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木会老，人会死，胡同也有它终结的一天。

　　会有那么一个早晨，北京人猛然间发现，最后一条胡同死了。这日子大概不会太久，也许本世纪的后50年，北京城里就将找不到一条像样的、依旧是原来面貌的胡同。那真是令人伤感，而又无可奈何的事!

　　即使像我这样并非在北京土生土长，对这个城市说不上具有多么深厚的归属感，只是一个居住年头较久的人，也对这个未免来得太快的消失过程，觉得有些讶异。说来这也许并不是什么坏事，要是北京城永远是这些灰不秃秃、暴土扬尘、狭窄拥挤、颓门败墙的胡同，还得把污水井里的粪，一勺一勺掏出来，一桶一桶背出去……长此下去，这个首善之区，还有什么希望可言?我也知道许多有识之士，总在呼吁，总在呐喊，把胡同留下一些给后代子孙。这想法，当然是毫无疑义的好。但说这些话的人，通常不大为自己的住房发愁，而对那些三代同堂、老少一室、床分上下、布幔相隔的小市民来说，为保留这些胡同，还得挤在斗室里度日如年，又显得不太公平。

　　不过，北京的胡同却也是一部无可辩驳的凝固起来的近代史，是数百年京城人文概貌的缩影，就这样迅速地被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和那些单调无味的火柴盒所蚕食，所吞噬，总是难免令人惋惜，好像应该想出点什么法子才好。变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能不能建筑得更加赏心悦目一些，倒是应该悉力经营的。从被挖掘出来的元大都旧址可以看到，那些毡帐游牧的民族，骑射也许内行，但建设皇家都城的业绩，说实在的，却不敢恭维。它之所以被明清两代以紫禁城为中轴线的内外京城替代，成为风沙掩埋的文物，就因为后者比前者更适应时代的发展。

　　所以，胡同之死，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有的人，恨不能一古脑儿，把胡同统统用推土机推了，这是绝对不值得提倡的红卫兵行径。但也真不希望有那么一天，最后一条胡同寿终正寝，于是造几条供游人参观的假胡同，如同看那些失去了彩绘以后的兵马俑一样，彻底死亡的胡同，有何生气可言?但我也不赞成有的人，对于古都，恨不能连几间破房烂庙、几处断垣残壁，也不许挪动，一律要求原封不动。如果这样恋旧的话，我很奇怪他们为什么不搬到周口店原始人居住过的洞穴里呢，那才能够真正发思古之幽情呢!

　　说到底，北京那些胡同，其实也没有什么，不过是年代较为久远的建筑物罢了，早晚总是要死的。夏商周的房子，谁见过?汉唐盛世的房子，谁住过?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里早说过，“方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邸。及其乱离，继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树，兵车蹂蹴，废而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为灰烬，与唐共灭而俱亡，无馀处矣。”唐代的建筑物，随着唐代的结束而结束，那么，元明清的胡同，随着封建社会的终止而终止，好像也不是什么值得痛苦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同住在一条胡同里，那些天天碰头见面的左邻右舍，他们之间的亲切友善，地道的老北京人的礼数客套，那种一张口为“您”而不是“你”的、或许称之为“温良恭俭让”的与人为善的人文精神，如果也随着胡同之死而死的话，那就太可惜了。现在搬进单元楼里住着的各家各户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隔膜，是过去住在胡同里的人家，绝不会产生的。给一张微笑的脸，与淡漠的一瞥，留在对方心扉里的印象，冷暖是大不相同的。没有温馨，没有友爱，这世界是不堪设想的。

　　于是，我想起如今再也找不到的西风斜阳、衰草枯树的前门以西，古城墙下的那条顺城街了。那时，隔着城墙，便是与前门火车站相毗邻的西货站。半夜里，常有一列列货车从广安门开过来，然后，就有卸车的动静，就有空车相撞的声响，就有低沉短促的汽笛声，从城墙那边传过来。那时，冬天是很冷的，而且，风也很大，从城墙下那条顺城街边胡同里钻出来的人，都用围脖和口罩把脸捂得严严实实的。夜里，街面上几乎没有什么行人，胡同里，更是像打扫过一样清净。那时，我从流放的外地回家来，只有那么一班慢车，而且总是在城市的末班车收了以后的深夜到达。通常是这样：我背着行囊，顺着城墙，在昏黄的路灯下，摸进这条细小的“此巷不通行”的胡同，敲开一座小院的那并不严实的门。

　　这是北京城里最短的几条胡同之一，长不过十数米，有一处矮趴趴的小院，在那结不了几粒枣的瘦树下，有一扇不拒绝我的门。

　　“姨妈!没车了，回不去郊区的家，只好来打扰您啦!”

　　“那有什么?快放下行李，没关系的，您就在这儿委屈一宿吧!”

　　其实她是我同学的姨妈，她也知道我当时是一个类似囚犯的人，在那个岁月里，许多人的脸都对我绷紧着，但她不这样。她立刻捅开了煤球炉子，给我烧水，给我热吃的，一个劲儿地宽慰我：“没事的，不会有麻烦的，我们这儿街坊邻居，大家都挺好的，您放心吧!”

　　第二天清晨，离开那小院、那胡同时，那些大概可算是最普通的老百姓，蹬三轮的，烧锅炉的，或许还有在工厂里做工的，机关里做事的，都客客气气地招呼：“来看姨妈的吗?不多坐会儿?”我谢了他们，去赶早班车。

　　“下回火车要晚点的话，你可别忘了到家来!”快走出那胡同了，姨妈还在身后叮嘱着。

　　后来，先是填平了正阳门前那条护城河，不久，又扒了城墙，接着，拆了西站和铁路，顺城街和那条无名小胡同，就像血管暴露在体外，很快从城市地图上消失了。姨妈也拆迁到了郊区，直到故去，还惦着那个无名小胡同里住了一辈子的老街坊和彼此间温馨友善的氛围。

　　回想起来，我们以往的全部行为中，姑且不论其对或者错，有一点是最不可取的：在扬弃什么的时候，总是一古脑儿否定;连不应该否定的，甚至极可珍贵的东西，也当作垃圾给粪除了。我真心希望，也许有一天，胡同真的没了，但北京胡同里那种人与人之间的亲切、良善、和蔼、信任，还能留存在这块土地上的话，也许比那些古旧的建筑物，对于中国要更有价值些。

　　(作者：1930年生于上海。1957年7月因短篇小说《改选》被打成“右派”。新时期复出文坛，相继发表了小说《月食》《冬天里的春天》《危楼纪事》等。曾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多项文学大奖。新世纪以来专注散文创作，出版《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中国文人的活法》等多本随笔散文集。) （原标题：北京胡同的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