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之际，人们可能会想起英国诗人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的一首诗《MCMXIV》。这一串罗马数字只有在旧式的座钟上或者在阵亡士兵的墓碑上才能看到，意思是“1914”，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年份。诗歌首先描写1914年8月在伦敦的奥弗板球场（The Oval）和伯明翰的维拉足球公园（Villa Park）所排起的长龙，但诗歌告诉我们人们排队等候的不是球赛，而是参军。在排队的人们中间，你可以看到留着八字胡须、戴着波乐帽（圆顶硬礼帽）的人们，就像在电影中看到的福尔摩斯或波罗。在商店门前的遮阳伞上印着的是传统品牌的古老名称，人们使用的是法尔特英斯（farthings）和克朗（crowns）之类的硬币（当年最小和最大硬币）。新生儿都取了国王或者王后的名字，可可和烟草的广告牌到处矗立，酒吧整天开门。我们可以看出，诗歌在竭力渲染传统的英国形象：乡间的路牌上字迹已经模糊，但是在麦穗下仍然可见中世纪的土地分界线。在巨大的庄园中，仆人们住在小房间里；主人的豪车驶过，留下一道长长的烟尘。诗歌最后几行笔锋一转，刚才这幅传统英国的油画被一笔抹去。就在1914年，一切都改变了，就像那辆驶过的豪车，烟消云散。“再也没有那样的纯真，/再也没有，无论过去或未来”。显然，1914年被视为“纯真”消失的年代，传统英国从那时开始一去不复返了。

    拉金的诗歌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一战的硝烟早已散尽。他在写诗歌，同时也是在思考历史，这使得他的历史观显得过于浪漫、过于诗化。他不能够真正想象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也不能够体验到战争对那些参战的人们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如果我们翻开一战诗人的诗歌，我们就会看到一场完全不同的战争。艾萨克·罗森伯格（Isaac Rosenberg）1897年出生于英国布里斯托的一个俄国犹太移民家庭，毕业于伦敦斯雷德艺术学院。他的专业是绘画，但是对诗歌同样感兴趣。1915年他应征入伍，1918年4月战死于法国。他的诗歌以直陈的语言、生动的参与感和现实感对战争进行了毫不避讳的呈现。《倾倒死尸》一诗描写部队在行进过程中经过一片尸横遍野的战场，运送辎重的车轮碾过尸体的情景。一个士兵仍然一息尚存，向车轮抬起了一只微弱的手，血迹模糊的身体朝着光明挣扎，“呻吟着看到全世界的人走过他的视线”。诗歌写道“空气中死亡在嚎叫，/黑暗中火苗在喷射，/爆炸没有停止……此时时间已停滞，经历数分钟，/这些必死者昂扬着走过时间，直到弹片对他们呼啸‘立定’”。担架上的伤员脑浆崩裂，溅到抬担架的士兵脸上，担架一斜伤员跌倒在地上。当他们在地上找到他时，“这个沉沦的灵魂沉入深渊，再无法体验人类的温存”。也许这就是题目所说的“倾倒死尸”吧。

    然而，更多的一战诗歌并没有那么直接，而是更加含蓄地让人们想象和体验战争的残酷。威尔弗莱德·欧文（Wilfred Owen）1893年出生于伯肯赫德，曾经做过一个牧师的助手，但很快对教会的作用感到失望。1915年他加入了英国军队，参加了著名的索姆河战役，患上了“炮弹综合征”。后来他获得过军功章，1918年战死于法国。他的诗歌有的用犀利的口吻讽刺战争的荒唐，有的用细腻的观察呈现了无声的悲剧。《无用》一诗描写一个生命垂危的士兵被抬到室外，人们希望阳光能够把他唤醒。在家乡，“阳光的轻抚曾经使他苏醒”，然而，在今天这白雪皑皑的早晨，太阳已经无济于事。太阳能够让种子发芽，能够让星球复苏，然而面对这位士兵，太阳感到了自己的“无用”。在《残疾》一诗中，一位失去双腿的年轻士兵正在思考他的过去和现在。他曾经是学校的足球明星，众多女孩追求的对象，但是在一次聚会上他酒后突发奇想，谎报年龄，加入了英国军队。一是为了追求军旅生活的酷，二是为了讨好他心爱的马格。然而战争改变了他的一切，现在他躺在轮椅中，无法再续从前的美好生活。夜幕降临，他看到从前的女友与其他小伙外出，心里有一种难言的滋味。“多么冷，多么晚啊！为什么他们不来/扶他上床？”。他成了一个废人。

    “反战”是一战诗人的突出特征，与我们今天所听到的纪念和怀念的声音完全不同。但是他们的“反战”情绪并不总是通过大声疾呼或直接顶撞的形式表现出来，有时是通过更加诗化的声音表达的。罗森伯格的《战壕黎明》一诗描写一只老鼠爬过了战壕中的英国士兵的手，然后穿过暂无战事的战场，爬到对面战壕中，爬过那里的德国士兵的手。这只老鼠没有敌人，没有仇恨，被称为“充满挖苦的老鼠”。诗歌说，“你似乎在内心暗笑，当你爬过/体魄强壮的士兵，炯炯有神的眼睛/他们生存的机会比你还少，/被屠杀的奇想所蒙蔽，/匍匐在大地的腹腔中，/在法国被撕裂的田野中”。诗歌暗示，充满仇恨的人类连老鼠都不如，同时也暗示士兵出生入死，跟老鼠差不多。“法国被撕裂的田野”和“大地的腹腔”都暗示了士兵们注定的悲惨命运。欧文的《奇异的相会》描写一个英国士兵战死疆场，来到地狱，碰到了那个他刚刚杀死的德国士兵。这个冥府邂逅让人想起了荷马的《奥德赛》、维吉尔的《埃涅阿斯记》和但丁的《神曲》等西方名著，只是这次相会更加离奇、更加让人不可思议。两位士兵生前素不相识，但是却刀兵相向，相互残杀，难道这不是人间悲剧吗？

    然而，16位英国的一战诗人已经成为过去，只有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诗人角”静静地纪念着他们，可能还有大学里攻读外国文学的学生们仍然在读他们的诗歌。他们曾经为我们记录了一战的种种真实而感人的历史事实，然而随着历史的远去，人们可能不再对那些细节感兴趣，而更倾向于寻找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更宏大的历史意义，就像拉金在《MCMXIV》所描写的那样。美国诗人伊丽莎白·毕晓普（Elizabeth Bishop）在20世纪70年代写了一首关于1918年的诗歌，叫《在候诊室里》。虽然这个年代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密切相关，但诗歌并不是写战争，而是写一次奇特的个人变化。7岁的小女孩随姑妈到牙医诊所就诊，在等候时她翻开桌上的《国家地理》杂志，看到里边的非洲女性裸露着上身，脖子上戴了许多装饰环，把脖子拉得长长的。她突然意识到自己也是女性，将成为那样的人，禁不住失声叫了出来。性意识的觉醒在诗歌中被描写为一个突变，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带来的“突变”一样，即由“天真”坠入了“经验”。在这首诗中，一战也许并不是描写的对象，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对一战的理解，与拉金的理解如出一辙。

    关于这一点，我们能够说些什么呢？随着历史事件的远去，那些被牵涉到的个人将逐渐被人们忘却，人们所看到的可能是更大的、更深的、更抽象的历史。也许这是一个趋势，一个事实。然而，如果我们要真正理解那段历史，我们就应该回到当时，回到个案，通过个体的亲身经历来了解它。历史总是存在于细节之中，抽象和总结实际上可能淹没历史，淡化历史，而不是凸显历史。在纪念一战的“回应”活动中，英国现任桂冠诗人卡罗尔·安·达菲邀请当下的著名诗人阅读一战诗歌，然后对这些诗歌做出回应。著名北爱尔兰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写了一首《在田野》，以回应爱德华·托马斯（Edward Thomas）的《当耕马的铜铃》。托马斯描写了士兵开赴战场之前的焦虑，而希尼却回忆了战争结束时参战的亲人回家的情景。两首诗都以田野为背景，但是心情却很不一样。也许所有参战的士兵都有同一个希望，那就是活着回来。也许对于那些士兵来说，这才是最真实的历史。