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岁的江根龙搬离浙江松阳平田村的老屋已十多年了。县城里的新房抹水泥贴瓷砖，一整套现代家居的标配让一家人的日子过得方便清爽。可每年回村转转、每两年维修一下老宅，却是他雷打不动的习惯。

 

　　“推开窗就能看见山和云，有时还有散不开的雾，跟仙境似的，这种景致城里没有，哪儿都没。”江根龙出生的松阳平田村，远处的青山如水墨铺展开来，村外梯田错落，清泉潺潺。然而时间流转，如今村民多已搬离，可像江根龙一样，无论走多远，“回家看看”是每个人心中不曾言说的默契。“老房子是祖辈留下来的，那是家，不能没了。”

 

　　江根龙的恋乡情节折射出当下传统村落保护的社会共鸣。然而，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却让此话题略显沉重。古村落的真正价值是什么？在拆建与保护、价值传承与居所改善等一对对矛盾中，未来古村落保护该何去何从？

 

　　作为国内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之一，浙江也是一部厚重的古村落典籍。在这个狂飙猛进的工业化时代，在这场与时光和推土机的赛跑中，浙江当地全力守护古村落，保住可触摸“乡愁”，各地也不忘另辟蹊径探寻发展之路。

 

　　古村落保护与拆建在“较劲”

 

　　位于宁波市四明山深处的章水镇茅镬村，有400余年历史，有着“浙东第一古树村”的美誉。高挑的马头墙、雕花木格窗，都在讲述这里久远的兴衰史。几年前，茅镬村开始整体搬迁。

 

　　66岁的严大万曾是村子里最后一名“钉子户”。“大家陆续都搬了，可我，就是舍不得。”老人脸上写满哀伤，想守候传统却力不从心。

 

　　茅镬村的遭遇并非孤本，其如同一面镜子，照出国内不少古村落的命运。有一组让人心头骤紧的数据被反复提及：2000年，中国自然村总数为363万个，2010年锐减为271万个，平均每天消失80至100个村落。正如著名作家冯骥才所言，“很多传统村落就是一本厚厚的古书，只是很多还来不及翻阅就已经消亡了。”

 

　　作为国内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之一，浙江也是一部厚重的古村落典籍。1200多个历史文化村落散布浙江大地，其中有176个村进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尽管有山水画般的景色，历经沧桑的古村仍然猝不及防地在人们视野中老去，传统技能和民间艺术后继乏人，民俗文化日濒消亡。

 

　　时至今日，保护传统村落已是社会共鸣，但这条路却遭遇不少“拦路虎”。

 

　　陈柏洪的老房子在兰溪市黄店镇芝堰村。这是一幢有两百多年历史的清代木结构两层房屋，但因年久失修，房屋漏雨、房梁被蛀空。眼看儿子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焦心的陈柏洪决定把老房子拆了建新房。但这时，现场施工却被村干部叫停。

 

　　一面是保护村落的期许，一面是改善生活的需求，如何取舍和平衡？

 

　　浙江省农业和农村工作办公室综合秘书处处长葛永明认为，“保护古建与改善老百姓居住条件本身就是一对矛盾。”他说，兰溪芝堰村这件事很典型，老房子破败了，没法居住，无力修复，又不能乱拆。反映出当前古村落古建筑保护的尴尬、无奈和紧迫。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励小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表示，修复传统村落和考虑使用人的需要，是可达到一致和统一的。“传统村落仍然延续着世代的人居功能，其贯彻修旧如旧原则，主要侧重在外貌保护，比如墙体、马头墙木结构等。“结合使用需求修缮古屋，越是有人使用，越能留存，实际上是利于保护的。”

 

　　古村落保护与开发在“纠结”

 

　　这是一个古村落苏醒复活的故事。浙江松阳地处浙西南，由于莽莽群山掩映，使得100多座格局完整的传统村落被最大限度地保存了下来，是华东传统村落数量最多、保护最完好的地区。在松阳最偏远的枫坪乡，小小的沿坑岭头村仿佛被时光遗忘的乡土，镶嵌在海拔700多米的高山之腰，古朴而静默。“震撼”，是给丽水技术学院副教授、画家李跃亮来此的第一印象。

 

　　让李跃亮不敢想象的是，此时的松阳沿坑岭头村，已行走在消失的边缘。“全村370多人，只剩下80多名老人和孩子在家，大部分人都外出打工。”建村300年以来，不少老屋像一位瘦骨伶仃的老人，孑孓在风雨中飘摇。

 

　　在李跃亮惋惜之时，沿坑岭头村委会主任叶庆春则一门心思忙着一件事：推进整村搬迁。“山高路远，出行不便，没法发展啊。”他感慨道。当时，县里已基本同意方案，只待确定搬迁地址。

 

　　搬，老百姓生活更方便，但温润而鲜活的古村落遗产也随之消失。左右纠结，不舍的李跃亮决定为岭头村做些什么。

 

　　2013年8月，时任松阳县长的王峻来到枫坪乡，心中已有丘壑的李跃亮“献计”：“这个村一步一景，一年四季景色不同，打造成写生基地，肯定好。”王峻若有所思，觉得可试。

 

　　正是这一有心之举，当地最终花5万多元在村里搭建了三个写生平台。之后，李跃亮先后在松阳、丽水等地举办三场画展，极致的乡土面貌跃然纸上，松阳沿坑岭头村开始在画家圈内悄然走红。

 

　　濒临消失的沿坑岭头村，摇身一变成了声名鹊起的“画家村”，短短三年时间，一拨拨扛着“长枪短炮”的、背着画板行囊的人络绎不绝。脱胎换骨般的转变，也彻底打消了叶庆春的疑虑和整村搬迁的想法。

 

　　在松阳，这样的变化不止发生在沿坑岭头村。一批基于传统村落而发展起来的“民宿村”、“养生村”等层出不穷，外出创业者也开始回归乡村参与乡村业态培育。

 

　　“我们将传统村落放在历史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加以考量，不是大规模、大动干戈的建设模式，而是采取中医调理、针灸激活的方式，慢慢梳理出脉络机理，逐步恢复其生命力。”如今，已任松阳县委书记的王峻对古村落保护的决心和耐心不改。

 

　　开发在催热古村落的同时，不少人也纠结：过度的商业化开发让古村落丢了原味，古村落变景区，到底行不行？保护与开发的关系怎么拿捏？

 

　　毫无疑问，保护古村落，离不开钱，不可能拒绝发展，但又不能盲目发展。清华同衡传统村落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罗德胤表示：“古村落建设，只有适度开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才能让村民安居乐业，才能延续生命力。”

 

　　王峻也清楚认识到这点。他认为，与体量庞大的古村落遗存保护需求相对比，县域财政、人力和智力资源杯水车薪，“古村落只有发展才有可能保护的下来，而外来工商资本参与的关键是必须融合和适应当地。”

 

　　古村落保护与文化延续在“加码”

 

　　近年来，国内保护发展古村落的步伐在不断加速。2013年到2015年，连续3年中央连续发文，分阶段提出要制定古村落保护发展规划。浙江也为全力守护可触摸“乡愁”行动着，该省省长李强说，“古村落保护工作已是一项等不起、慢不得的抢救性工程。”

 

　　2003年，浙江省在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建设时，就已展开对特色文化村落的保护开发工作；2012年，该省出台了《关于加强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的若干意见》，并自次年起，每年启动260个村的保护利用，对省级重点村给予每村500-700万元补助和15亩建设用地指标支持。目前，已实施或正在实施重点村项目173个，一般村项目868个。

 

　　“政府的支持无疑为各地保护古村落解了燃眉之急，但从长远来看，必须盘活古村落的人气，带动整个村庄的发展。”采访中，多位专家表示，传统村落的保护，不能仅停留在政府与专家层面上，更应是村民的自觉行动。

 

　　在王峻看来，古村落修复并不难，最难的则是兼顾传统文化传承与村落经济发展的保护，因为古村落保护问题归根到底是文化延续出现了断裂。

 

　　活态保护、有机发展，浙江各地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针对当地特色，另辟蹊径探寻发展之路，比如“连线开发，串村成景”型、“政府独资，公司经营”型、“政村互动，逐步外迁”型、“村民为主，整旧如旧”型等多种形式的发展之路。

 

　　早已名声大噪的乌镇，如今已不再依靠单纯的江南水乡风光和古镇建筑来吸引游客，而是以举办乌镇戏剧节为机向文化创意发展转型。

 

　　罗德胤称，在人们易产生审美疲劳的今天，乌镇借戏剧节传达了新的活力，在稳定人流量的同时，提升了游客的单次消费，这就是搭乘文化快车的另一次“开发”。

 

　　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吴必虎对如何“活化”也有着自己的想法，“村落‘活化’需要文化创意，需要‘阳下结合’。如果创意完全脱离乡土就失去了根基，就像浮萍一样没有落地的生命力。”

 

　　“阳下结合”即“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结合”，是指利用当地社区和外来创意设计师结合起来保护和利用古村落。譬如，在一些古村落中，艺术家、知识分子、学生、设计者到乡村去，跟农民在一起生活，做出一些很棒的创意产品。

 

　　这些尝试是创新，背后则是有心。从政府到民间，从浙江省到乡村，大家的想法简单而朴素：不能把祖宗的遗产丢了。令人欣慰的是，关心古村命运的人正在携手破解难题。

 

　　夕阳下，抽着旱烟的江根龙站在老屋前，看着远处工人正搭着梯子修缮老屋、黄泥的土墙飘出烟火，耳边响起了久违的脚步声和狗吠鸡鸣，他笑着对身旁的老伴说：“什么时候，我们也搬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