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南岸悬崖上的西沃石窟”系列4
民间造像的新成就
西沃石窟中的比丘惠生铭刻 资料图片
□记者盛夏实习生李梦竹通讯员王亚飞
引子
无论是黄河边还是千唐志斋内,西沃石窟依然有着强大感染力。
千唐志斋坐南朝北的仿古殿堂内,石窟东西向置于厅堂正中。
自东向西看,最东侧是座单体摩崖大佛龛,龛内立佛一尊,高197厘米,形体修长,目光平视,面部残缺,仅左眼保存完好。颈细长,着褒衣博带式袈裟,衣纹稀疏,不甚流畅。袒胸,内着僧支(内衣),右臂上曲,右手似施无畏印,跣足立于低圆平台上。
大立佛整体比例协调,但上部雕刻精细,下部粗糙,脚部尤其粗犷笨拙,且未留存题记,可证它的开凿时断时续。
立佛向西,是四座浮雕仿木结构楼阁式方塔,自东向西,依次为一二三四号塔,四座塔不在同一水平线上,塔身随级数高低不等,塔身宽度自下而上递减,塔刹高耸。四座佛塔均大屋檐外伸,好像一个整体一样。
一号塔共七级,高223厘米,底宽35厘米,每级都雕有佛龛,内有坐佛。
一号塔东侧一层檐高处,有两层平面浅浮雕,雕着十几个供养人,他们皆头戴笼冠,褒衣博带,穿云头履,侧身西向,双手合十。一号塔下方有一则造像题记,题记左右两侧和下方,也都有供养人像,他们头戴高冠,褒衣博带,穿云头履,手擎一长梗莲花,左右相向,似缓步前进,虔诚礼佛。
二号塔共三级,高112厘米,底宽34厘米,每级均是一佛二菩萨帷幔龛。
三号塔共七级,高206厘米,每级佛龛多少不一。
四号塔三级,仅刻出轮廓。高130厘米,底宽51厘米。每级都是一坐佛二菩萨龛。
一号塔至四号塔周围崖壁,布满多层小千佛屋形龛、塔形龛、方形帷幔龛、尖楣圆拱龛,共计104个。一号塔与二号塔间,还有一较大屋形龛,龛内造像为一佛二菩萨,本尊释迦趺坐于方台座上,着双领下垂式袈裟。二立侍菩萨,披帛着裙,双手合十。雕工精美生动。
“从立佛和石塔的雕凿,可见西沃应属民间组织开凿,起初规模较小,又不断后续开凿,不太有统一规划,或者有统一设想未能完全付诸实施。如一号塔,不在浮雕摩崖面内,另行开龛,高度也超过摩崖壁面上端岩棚。四号塔仅雕出轮廓,塔下岩面却没题刻。摩崖浮雕西端在屋形龛中间,还留下高36厘米、宽60厘米光平岩面,显然是欲刻题记未及。”河南省古建研究所专家李中翔撰文道。
惠生铭刻引起专家高度关注
摩崖浮雕的下方,有东西并列的两座洞窟,编号为一号窟和二号窟,均是在山崖上先凿出方形规整岩壁凹面,再开窟造全像。
一二号窟雕刻技艺精细娴熟,善于利用有限空间和平面,表现众多的造像内容,深为专家称道,尤其一号窟,最大尺度仅165厘米的狭小洞室内,雕刻了三壁三幅11尊像,另有莲花宝顶、飞天等。
一号窟又叫三世佛窟,洞口为下凹龛形,高170厘米,宽165厘米,窟外东西两侧耳龛内,高浮雕二力士。
窟内东南西三面环绕宝坛,造像都在宝坛上。南壁释迦牟尼佛,残高110厘米,头部绕三重圆形头光,体外还有莲瓣式身光,着袒胸双领褒衣博带式袈裟,结跏趺坐于方台座上,右手似施无畏印。左右迦叶、阿难两弟子,拱手侍立,皆圆形头光,着褒衣博带式袈裟。再外侧,是文殊、普贤两菩萨立侍,他们高64厘米,皆尖莲瓣式头光,披帛遮肩臂,戴项圈,着多褶长裙,跣足,立于双层覆莲座上。
窟的东西两壁,分别是过去世燃灯佛和未来世弥勒佛立像,左右各二菩萨侍立,格局形象基本相同。
“一号窟造像组合与艺术表现,与龙门宾阳中洞十分相似,堪称宾阳中洞的缩小简化版。”原龙门石窟研究所名誉所长、美术史论家宫大中道。
专家的这个评价是很高的。宾阳中洞是龙门石窟继古阳洞之后开凿的第二个大窟,作为北魏皇家石窟,它是宣武帝为孝文帝、文昭皇太后“追福”所建,雕作完整、富丽堂皇,是艺术杰作。
一号窟窟顶,为莲花宝盖藻井,宝盖中心是莲花,外绕四身飞天,皆头戴宝冠,披帛飘扬,手捧供物,双腿后曲,双脚裹在衣裙内。飞天之外,是在空中流动的鲜花与彩云,最外是莲瓣、流苏环绕。
一号窟还有四段数百字的题记,透露出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其魏碑书体雄健峻拔,古拙质朴。
温玉成,佛教考古专家、原洛阳龙门石窟研究所所长。1984年,他第一次进一号窟调查时,发现一号窟内有0.5米~0.9米厚的淤沙,清理淤沙时,出土了唐代“开元通宝”铜钱一枚,宋元间瓷碗瓷盘各一只。“作为一项水文资料,一号窟内的淤沙很值得注意,它似乎表明:宋元以后,有一次黄河洪水水位高于调查时(1984年8月28日)水位约七米。淤沙中混有石块,证明这些淤沙不完全是风吹进来的。”温玉成在《考察报告》中写道。
这次进窟考察,温玉成还发现一号窟内有“比丘惠生”铭刻。他猜想,此惠生是不是西域取经的“崇立比丘惠生”?若是同一人,这个铭刻就太重要了。
北魏洛阳佛事大盛,有佛寺500余所,派别众多,各自解释经典。在这种背景下,胡太后令崇立寺和尚惠生与宗教官员宋云前去西域取经。他们从518年至521年,历经磨难抵达印度,取回佛典170部,都是大乘佛教重要典籍。
此行促进了佛教昌盛,途经多国,还宣传了中原文化,促进了内地与西域各少数民族友好交往,增进了中国与中亚、南亚各国的文化交流。
惠生取经,是518年~521年。一号窟开凿,是525年~528年。惠生在西沃留有铭刻,是因为他的取经影响了西沃石窟的开凿?还是惠生曾踏足此处留下说法?这些,都是猜想。
温玉成在西沃石窟未找到更多与“惠生”相关的遗迹,表示“有待进一步研究”。
一号窟西侧即是二号窟,又叫一佛二弟子四菩萨像龛。它是一方形龛,高宽均为96厘米,进深74厘米,龛内平面呈现长方形。南壁一坛,与上方帷幕构成帷幕龛,二号窟变成一个龛内龛。
龛内龛中,释迦佛着双领下垂式袈裟,结跏趺坐于坛上方座,头手皆残。二弟子立侍,圆形头光,着双领下垂式袈裟,双手合十。再外左右四菩萨立侍,手持法器,披帛着裙。大小七尊雕像,皆近于圆雕。窟顶浮雕二莲花藻井。
二号窟同样有造像题记和供养人像,雕造手法为通身浮雕,辅以阴线造型,形象生动。
“二号窟,一佛二弟子四菩萨合为一铺的造像组合,在中原地区北魏造像中,尚不多见。”宫大中道。
石窟造像尽显世俗化格调
北魏洛阳,上至宫廷贵族,下至山野黎庶,无不热衷佛事。据洛阳水泉石窟摩崖题记记载,至明帝时,单洛阳周边五县内,“合大小像三万八千一十六区,佛经一千卷”。数量巨大的造像,把石刻艺术推向新高峰,体现出以汉文化精神为核心,兼容外来文化因素的时代审美特征,集中表现出大气、精美、敦厚、兼容美学风范,学术界称“龙门风格”。
从文化内涵上讲,龙门风格是汉文化融合外来文化后,表现的一种以我为主的审美意识;从范围上讲,涵盖北魏洛阳地区,包括西沃石窟在内的所有佛教石刻作品。
洛阳一带,北魏时期出现诸多义邑窟,其中“西沃石窟造像以中国化、世俗化的格调和纯熟洗练的手法,代表了民间造像所取得的新成就。有力地证明了此期佛教石窟艺术已彻底完成了汉化过程,其洞窟题记总结了时代造像的一般审美特征,为确认北魏末年石刻艺术形式,提供了年代学上的依据。”
一号窟题记中有段话:“……名匠造石窟一区,建功孝昌之始,郊就建义之初,容相超奇,四八尽俱,菩萨森然而侍立,诸天飞腾而满迹,观之者不觉玄光西移,鉴之者曦影以慕。”形象阐释了佛教造像的形制、艺术要求和审美理想,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用一连串生动语言指代几个重要的美学概念,把艺术创作与艺术欣赏过程准确地叙述出来,在洛阳北魏石窟造像中还是第一次发现。”洛阳理工学院教授贺玉萍分析。
一号窟是王进达主持开凿的。在题记中,他对石窟艺术成就有着精当总结,提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美学概念,也证明他有较高的审美水平。
建石窟,好工匠要通过高超技巧描画出玄妙美好之相,产生“大千怀道慕之悲,群生衔莫晓之虑”的美学效果。好工匠,会在通行的石窟造像仪范基础上,在表意上下功夫,以线条刀法变化,传达意蕴。
名匠,当年极受欢迎。西沃石窟提到“将揂名匠,轺辟直采芳”,描绘了邀约名匠的情景。同一时期修造的宜阳虎头寺石窟,也专门提到虎头寺是由“名匠孟僧密”雕凿,这是它的一个卖点。
西沃石窟在名匠手下,所有的雕像都焕发了生命力。石窟的菩萨、弟子、供养人造像中,嘴角均有一种神秘的微笑,这种微笑带有宗教式的不可捉摸意味,使得原本肃穆庄严的氛围,有了一种人性光辉的流动。细看这种微笑,嘴角线条并不平衡,一侧刀刻较深,与脸颊轮廓线相接,一侧较浅且上挑弧度小。这轻轻淡淡的微笑,如一线流光,穿越千年岁月,把石窟照亮了。(原标题:西沃石窟造像尽显世俗化格调 惠生铭刻引专家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