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漫谈】

　　石刻作为一种重要的文物形式，与陶瓷器、金属器、纸本类共同构成了我国历史文物的四大主干。从最早的河南、黑龙江、内蒙古、新疆、甘肃、宁夏、云南、贵州等地原始社会的古代崖画，到周代的石鼓文，从秦始皇、秦二世东巡刻石，再到汉唐、明清时期的碑碣、墓志、摩崖、造像、经幢、塔铭、画像石等。如此丰富的石刻文物，包含了自远古至近代以来的各种文献资料，所载内容涵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凡氏族人物、典章经制、山川地理、风土人情、灾害祥瑞、宗教道派、文化教育、思想学说等无所不包。从书体上看，有古籀文、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特别是保存了大量各朝代的异体字，是中国文字发展史和书法史的重要资料。从文体上看，它包括有歌功颂德、记人载事的赞、颂、记、志、铭等，各种经典文集、诗歌杂咏以及题名、盟书、地图、谱系、楹联、咒符、药方等。石刻与藏之于秘府的典籍不同，它铭之于石，公之于众，记录着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状况，所揭示的史实也较为可靠，可以作为订正古籍的有力证据和补充经史的珍贵资料，其价值不下于甲骨文之于商周史，流沙坠简之于汉史。兹以儒家石经为例，对其在中国文化传承中的作用加以说明。

　　汉代立五经于学官，各家经文皆凭所见而无供传习的官定经本，博士考试亦常因文字异同而引起争端。为了统一定本，避免争端，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蔡邕等人奏求正定五经文字，得到灵帝许可。于是，参校诸家经书，由蔡邕等将《易经》《尚书》《诗经》《周礼》《春秋》《公羊传》《论语》七部儒家经典刻于碑石之上，立于洛阳城南太学门外，此即熹平石经，开中国儒家石经之先河。此后，又有曹魏正始石经、唐开成石经、后蜀广政石经、北宋嘉祐石经、南宋绍兴石经与清乾隆石经。七朝石经所刻经目有所不同，熹平石经刻《易经》等七部；正始石经刻《尚书》《春秋》与《左传》；开成石经刻《易经》《尚书》《诗经》《周礼》《礼记》《仪礼》《论语》《孝经》《尔雅》《左传》《谷梁传》《公羊传》十二经；广政石经刻《易经》《诗经》《尚书》《仪礼》《礼记》《周礼》《春秋左氏传》《孝经》《论语》《尔雅》十经；嘉祐石经刻《易经》《诗经》《尚书》《春秋》《周礼》《礼记》《孝经》《论语》《孟子》九经；绍兴石经刻《易经》《尚书》《诗经》《左传》和《礼记》；乾隆石经刻《易经》等十三经。除了开成石经、乾隆石经及绍兴石经的大半至今尚存外，其他则多残毁湮没。两汉今古文经学的争论一直为历朝尤其是清代学者所关注，并融入到近代古史辨的学潮中，衍化成古书真伪之争。由于无法一睹汉代文本之真，争论似永无结果。20世纪20年代，汉魏石经残石在洛阳的出土引起学界极大轰动，王国维、罗振玉、马衡等人相继对之展开研究，推排复原，初步揭开了汉魏石经的真面貌。不仅让我们目睹今文经本原貌、今古文经本差异，并可由此窥探两汉经学的发展状况以及秦汉以前经本流传中的错讹。七朝儒家石经是官方钦定的文本，从经文文本到书写文字都体现出时代的标准，具有历史、文化和艺术的多重价值，可补证经文是非与历史事实，对研究经学史、政治史、书法史等都有着极大的学术价值。石经作为儒家经典的重要载体，承载着中华思想文化的精髓，对于当今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发掘儒家经典的现代价值，更有着不可忽视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石刻是一种载体特殊的文物，相对于其他文物而言，它体积大，质量重，难以移动，易于毁损，保存难度较大。历史上对石刻的破坏，既有天灾（如风雨剥蚀、雷击、地震、洪水、大火等），又有人祸（如损毁、椎拓、取石改作他用等）。因此，历经千百年而能留存至今者，弥足珍贵。对于这些幸存的石刻文物，我们理应高度重视，保护好，不能再让它们受到任何损害，这就涉及到石刻文物的保护问题。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包括石刻在内的各种文物，日益受到相关部门及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以保护。以西安碑林为例，对石刻文物的保护、管理、宣传及研究都做得比较出色，不仅建立专门碑室、碑廊与碑亭，对所藏石刻文物加以集中保护，而且还出版了以碑石文物为研究对象的专业性学术年刊——《碑林集刊》，在石刻研究方面为学界构建了便捷良好的资料平台，促进了石刻研究的纵深发展。然而，从全国范围总体来看，石刻文物的保护工作还十分不够，现状令人堪忧。近日，笔者亲赴某千年古刹考察，寺内石刻林立，数量众多。山门内东侧有一处小规模的石刻群，然而仅仅是将部分碑刻集中在一起，毫无保护措施，任凭风吹日晒、游客摩挲、椎拓甚至攀爬，致使石面磨泐严重，至于整理与研究，更是阙如。笔者认为，目前石刻文物保护存在问题主要有三：一是保护意识不够。许多文物管理人员并未受过专业训练，文化素养较低，保护意识淡薄，意识不到石刻文物的价值，对于石刻文物的损毁与破坏，顾若罔闻。二是管理不善。一些文物部门管理混乱，规章制度不健全，管理人员责任心不强，对于本单位的“家珍”不甚了解，保护工作无从谈起。更有甚者，为了创收，利用职权之便，捶拓、销售拓片，造成石刻文物的破坏。三是资金缺乏。尽管国家逐年加大文物保护资助力度，但对于基层的文物单位来说，经费仍比较匮乏，未能有效地实施石刻文物保护措施。

　　保护、抢救石刻文物的工作刻不容缓，不能再耽搁下去，否则，一些石刻会真的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之外。保护文物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绝不能让祖先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毁于我们手中。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中指出：“切实加大文物保护力度，推进文物合理适度利用，使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他对新时期我国文物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在文物界、学术界及各级文物部门中引起热议。所以，如何发掘石刻文物的当代价值，从而获得更好的发展，便成为一项重要议题。笔者有这样几点想法：

　　第一，石刻文物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蕴含着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也包含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所以，我们应该发掘石刻文物中的传统思想文化、教育资源。例如，石刻中的家规诫言、德厚流光之人的碑传事迹等等，都可以作为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素材。

　　第二，我们国家目前正在实施文化建设、文化复兴、文化强国的战略，这就需要发掘、建设区域文化。实际上，一通石刻，见微知著，从中可以看出区域文化逐渐吸收其他地区文化，获得本土文化发展进步的过程。所以，我们应发掘石刻中蕴涵的区域文化信息，推进区域文化建设，从而实现中华文化的复兴。

　　第三，发掘石刻文物的旅游文化资源。石刻是我国宝贵的文物，很多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在文博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文化旅游日益兴起，石刻文物成为一种重要的旅游资源。以山东石刻文物为例，如现存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的《韩敕造礼器碑》《乙瑛置守庙百石卒史碑》《泰山都尉孔宙碑》《史晨奏祀飨庙碑》《博陵太守孔彪碑》《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位于泰安岱庙的《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迁碑》《任城太守孙夫人碑》，位于汶上宝相寺的《衡方碑》，嘉祥武氏祠画像石，长清孝堂山画像石，等等，都极其具有欣赏价值，吸引了众多海内外游客的目光。所以，发掘石刻的旅游文化资源，也是发掘石刻文物当代价值的一项重要内容。

　　第四，举办石刻文物展览，见证历史，以史鉴今，启迪后人。同时，高度重视石刻志书的修撰，让石刻文物说话，让石刻铭辞活起来，把历史智慧传给后人，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全体人民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

　　总之，石刻作为一种重要的传播载体，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石刻如同一面史册，记载着彼时彼地的各种历史事实，可考证史籍，辅翼经史，是保存文明的功臣。所以，石刻文物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要留住中国文化之根，守住中华民族之魂，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关怀下，在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文物工作者共同努力下，我国石刻文物事业必将拥有更美好的未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发挥独特作用。

　　孟繁港（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