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和文物保护学是两个不同的学科，但有着相似的任务。医学是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延长人类寿命的科学。文物保护学是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延长文物寿命，保存文物信息，延续文物价值的一门科学，文物保护工作者又被称为文物医生。现代医学经过近几百年的发展已经十分繁荣，而我国现代文物保护却仅有几十年的历史，在很多方面可以借鉴医学发展的经验，建设文物自己的“医疗”体系。

 

　　现代医学从传统医学脱胎时，首先摆脱了偶然性和经验性的模糊医疗，从宏观的器官组织到微观的细胞分子，研究内容不断深入。从个体医疗到群体医疗，研究对象不断扩展，再到现在病理、药理、免疫和临床等领域蓬勃发展。文物的“医疗”体系也需要从点到面、由表及里的扩展。

 

　　我国文物保护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但直到近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文物保护才逐渐走向科学化。1947 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化学所对殷墟出土的青铜器进行元素分析，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对文物材质进行分析，现在很多无损分析方法，例如X 射线荧光光谱分析法，确保了文物分析可以进行到原子水平。除此之外，文物的形象观察等也是文物分析的必要部分。1977 年，上海博物馆通过X 光照相技术鉴定所征集的《上虞帖》，观察到渗入纸张纤维组织内部的印章朱砂痕迹以及其他的历史艺术直观信息。不再是以往只记录长宽高、早中晚和石铜铁等因素的情况。目前，我国国内已经有大量文物的行业标准，涵盖了各个领域，这为文物的分类集群保护提供了保证。

 

　　文物的“病理研究”是一个比较困难的工作，文物从制成使用到埋藏再到出土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不仅仅是文物本身会劣化，温度、湿度和光照等因素的变化也会对其造成伤害，当然，更大程度上是由于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文物损毁。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单因素对文物的影响，但多因素的综合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例如，敦煌莫高窟壁画上的铅丹（红色颜料）变黑是由自然保存过程中的多种因素造成的，但在研究过程中却因多因素的复杂而无法模拟出变黑的过程。

 

　　文物的“药理学研究”是一个重点。文物出现病变后，常用的方法就是施加保护材料，以达到加固、缓蚀等目的。这类保护材料有很多，但工作原理完全清楚的材料却很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凭经验选择效果好且副作用小的保护材料，却无法从源头上根治病害。和医学的规范用药相比，文物保护材料的药理学才刚刚起步。

 

　　我国文物众多，但文物从业者少，尤其是文物保护专业人才更少。面对五千年历史和漫长的史前文明遗留下来的无数珍宝，专业人才显得捉襟见肘，因此提高文物保护的效率显得尤为重要。要提高文物保护的效率，就要明确防患于未然的意识。而控制环境因素稳定，使环境保持在对文物有利的状态，将大大减少文物修复保护的工作量，起到预防的效果。

 

　　文物保护工作分为研究和操作两个部分，所谓的操作类似于临床医学。国内高校培养的文物保护领域的学生大部分都是研究型人才或复合型人才，即使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实际操作方面也缺乏足够的经验。而研究成果变为生产力应用在文物上的转化率低，造成效率低下的状况。也许未来，文物保护人才的合格标准是科学研究和实际操作的双高水平。

 

　　随着科技的发展，目前很多领域面临着数据化的机遇和挑战。习惯手写药方的医生，现在也需要适应计算机的应用。而将互联网和大数据等应用在文物领域，首先应该给文物一个明确的身份，一个特有的身份证号，做到实名医疗，能在对文物进行治疗时，查询到其体检情况、既往病史、治疗史甚至是过敏药品等。

 

　　我国现代文物保护事业才走过几十个春秋，作为新兴的交叉应用学科，文物保护逐步从应用走向研究，从落后走向前沿。我们需要不断向其他领域学习，紧跟时代脚步、追随科技步伐，将文物的“医疗”体系建设得更加完备，将珍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得更好，在当代建功，为后世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