等诸多困难,但西藏的普查有特点、有亮点、有办法。
针对西藏地域辽阔、地形复杂,加上可移动文物普查专业要求高,技术难度大,自治区普查办从全区范围抽选了40名专业人员,组成专家组,以不断巡回基层普查教学和试点现场并直接参与现场工作的方式,实施对基层普查工作进行授课、示范、指导和审核。专家组成员告诉记者,在道路不通的地方,普查小组采用骑马等方式到达现场。从去年初至今,普查办已派出40余人次,先后对6个地区近30个普查现场进行了现场示范和工作参与。
为争取广大僧尼和信教群众对寺庙的文物普查的支持,西藏自治区普查办将普查工作时间尽量集中,同时避开佛事活动时间。各级普查办组织专家,采取“开展一个完成一个”的模式,克服交通不便、没电没网等困难,自带设备和干粮,深入普查现场,采取全封闭模式集中开展认定登记等工作。
此外,西藏还创造了联合统战、民宗等多部门协同参与全区寺院可移动文物普查的工作模式。比如林芝地区共有文物点279处,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2处,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34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46处。按文物类别分类: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其中收藏有可移动文物单位数估计为140余处,主要在寺庙。同时结合西藏特点和林芝实际,从各县文物局、统战民宗和宗教办等部门抽调人员组成了县级普查队,地区成立专家督导组。
除了文物的登记录入,后续如何更好地保存和利用,则是另一个难题。
在西藏自治区博物馆,记者看到,将普查人员分为唐卡组、佛像组,优先开展唐卡和佛像的普查工作。进行唐卡普查的同时,为唐卡量身定做专门的囊匣,并制作带有图片信息的卡片以便查找,保护建档一步到位。“我们争取利用此次普查,完成建档、保存等,也为今后文物合理利用打下基础。”曲珍说。
洛桑扎西也指出,普查也有利于打击文物买卖和犯罪。
此次可移动文物普查的更重要目的是实现文物的动态管理,并依托平台提供社会服务。相信随着西藏等边远地区的可移动文物普查进入加速度,大数据将为寺庙文物保驾护航,让文物“活”起来将有坚实的数据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