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献记载的粟特人就来自大呼罗珊地区,他们或旅行、或居住在中国境内,从事着丝绸之路沿线的贸易活动,有的甚至服务于中国政府,同时也为中国带来了新的宗教、文化、技术、艺术甚至生活方式。这些从中国发现的摩尼教、祆(音“先”——编者注)教寺院、粟特人墓葬以及墓葬和石窟壁画上的竖琴、马球、猎豹等图案中可窥一斑。
2016年底,南京大学和伊朗同行组成的中伊联合考古队发掘了纳德利土丘,既以期填补伊朗史前文明发展史上的空白,又延续了丝绸之路的精神:接触和交流。
为什么到伊朗考古?伊朗不仅是古代文明的起源地之一,而且是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连接了西方的地中海、东方的中国、北方的欧亚草原和南方印度河流域,在历史时期的“丝绸之路”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伊朗史前文化的待解之谜
伊朗在史前时期所扮演的文化摇篮和通道角色,迄今尚未深入研究。早期作物、驯化动物、冶金、彩陶和土坯建筑的传播路线至今仍是未解之谜,最基础的史前文化序列也未建立,绝对年代数据存在相当多的缺环,而古代陶器、冶金术、建筑技术都存在研究空白。虽然与周边区域的联系,包括戈尔甘平原、中央高原、土库曼斯坦西南部已有所涉及,但有关长距离交流,如我国新疆,则成果寥寥。这些工作都需要依赖未来田野发掘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纳德利土丘 水涛 摄/光明图片
2016年3月,南京大学与伊朗文化遗产和旅游研究所(RICHT)签订了为期五年的合作协议。同年11—12月,南京大学和伊朗文化遗产、手工和旅游组织北呼罗珊省办公室(相当于我国的省文物局)组成的中伊联合考古队发掘了纳德利土丘(TepeNaderi)。这座大型土丘位于科佩达格山脉南麓,靠近土库曼斯坦,所以古代丝绸之路的旅行者要前往近东和罗马,它是必经之路。近年来,当地的文化遗产管理部门计划保护纳德利土丘,但是各种资料都非常匮乏。于是我们决定发掘这座土丘,为该遗址的保护工作铺路。
土丘是近东、伊朗、中亚和南亚特有的聚落形式。一个土丘累积了几个时代的生活遗存,前后跨越几百年,甚至几千年。这种遗址在整个伊朗广泛分布,包括干旱且山洪频发的中央高原、湿润且土壤肥沃的戈尔干平原以及高海拔的山地。但在我国新疆,尽管地貌环境与伊朗极其相似,至今还未发现土丘遗址。
仿烧青花瓷 张良仁摄/光明图片
为什么伊朗古代居民要把房址建立在之前的废墟上,而不是换一个位置?他们这么做是为了躲避在干旱地区破坏性极强的山洪,还是长久以来形成的文化选择?关于这个问题,前人的研究很少。此外,北呼罗珊省是如何参与长距离文化往来的?历史时期尤其是中世纪,北呼罗珊省的居民在远距离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绿松石和青金石贸易闻名于世。那么在史前,这条交流通道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在驯化绵羊、黄牛、小麦、大麦从伊朗到中亚甚至到东亚的东传和水稻、小米从中国向伊朗向欧洲的西进中,北呼罗珊省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近东起源的冶金技术、彩陶和土坯建筑又如何传播到中亚、南亚和我国西部?
这些未解之谜,有待考古发掘的成果来解决。
延续六千年的土丘
纳德利土丘规模巨大,历史久远。根据前人的地表调查,它是一圆形土丘,使用年限从铜石并用时代(公元前4500-3600年)一直延续到伊斯兰时期(公元651年至今),前后延续近6000年。19世纪,土丘顶部还有城堡,周围还有一圈城墙,但是这些城堡已经消失,而城墙坍塌殆尽。
怎样发掘这样一个大型土丘?中伊联合考古队制定了一个长期工作计划,逐步收集资料,研究上述问题。2016年11—12月,中伊联合考古队做了为期24天的田野工作。首先做了全面调查,经测绘,土丘基础的直径达185米,土丘现存高度为20米,底部在现存地面以下5米。最后,发掘了一条长30米的探沟,跨越土丘内外,由此发现了从铜石并用时代到伊斯兰时期的文化堆积。其中伊斯兰时期的土坯墙和两层淤土非常引人注意,说明这里曾经两次长时间积水,因此留下了很厚的淤土;而在积水离去之后,人们又在这里活动,留下了陶片和兽骨等遗物。在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文化堆积中,考古队发现了土库曼斯坦纳马兹加风格的彩陶和里海南岸戈尔干平原的灰陶,揭示了伊朗北呼罗珊省与中亚和戈尔干平原之间的文化联系。
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在一个伊斯兰时期灰坑出土了一件青花瓷碗。青花瓷是我国元朝创烧的瓷器,其青花就是伊朗进口的钴料烧成的,在明清时代大量出口到欧洲。伊朗曾经属于蒙古帝国的伊尔汗国,青花瓷器也自然大行其道。不过,伊朗人并不满足于从中国进口青花瓷,而是开始仿烧青花瓷,15世纪更为普遍。这次发现的青花瓷碗就是一件仿烧品,碗的造型和花纹都有意模仿中国产品,但是技术没有学到家,花纹简单而且模糊。其实在伊朗历史上,这不是第一次学习中国的陶瓷技术:在11和12世纪,伊朗人就从中国宋代的单色瓷吸收灵感,烧出了光泽油亮的釉陶。
接触和交流
这次中伊考古合作,不仅是一次学术合作,而且是一次考古工作方法的交流。我方不仅有发掘人员、测绘人员和科技考古学家,还带去了探沟发掘法和钻探技术。在伊朗,无论本国的还是外国的考古学家,一般采用2米见方的探方,从土丘顶部往下一直挖到生土。这种方法能够获得地层,但是无法解决其他问题。这次采用了大探沟发掘法,布了一条长达30米、宽2米的探沟,是一次全新的尝试。这种方法不仅可以获得地层资料,而且可以获得较大范围人类活动的信息。这次合作也引进了我国的钻探技术。钻探是我国考古学家调查遗址的传统方法,在发掘一座遗址以前做全面的钻探,以便了解整个遗址(墓葬、居址)的范围和地层。而过去伊朗考古学家一般采用小探方发掘来了解一座土丘的范围和深度,费时而且费力,无法大规模实施。我方带去了探铲和精通钻探技术的研究人员,手把手将钻探技术传授给伊朗同行。在传授过程中,双方完成了一系列工作,既了解纳德利土丘的范围、深度,也了解土丘周围的文化地层。
伊朗介于地中海文明与东亚文明、欧亚草原文明与印度文明之间。19世纪就有欧洲学者前往发掘,但对于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界的研究还非常有限,而有关史前丝绸之路的研究更是微乎其微。纳德利土丘的发掘,由于其优良的地理位置和漫长的历史,将为我们探讨古代丝绸之路、冶金技术、农作物和家畜传播,提供大量的新鲜资料。在伊朗,我国投入的学术力量很少,只有若干研究波斯文学和语言的学者,研究伊朗历史的几乎没有,研究伊朗考古的更是空白。而在历史上,两国曾经发生过密切的文化联系,与现在冷淡的学术研究形成了冰火两重天。现在我国学者到伊朗做考古工作,才迈出了第一步。不过,这次中伊合作,除了研究古代丝绸之路,还交流了发掘方法和钻探技术,因而延续了丝绸之路的精神:接触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